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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世界的幸福出路 ——对《灶神之妻》的存在主义解读

苦难世界的幸福出路 ——对《灶神之妻》的存在主义解读

作者: 惟清 | 来源:发表于2017-01-13 13:28 被阅读0次
    图片出自 Wristcutters A Love Story 一部我最爱的黑色幽默公路片 压抑的过程 温暖的结尾。 这个世界虽然有诸多遗憾 但活着仍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生命尚在,温暖便可期待。

    摘要:《灶神之妻》是谭恩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她的这部作品之所以得到西方主流的社会的认同,除了作品中显现的东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迎合西方人的猎奇心理以及优势心理以外,更重要的是作品对人的命运的诠释与追问使读者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本文试用存在主义理论,通过对《灶神的妻子》的文本分析,来说明,《灶神的妻子》除了是一曲美国梦的赞歌,一座中外文化的大观园,一位坚强女性的抗争史外,它更是站在整个人类命运的高度,告诉我们,人生的际遇无常,人都是命运大海上颠沛流离的小船,不管我们如何选择,做什么样的选择,都不会到拥有完美无憾的人生,但是在到达彼岸的过程中,唯有爱和勇气能将我们救赎。

    关键词:《灶神之妻》;存在主义;荒谬;选择

    《灶神之妻》是谭恩美以其母亲的生活为蓝本,创作的一部以女性视角为主的小说,绝大部分篇幅都是以母亲,雯妮的口吻在叙述她个人的生活体验。[1]随着历史背景从辛亥革命的爆发转换到到抗日战争的胜利,雯妮的身份和际遇也在历史的流转中不断变化。从有钱商户人家的女儿,到为了家族声望而被迫寄人篱下的幼女,从战争中饱受家暴并且辗转流离的随军军属,到一位平凡的美国牧师的妻子,雯妮的生活一直都在预设的希望中失落,在现实的无奈和困苦中挣扎。

    小说中对旧中国民俗,民情以及社会大背景的描写,被很多评论者指为,作者有意“他者”化中国的形象,在作品中强调神秘,落后的东方,刻意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和优势心理。[5]同时,作为一位在美国生长的华裔女作家,缺乏对其母文化的亲身体验,她对中国文化的描写的真实性也被质疑。同为华裔美籍作家的赵建秀,就曾指出谭恩美描写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伪文化”。[1]

    近代,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兴起,以女性为主角的谭恩美的作品,也被许多评论者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解读。《灶神之妻》被认为是一部描述饱受性别歧视,被社会边缘化的女性,如何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努力抗争,取得话语权的奋斗史。[6]

    然而,2007年,在新书《沉默的溺水鱼》出版之际,谭恩美在接受南都周刊的采访时曾说:“有人认为我写的不是文化,我并不是要讲述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我讲的都是非常个人的东西,一位住在美国的中国母亲,在中国拥有过去的母亲,她经历的痛苦,我经历的痛苦,我们思想上的差异,年代上的差异,她失去了她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过孩子,她爱她的妈妈,她亲眼看着妈妈死去……我描写的故事并不是旨在文化,而是个人的生活。”谭恩美虽然没有表明她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但是她对个人体验的强调,以及通过对《灶神的妻子》的文本的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文本中的诸多议论,都是在借母亲之口表达她对苦难的深刻体验。她的文化归属性,对她来说并不是她作品的唯一基调。她对女性的同情也并非是她的作品唯一的主题。然而,她对苦难的体验与关注是贯穿于整个作品的。相对与她的母亲,谭恩美虽然没有经历乱世之痛,但父亲和兄长的过早去世,以及病痛和事故的折磨,让她对苦难的人生也有她别一番的感悟。

    因此,文化并不是一个刻板化的符号,在一种文化中,个人的生活体验,个人对自身价值的不同追寻,成就了文化的深度与多样性。作为一部以其母亲的经历为叙述主线条的小说,谭恩美用其精湛的叙述技巧给我们呈现的不仅仅是一部巍巍的文化景观,更重要的是以小说为媒介和读者一起分享了,她对母亲人生苦难的体验和思考。

