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萍姐是我舅父的长女。她是乡间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一个女子，普通的个头，普通的模样，很不起眼，就像田间的一棵庄稼，在麦浪里起伏，在苞谷林里站立，在棉花群里开花，但就这样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女子，却遭受了不普通的生活磨难，走过了坎坷的一生。可以肯定地说，她当年之所以患上食道癌而过早地离世，除了村里兴办的炼铁厂造成的空气污染是重要因素外，与她的性格、所经受的丧子之痛的打击和所承受的大儿媳恶语相加的憋屈与窝火是分不开的。
水萍姐的性格是有些古怪，内向，敏感，偏执，甚至自卑。除了先天的因素之外，可能与后天的家庭环境有关。舅母很早就患上了青光眼，眼神不济不说，耳朵也几乎失聪，母女之间交流自然会受到影响，尤其是舅母生下表哥后，重男轻女的思想更加严重，把心思和情感都集中在了儿子身上，对水萍姐更加冷漠，之后，舅母竟狠心抛下不到三岁的女儿，独自带着儿子与在河南小豫州做生意的舅父团聚去了。水萍姐只能随祖母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在乡下生活，和祖母的感情越来越近，和母亲自然就越发的疏远，母女间的情感隔阂越来越大了，母爱的缺失，内心必然感到某种冷漠和自卑，寡言少语的性格就这样形成了。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水萍姐从不叫自己的母亲，一般就打马虎眼来说话，实在回避不过了，就用“哎”来打招呼。母亲给我解释说，当年舅母从河南返回家中，水萍姐高兴地喊着妈妈扑过去时，舅母竟然不由自主地躲避着，并且很冷淡地说，我不是你妈！舅母不知是开玩笑，还就是出于真心，反正这个晴天霹雳般的回答，一下子浇灭了水萍姐对生母的情感之火，封住了一个女儿叫妈妈的声音，从此以后就变得更加郁郁寡欢，在大人眼里就成了古怪的甚至有点自闭的孩子，这个印记伴随了她的终生。
直到自己也做了母亲，甚至当了祖母，水萍姐内心还在纠结，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妗子太偏心了，对我太不好了。说起偏心，舅母真的是有过之而不及，对表哥的那种疼爱是疼在骨子里的，是用整个的生命去疼，用全部的心血去爱。舅母晚年病卧在炕上时，念及表哥经济的拮据和生活的负担，不但拒绝吃药打针，而且还绝食，与其说是病故，还不如说是自尽。表哥当年的确是生活负担很重，经济压力很大，身为独子，除了赡养父母，还要抚养三个尚未成年的儿子。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况且还得供上学哩。后来据母亲讲，舅母在病重时对她唠叨过，说是自己要是死了的话，就可以给儿子减轻负担了。可见当时舅母真的是去意已决，以命减负，这是多么伟大与无私的母爱，又是多么令人悲催的往事呀。
水萍姐这种古怪、自闭的性格也许是造成她与二儿子关系僵化的主要原因。二儿子是三个儿子中最聪明、最帅气的，由于在婴儿时期睡觉时脑袋没及时倒位置，结果把头睡偏了，并由此得乳名为偏娃。偏娃样样都好，但就是性格有严重缺陷，平时和外人交往也很正常，和和气气，说说笑笑，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就是和自己的父母合不来，而且时常保持着某种敌意，经常是一言不合，火冒三丈。某年的夏季，有人给偏娃来提亲，水萍姐也不知说了点什么，但却引发了偏娃的极大不满，竟然要寻死觅活的，全家人都吓坏了，最后好说歹劝，总算把他安抚了下来。就在全家人以为从此风平浪静、平安无事的时候，不幸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有天，家人都出去了，就剩下偏娃和奶奶在家，但不知怎么，偏娃忽然歇斯底里大发作，嚷着不想活了，然后就向院子里的水窖跑去，他奶奶吓得大声喊救，连鞋子都跑丢了，结果无济于事，等邻居们赶来将偏娃从水窖中捞出来时，早已没有了呼吸。
中年丧子的哀痛击垮了水萍姐。内心的伤痛难以言表，就只能在心里盘绕纠结，成为针刺，扎痛着一个母亲思儿的心，她每天以泪洗面，祥林嫂一般地逢人就唠叨个不停。久而久之，听者厌烦了，水萍姐却有点神经质了。
