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写的“口袋”，不是人们衣服上装东西的“兜”，也不是军人背在身上的干粮袋，而是家乡装运粮食的一种长条布袋。
家乡的“口袋”，约一米五长，直径一尺或一尺二寸，一般是棉花纺制的粗布做成，可装一百来斤粮食，每家每户有一条或两条。因为一般的农家都是用半人高的木制“黄桶“或一屉屉的四方格仓贮粮，用条形口袋可轻松“上仓”。
大集体时代的夏秋收获时节，社员们要将生产队道场（禾场，生产队集中打粮食的地方）里刚打出或是晾晒的小麦、黄豆、稻谷等粮食搬进“农作屋”（仓库）贮存。当然，扛粮食的一般都是青壮年男子，女人们则用盛粮食的器具往口袋里灌。装满后，青壮男子则将装满粮食的柱形口袋弯成半月状，然后蹲下身子猛一用力，整条口袋就横担在肩上了。
农人们扛着装满粮食的口袋，就像扛着一轮新月一般，叫着号子，步履矫健，跨过跳板，你追我赶，整个禾场弥漫着喜悦、荡漾着欢笑。因为，他们装满的是辛劳、肩扛的是希望。
记得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放晚学后，我来到道场，自恃还有一把力气的我对三叔说，让我扛一袋吧。三叔说好啊，“秀才”也能扛粮食？大人们满是疑惑。我学着他们的样子，把口袋“跺”实成柱形，然后弯成半月状，蹲下身子，试了几次，口袋就是上不了肩。后来，还是三叔怕我扭伤了腰，帮我将整条口袋上了肩。而我则是一只胳膊支在腰间，颤颤巍巍，走上跳板，亦步亦趋，将一口袋小麦倒入了仓中。原来，扛袋上仓不仅是力气活，还是技术活，弄不好就会“扭腰”或拉伤胳膊。
记忆深处与口袋有关联的还有两件事，一直在脑海里时隐时现、挥之不走。一件是婆婆（祖母）送公粮的事；另一件是社员“私分”小麦的事。
每到夏日，吃过晚饭后，婆婆就坐在庭院里，轻摇蒲扇驱赶蚊虫，给我们讲一些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其中讲得较多的是她送公粮的事。
据父亲讲，爹爹曾经做过小生意，但大多是赔钱。有一次从家乡贩了一担约五十斤重的香油，辛辛苦苦挑到邻城——应城去卖，应该说还是赚了一点钱的，但回来时却只剩下了一条扁担。据说是晚上在客栈住宿时，闲着没事，与人打“戳豁子”（一种纸牌）被人捉了“笼子”，硬生生将一担香油的本利输了。回来后，婆婆和爹爹大吵了一架，因为那担香油还是找油坊赊的。我没有对爹爹不敬的意思，不过自此以后，爹爹就不再参与“带彩”的娱乐了。
为了偿还欠下的香油款和一家人的生计，一双“小脚”的婆婆充当了“女汉子”的角色，争取到了一个送公粮的差事。这个差事除有工钱外，还管中餐，这对于一个生活困难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分“利好”。于是，婆婆每天天不亮就和其他送粮的人，赶着背驮两条装满或小麦、或黄豆、或大米口袋的骡马赶往五十里开外的邻镇——“长寿店子”粮站。上下口袋时，有时有人帮忙，大多时候是婆婆一人装卸。驮运队中餐时，婆婆将本来就发得不多的馒头、饼子之类的干粮也会省下一部分，晚上带回家给儿女们充饥。
就这样，披星戴月的送粮差事一直做了一个多月。我一直在想，婆婆的一双小脚“日行百里”，是什么在支撑着她？可能就是伟大的母爱吧！
记得是我八岁那年吧，婆婆、父母、还有弟弟妹妹们已经是一大家子人了，可谓是家大口阔，生产队分的粮食一直不够吃。其实，当时所有家庭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只听得大门“吱”的响了一下，就进来了两个人，一个人扛着袋子，什么也没有说放下口袋就走了。母亲赶紧起床，将那两人留下的半口袋小麦倒进了一口平时装粮食的敞口缸里。对于各生产小队一些年纪较大、胆子也大的人合计后给每家“私分”一点粮食，当时的大小队干部也是心知肚明。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社员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调往了别处，而自己却吃不饱，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麻袋取代了“口袋”，再后来，装化肥的“蛇皮袋子”又取代了麻袋……目前，在农家已经看不到那种装满粮食后呈柱形、弯月形的棉布口袋了，但那些粗布“口袋”却曾装满乡亲们的勤劳、智慧和希望，成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抹不掉、挥不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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