    在小说中,雯妮以一个历经苦难却仍对生活不失希望的斗争者呈现在读者面前。面对苦难和生活中的无常,她既可以为了生存忍让,逆来顺受,她也可以用坚强和乐观的心态去追寻她想要的自由和生存的意义。面对荒谬的世界和痛苦的生存状态,与其说她是一个女性权利的维护者,不如说她是一个存在主义的悲剧英雄,就像加缪的小说中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她一边无望的忍受着命运的巨石反反复复的碾过她备受摧残的身心,一边以乐观的姿态反抗着这种生存的悲怆。[3]在舅舅的家中,她学会了“什么都不指望,却又满怀渴望”,[2]在战争到来的时候,她有了对死亡更深刻的领悟,她认识到死亡也许会带来解脱,而生存也许会意味着奔向更好的生活的可能性。

    荒谬世界中的出路

    在讨论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时,存在主义者都承认它的荒谬性,因为在种种的人生疑问和苦难得不到解答的情况下,荒谬感自此而生。[4]然而对于如何对抗这种荒谬感,存在主义者们的意见却并不统一。加缪强调如西西弗斯式的精神反抗,而萨特则强调人的“自由选择”用行动去反抗。[4]

    而在《灶神的妻子》中,这两种形式的反抗兼而有之。在面对生存的无奈和悲剧性时,小说中的主人公用存在主义的清醒认识了悲剧的顽固性,也用存在主义者的坚忍来抵抗种种侵蚀她们可能的幸福的悲剧。

    在第一章神仙店中,患病的珍珠对自己所遭受的痛苦的一番看法,实际是有着相似经历的谭恩美在表达她的所感所想。为了不让自己的正常的生活因为疾病而崩溃,珍珠和丈夫约定,不“沉湎过去”也“不提未来”,不提“更坏的可能”也不提“渺茫的希望”。[2]对她来说,生活中任何可以把握的小小事情,例如“汽车换挡时发出的嘎嘎的声音”才是她应该关心的,她“小小的胜利感”的来源。[2]对于生活的悲剧,她接受之,然而她并不因此而放弃她在悲剧中寻找胜利感的行动。

    而珍珠的母亲更是一个在无理性的世界寻找自由和出路的勇者。当生活所谓的意义和目标在她面前灰飞烟灭,徘徊在崩溃边缘的她用也许并不存在的希望来抵御虚无和绝望。她是有过梦想的,可生活的荒谬总是不失时机的呈现在她的眼前,让无意义和非理性成为一种她无法理解但是必须接受的常态。和表妹亲亲热热的文福成为了她的丈夫,然而嫁给文福,这种她所以为的“幸运”却成为了日后梦魇般缠绕她却又无法摆脱的婚姻,她和胡兰水火不相容,却“总能找到做朋友的理由”,围成圈朝一块小石头吐口水,是空军训练勇敢的方式,而战争中被误炸而导致的伤亡,被当权者解释成,那只是“炸了几件衣服”。[2]荒谬从未在她的生活中停止过,即使她以后去了遥远的美国,丈夫的去世,女儿的不理解与责怪,海伦也就是胡兰对她的牵制,让她始终在一个又一个生存的无奈中继续抗争。

    面对苦难,面对荒谬,她已经习惯,她甚至已不再去细想所有悲剧的前因后果,她是一个冷冷的“局外人”,一辈子在苦难中挣扎,让她真正品味了哀莫大于心死的感觉,所以她告诉了女儿她羞于启齿的往事,抛开一切,承认生存的悲怆性。在十九章,软弱与坚强中,她对女儿珍珠说:“这就是我的生活,一切总是徘徊着--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没有反抗,但也没有顺从。所以,你瞧,就是这样,既软弱又坚强。”[2]她这一番话,不但彻底的道出了母亲雯妮对她整个苦难人生的态度,更是生对的向我们陈述了,谭恩美如何在她的作品中,有意无意的用存在主义的哲学来洞察母亲以及她自己风雨兼程的人生。存在主义的哲学认为,诞生到一个荒诞的世界的人的唯一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自由,自己的反抗,自己的生命。[4]雯妮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她不仅是一个为了不公正的女性命运而奋起抗争的代表,她更是一个对整个生命,整个人生发起挑战的存在主义的悲剧英雄。

