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沐子恒
十多年以前，那时我不过刚入中学，课余时喜欢读些历史书，那时喜欢这样一本薄薄的书，只不过是十余万字，也不是用传统的史学眼光编纂，而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以一条清晰连贯的思路贯穿全书，在一个看似平淡、波澜不惊的时间基点上前后观望，他试图阐明，近代史的衰落并非从鸦片战争开始，实则是由量变引起质变的结果，鸦片战争只不过是这无声无息的衰落的一个鉴证，作者想告诉我们，中国自始至终处在一种逐渐变质的道德力量的约束之下，却很难成为富有民主独立的法制社会，这是为现代社会不容的原因。
这部书就是《万历十五年》。它的作者黄仁宇教授，早前在国民党军校工作，其后旅居美国多年，攻读历史专业。他的著作大多在大陆政治氛围宽松之后才得以付梓出版，其后便引起了极大反响，这与其主张宏观历史的独特视角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也有着不同的声音，他似乎习惯以一种西方的历史观来审视中国历史，不过，探究历史的一大要点就是尝试用多种思维和视角，因此他的著作值得一读。
在看到本书名字而未及细览前，我有许多疑问：万历十五年，看起来好像很平淡的一年，为什么要以这一年为基点？向前数五年，轰轰烈烈,长达十六年之久的隆万大改革随着首辅张居正猝然长逝而终止，呕心沥血的张大人在生前尽力辅佐幼主万历皇帝，却在三年后惨遭清算。在张居正和小皇帝亦是父子，亦是君臣的表面关系下，究竟隐藏着什么。逐渐长大的皇帝的内心有了什么样的变化，让万历不念旧情，将曾经忠心辅佐的张大人抄家封查，而他因为什么原因，逐渐厌恶朝堂，抵触百官，走到了大臣们的对立面上。也许，这万历登基的第十五年，就是他长达三十年消极怠政的开始……
神宗万历皇帝，曾经统御这个帝国长达四十八年之久，在明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排在第一位，然而却有一半的时间，都是不上朝的状态，使得帝国后期逐渐陷入半瘫痪的状态。他最终得到了“神宗”的庙号，《谥法》里说：“民莫能名曰神，不名一善曰神。”也就是说，老百姓对他实在无语，说不上哪里好，叫做神。在传统史家看来，万历是个地地道道的昏君，明朝实在是灭亡在他的手里。
然而，万历帝即位之初，也曾矢志中兴，也曾豪情万丈，在张居正为首的一众名臣的辅佐下，出现过短暂的中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昏君明君可以区别的。《万历十五年》首先讲到的就是他和张居正的关系的微妙变化。
在万历皇帝在登基之初，是被当作中兴圣君来培养的。他不仅在经书、历史等功课方面要做到持之以恒的学习，四季不断，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礼仪大典。每天必须频繁的更换不同朝服出现在文武百官面前，一日之间常有数次，带着庄重的冠冕，冠冕前后各十二串珠帘，这些繁冗的仪式日复一日，让皇帝无可避免，却渐渐至于乏味无趣。
从后来的结果看，万历帝查抄张居正，似乎雷厉风行，刻薄寡恩。其实他对这位张大人的感情，是依赖而又带点畏惧，他又时常受到太后和儿时的读伴冯保等人的左右，有一些优柔寡断。张居正在头十年中，帮小皇帝处理掉大多数事物，也尽可能的省去很多仪式，实在是皇帝的福音，皇帝只需要在奏折上批阅“知道了”就可以。有人敢挑战首辅的权威，不仅仅是和皇帝过不去，也是和太后过不去。
可就有这么一年，公元1577年，张居正因为父亲去世，按例要回去守制三年。皇帝无法想象，没有了“相父大人”的佐助，朝廷会变成什么样子，于是以“夺情”为由，再三恳请张居正在职居丧。
这时候皇帝忽然觉察到，各种反对张大人的声音忽然出现。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联名，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到张居正的居所，劝说其离职丁忧。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贪恋权位，故作伪态，实在不符合历代圣贤所提倡的以孝治天下的典论。
然而皇帝对张居正保持绝对的信任，将奏请官员重重杖责，罢官流放了事，表现出了难得的果敢。张居正则还是锦袍换成布袍，照常办事。张居正一路高升，最后又被赠为太师。
这一切的荣耀却在四年后随着其突然去世戛然而止。本来，皇帝对这位国之柱石的倒下甚为悲痛，张居正死后也极尽哀荣。可是不久之后，弹劾张居正的奏折却如雪片一样飞来。皇帝突然发现他的信任突然崩塌。象征着睿智聪慧和精明强干的“相父”却是个生活极度奢侈的人，私生活也非常混乱。他所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实际施行的过程中却被搞成了另一副样子。占地房屋、坟地，还有难以开垦的荒地插上稀稀拉拉的豆苗，也被当作要上税的耕地计算，倡导节俭、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利！
然而，万历皇帝在查抄张居正家产的过程中，实际不过是被当做文武百官所左右的工具，他并没有完全知道张居正的罪行是否属实，比如，有人报告张居正曾经蓄意谋反。在其厉行新法的过程中，曾经得罪的官员着实不在少数，他们希望给皇帝呈现的，都是其表里不一、虚伪丑陋的一面，而皇帝在其后的岁月却慢慢发现，其他的官员还不如张居正，他逐渐看透了官员们打着仁义道德的幌子下，行的却是虚伪浮夸、流于形式、贪污成风之实。
他越发的感觉到，查处张居正并没有让他得到许多好处，言官们调转矛头，开始在皇帝私生活上大发议论，批评皇帝糜烂奢侈。即使是他的爱妃郑氏生下皇子常洵，也并不能给他多少安慰。皇帝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单调和疲劳。他在亲自主持殿试中，也发出“无为而治”的题目，这表明，他逐渐有了消极厌倦的倾向，在张居正威严下屈服逐渐长大的小皇帝，忽然有一天冲破樊笼，没有想象中那种如释重负，重新起航，反而堕入更无边的空虚和寂寞中。
终于有一天，在皇长子常洛和三子常洵谁为太子的问题上，皇帝和朝臣们走到了对立面上。这件旷日持久的斗争不过是一条导火索，最终以皇帝的妥协为结果，不情愿地立了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却从此开始了他二十多年消极怠工的生涯。更糟糕的是，这在本朝已经有了先例，正德和嘉靖皇帝已经开了一个恶劣的开头，万历不过是效法着他的叔祖和爷爷，有样学样。
这部书一改我之前对万历皇帝的印象，他身处权力的巅峰，其实，也是处于一个身不由己的漩涡中心，这就是历朝历代形成的道德体系，这股风气让他感到恶心，却又无可奈何。当他逐渐成长，却碍于性格的犹豫和软弱时，终于走向一个索性不作为的极端。
历史已经作古，在万历皇帝在生前为自己营建的陵寝中，埋藏着豪华奢侈的陪葬品，这就是明十三陵之一的定陵地宫。从其曾经存在的遗骸中，考古学家发现，万历帝个头并不高大，是个矮子。遗憾的是，他现在已经尸骨无存。在文革中，他被确定为“封建大地主阶级头目”，尸骸被曝光、捣碎、焚烧，这位御宇中国近半个世界的帝王，终于随着一缕青烟，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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