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简书发了一篇短文《社会文化的整合》，因为敏感词汇，发出去没有多大时间就被锁定了。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思考着如何将锁定的文章恢复过来。
偶然之中，我在群聊空间看到一篇短文，《中国的野生哲学家，到底有多野？量子佛学、太极物理了解一下？》。文中没有介绍量子佛学、太极物理的具体内容——其目的其实只是为了强化野生哲学家的野，只不过野字后面没有必要加问号——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人一下子明确题目的实质意义！
《中国的野生哲学家，到底有多野？量子佛学、太极物理了解一下？》主要讲的是2018年8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其间，一些有幸预会的民哲给世界哲学大会带来了一场闹剧。这其中:第一位民哲抢麦，先宣泄用汉语表达的主权，迎来了民哲们的掌声。接着问尼日利亚神父是否了解中国儒家哲学“这个无聊的问题”；第二个民哲大爷操着浓厚的北京腔，问倪梁康教授:第一，唯识学到底是不是对的？第二，量子力学不是已经证明了自我意识了吗？你怎么看？面对这样的境况，有个别学院派情绪低落，离开现场；晚上，研讨会讲座在大宴会厅举行，一位民哲向雅典大学做新柏拉图主义与普罗提诺讲座的教授宣称“你的理论是不存在的”，而另外一位则宣称自己找到了“幸福的真正规律”，并且已经“统一了哲学”。接下来的提问环节，民哲们一大票的废话，让个别学院派情绪低落、无所适从，即便有问题，也没有了表达方式；还有，这些民哲的服装、名片，以及他们研究的所谓的高端难题，都让人觉得他们狂妄至极。用作者的话说:“这些民间哲学家和普通哲学家有什么区别呢？这么说吧，普通哲学家可能会探讨存不存在上帝，而民间哲学家们，他们自己就是上帝。”
作为一个哲学爱好者，我对2018世界哲学大会多少有点了解。就主题“学以成人”，我也注意到网上有诸多争议，而至于大会的具体过程、细节，我并没有过多关注，因而，当我偶尔看到这场民哲的闹剧，已经是在世界哲学大会结束的半年之后。
说实在的，对于民哲们在世界哲学大会上的上述表现，我感到触目惊心，我甚至由此生出了一种悲哀的念头——是的，这些整天追寻着所谓高级学问的人，他们竟然连最基本的规矩、礼仪都没有；罢了，且把前面的问题算做小节，而他们竟然不可一世，竟然把自己当做上帝待了。如此，确实太过份了。
我想，2018世界哲学大会，民哲能够走向前台，这乃是政府、以及相关学院领导对于民间学者的关注、抬爱。显然，对于民哲来说，这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只是，有个别人，“抬到供桌上，巴在香炉内”！
就学术而言，具体到哲学，现阶段，有相当多的专家、学者，以及民间的哲学人士，大家都充分地认识到了东西互鉴、官民互通的重要意义。而且，事情也正一步步地向好的方向发展着、转化着。因而，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也将是一篇光明的。
而接下来，我很想借用这个时机，阐发一下关于社会文化整合的自然逻辑，以便隐含地透露一下社会文化发展的曲折性、前进性。
以下是《社会文化的整合》的部分内容: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文化的变动过程、亦既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就是人类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两种状态之中对于自身认知体系的探索过程、对于自身认知体系的反思过程、对于自身认知体系的鉴定过程、对于自身认知体系的调整过程，而这种过程，决不是单个人的行动过程，而是社会群体之间相互对接的过程、相互沟通的过程、相互学习的过程、相互融合的过程。社会文化交流、汇通、互鉴、融合的内在动力是人的社会生产实践以及人的社会生活实践；社会文化交流、汇通、互鉴、融合的外在动力是人所面对的外在环境的变迁和变化——这种外在环境的变迁和变化，即包括自然环境的变迁和变化、也包括社会环境的变迁和变化。社会文化的交流模式有主动交流和被动交流；社会文化汇通的前提是人对社会文化的接受和应变能力；因而社会文化的互鉴包含着明暗两个心理方面的接受模式——明的一面代表着口服心服的接受模式、暗的一面代表着口是心非的权宜接受模式；因而，社会文化的融合模式最终会表现为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自身社会文化系统的全盘否定、以及拒斥心态的自身文艺复兴。
社会文化的推进过程，反映在个人层面，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社会文化的对接和互动。就个人层面而言，社会文化的交流、汇通、互鉴、融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无处不有、无处不在——而且这种交流、汇通、互鉴、融合的过程中所出现和发生的情况可谓是多彩多姿、千人千面——亦既反映在交流方面，有协商式的、有强制式的；反映在汇通方面，有积极应对的、有敷衍了事的；反映在互鉴方面，有口服心服的、有口是心非的；反映在融合方面，有融会贯通的、有见异思迁的、有我行我素的。就社会文化互动的个人层面而言，它所表现出来的情况之所以复杂多变，原因就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认知方面的差异性、利害关系的多变性、性格方面的异质性、修养方面的优劣性。社会文化的交流、汇通、互鉴、融合，反映在社会层面，就是社会文化的整合。社会文化的整合，首先还是表现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流、汇通、互鉴和融合，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之中，随着互动角色的不断介入，这个过程会表现出群体化、集团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和基础之上，一种社会层面的社会文化的合作开始了、搞不好对抗也开始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延续，在某种意义上，其实质就是人类特定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延续。社会文化的整合，反映在社会层面，其核心是阶级利益，其动态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合作与对抗，其决定性作用是国家意志与基层民众精神诉求之间的一致性、契合度。社会文化的整合，反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亦既反映在国际社会，则这种整合的过程即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针对利益展开的合作与竞争、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针对价值观体系展开的合作与对抗。
以上是我的《社会文化整合》的核心内容。
是的，民哲与学院派之间的对立，即有学术方面的各自看法，又有利益方面的各自诉求。也正是表现在这两个方面，有时候，学院派对于民哲的轻蔑，不单单是表现在他们对于民哲学术水平的全盘否定。之前，我看到过相当数量的关于学院派对于民哲的批评文章，虽然有些话他们没有明说，但是，他们的某些对于民哲的污蔑和藐视，在某种意义上未必出自于他们的良知。
是的，世界哲学大会的乱象在一定的层面上反映着一些民哲的没有教养、没有素质、甚至于没有哲学学术修养的基本素质，但是，这并不代表民哲整体；而且，世界哲学大会明确的给予社会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相关学院的领导，已经开始关注哲学的民间力量，已经意识到了官民互通、官民互鉴对于中国哲学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如此，协调好专家、学者同草根阶层的心理冲突、利益纠葛，也当是政府以及相关学院的领导所要考虑和注重的问题。
如此，如果民哲闹剧再度出现，那么，面对他们的，就应该是自由、公正的律法的约束和裁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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