    孤独个体的自由选择

    存在主义的先驱,萨特认为,“他者即是地狱”。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任何试图向他者祈求的拯救都只能是徒劳。[4]

    在《灶神的妻子》中,母亲雯妮就是萨特笔下那个试图向他者寻求拯救,并最终体会到个体孤独的深刻性的生动写照。作为小妾的女儿,在封建制的家庭里,雯妮把所有的希望和美好,都倾注在她与众不同的母亲身上,可是母亲最终弃他而去。而且的母亲的行为,间接导致她不得不寄养在不能给予她多少疼爱的舅舅家。文福的求亲,让她觉得希望重新降临,她认为文福给了“一个孤独的姑娘梦想更好生活的理由”。[2]然而婚后无止境的虐待,让她明白了文福不过是另一个囚禁她自由和梦想的地狱。后来胡兰不那么纯粹的友情以及接二连三失去的孩子让她所有的希望中止于绝望,然后才有了对孤独的彻悟。所以她给她的第三个孩子其名为淡若,并且解释到“淡若­­­——无动于衷,一个很好的佛家名字,好像这孩子这辈子永远不与尘世的一切发生关系,连他的母亲在内”。[2]这个名字,让她心里的孤单,跃然纸上。

    然而母亲雯妮决不是一个深陷孤独,而消极被动等待死亡的人。她深知,“最孤独的时刻”也是她“最幸福的时刻”。[2]实际上,她是一个在人生的无常中,笃信自由选择,在自由选择中寻找人生真义的人。这一点与存在主义的核心是不谋而合的。虽然她一开始并不能自由选择,但是她从未放弃过对自由选择的追求,因为只有这样,所以在离开文福之前,她对自己说“我早已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2]忍耐无爱的婚姻是她选择不选择,最终反抗不幸的婚姻是她选择她所认为的自由和出路。在所有的苦难中选择生存,决不不用死亡和自杀来逃避苦难。不管怎样选择,她都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

    所以,她亦理解后来成为汉奸的父亲的选择。她说,“你怎么能责备一个人的胆小和软弱呢,除非你自己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当我们面临最后关头时,天性中怯懦的部分会让勇气溜走,紧紧抓住求生的希望,你怎么能指望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宁死不屈呢?”[2]于是,最后她原谅了她的父亲,同时也原谅了离她而去的母亲,因为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选择离开,而“我”也“为了同样的目的做出了所有的选择”。所以,“我”选择谁也不责怪。

    雯妮是荒谬世界的积极选择者,年轻时梦想未来,遭遇苦难时,寻找幸福的可能,她曾是一个忍受苦难和不幸的“灶神的妻子”但是最后她选择成为了一个用“幸福战胜苦难”的莫愁夫人。[2]她为了自由和爱,在多难的人生中坚强忍耐的活着。母亲对心酸往事的回忆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下,显得亦真亦假,母亲也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了”。[2]一个一个的片段,一段一段的体验,就是小说随体现的人生因苦难而展现的非凡的魅力。岁月中,一切都是流动的,探究是虚是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面对苦难的态度,在荒谬的世界中,唯有爱和勇气才能帮我们摆渡人生。

    参考文献:

    [1]崔万胜, 张萌.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述评.许昌师专学报, 1997(2):45-46.

    [2]谭恩美. 灶神之妻. 张德明,张德强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3]颜鹤.西西弗的意义——加缪存在哲学述评.贵州大学学报, 2004(5):28-30.

    [4]马强.略论萨特和加缪的思想及其在小说中的表现. 青海师专学报, 2007(2):28-31.

    [5]潘玉莎.从“他者”中国看谭恩美的文化身份——解读小说《灶神之妻》.广西社会科学, 2008(5):155-157.

    [6]白颖, 费小玉.从沉默到爆发从压抑到释放——对谭恩美《灶神之妻》的女性主义批评解读.理论界, 2008(7):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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