按照乡下的风俗，家人去世后的第一年过年时不能走亲戚，但可以接待亲戚。我和姐姐在初五那天去水萍姐家探望。水萍姐家在蒙亨村，文革时期改名为前进村，历史上著名的四次蒙坑战役就发生在那里。分别是公元402年北魏与后秦蒙坑之战，公元538年东魏与西魏乔山之战，公元576年北周与北齐蒙坑之战，公元909年梁晋蒙坑之战，跨越中古时代东晋十六国、北朝和五代十国等历史时期而持续逾５个世纪。 蒙亨距我村伯虞也就两公里的样子，步行不到半小时就到了。按照辟邪的习俗，我们在进门时便燃放了一挂鞭炮。姐姐苦口婆心地劝着水萍姐，说是各人自有天命，不用过于伤心，偏娃走了，也省下给他娶媳妇盖厦了。乡下人平生最大的负担，莫过于娶媳妇盖房子，晋南当地的方言中保留着很多古汉语成分，由于没有受到游牧民族文化的侵扰与渗透，较之晋中、忻州和大同的方言来说，就纯正多了，厦即为房子的意思。老百姓都说，娶媳妇盖厦，经过的害怕。的确如此，别说乡下了，就是到了城里，负担重得同样的让人害怕。姐姐以此来劝解水萍姐，虽然不是太恰当，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逝者已逝，生者的生活还得继续。姐姐的劝说还真的很有效果，至少从表面上看，水萍姐的情绪稳定了，不再像以前那么逢人唠叨偏娃了，但我知道，家里人去世了，对于别的家庭成员，痛苦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但对于一个母亲而言，丧子之痛是终生的，而且不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减缓，甚至会在不经意间勾起时，痛苦还会加重。
水萍姐的这种性格也许还导致了婆媳矛盾的激化。婆媳矛盾是亘古难题，也是世界难题，这都缘于情感之争的微妙心理。有民谣云：鸦鹊子，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放在高坡上，把媳妇背到炕头上。不知她们婆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矛盾竟然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一般而言，在此情况下都是婆婆为顾全大局而忍辱负重，能忍则忍，能让则让，倒是媳妇会得寸进尺，只将娘家的妈当妈，则把婆家的妈当马，这也就罢了，经常还会节外生枝，甚至恶语相加。据蒙亨村里的熟人给我讲，水萍姐的大儿媳妇竟然是个毒舌妇，不感谢婆母悉心照顾孙子也就算啦，不照料安慰病中的婆母也不说啦，却还不知羞耻地在外边搬弄是非，本来婆婆得的食道癌，她却说是屁眼坏了，听到后我的肺都要气炸了，恨不得去搧她几耳光。我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流失殆尽，真是让人痛心疾首，唏嘘不止。
水萍姐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比一般的姑表关系要好得多，这取决于大人们关系的好坏和平时的来往走动。母亲是姥姥、姥爷的掌上明珠，是舅父最小的妹妹，两人相差十多岁，受到宠爱是自然的，加之在同村，相互间的走动就很频繁，关系很亲近。水萍姐出嫁后，我还和小表姐妮去她婆家蒙亨去玩，当年粮食匮乏，白面更是稀少，但我们去了之后却能受到优厚的待遇，专门为我们做了白面面条，而其他人则是杂面面条，想来真是温暖和感动。
在一件事上我让水萍姐很伤心，至今想起依然感到很愧疚，但已经无法弥补了。那年，我回国后探亲，由于事情多，我犯下了不可宽恕的错误，竟然忘记了去蒙亨水萍姐家看望，等我回到太原时才突然想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乡下人眼里，出国是件很了不起、很轰动的事，水萍姐除了想见到我外，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思，就是想在婆家显示一下娘家人的光彩和气势，以此来提高自身在婆家人心目中的位置。水萍姐婆家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没有见过世面，特别稀罕在外工作的人，用村里人的话来说，就是干事的人。特别是她婆婆，当年从山东逃荒而来，落脚到小山村，封闭，无知，甚至愚昧，对外界感到神秘。我们每次去水萍姐家，都会受到最隆重的招待，她婆婆也总会爱不释手地摸着我们的衣服问这问那，赞不离口，我们既觉得有点可笑，又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只能随口应付着。等水萍姐到了我家，知道我早已返回太原后，不禁火冒三丈，对我母亲大发牢骚。等我听说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再回去探亲时，专门去探望，但也难以弥补上一次的缺憾。
大约在一九九五年夏季的某一天，水萍姐突然和六合表哥来到我家，让我深感意外，一问，原来是水萍姐患了食道癌，到太原肿瘤医院来看病。得知她病了，我心情很沉重，连忙安排他们吃住，并在第二天陪他们去医院检查、住院。虽然手术也很顺利，但一年之后，水萍姐还是去了，闻之，我潸然泪下，为我受苦受难一生的水萍姐感到难过、伤心。
水萍姐去世后，我再也没有去过蒙亨村，但我每次回老家探亲时，总会默默地面向东南方向哀思，想她的音容笑貌，念我们姐弟的感情。愿她安息，来生不要再受苦，有一个好的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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