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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春秋:诸卿及军制—— 3.31 关于“卿序”与“军行”的深层次

鲁春秋:诸卿及军制—— 3.31 关于“卿序”与“军行”的深层次

作者: 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 来源:发表于2024-04-01 06:29 被阅读0次

    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既然郑厉公(公子突)并非子元,那么子元在祭仲、厉公驱逐昭公(世子忽)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呢?当然就如申无宇所说的“封在栎”,所以我们必须从“栎”入手寻找子元的踪迹。

        厉公复入于郑之后的第四年(前597),其与有拥立之功的权臣祭仲发生冲突,并被后者驱逐至蔡,随即祭仲又复立了之前流亡在卫的世子忽即位,也即郑昭公。而流亡的郑厉公并不示弱,而是又从蔡返回进入了郑国西南部的重镇栎:

        ……秋,郑伯因栎人杀檀伯,而遂居栎……(左传.桓公十五年)

        这里的郑伯就是说刚刚流亡的郑厉公,进入栎并杀死了驻守的“檀伯”。如果子元自从郑庄公晚年就被封在此地,且并没有因为四年前郑厉公第一次即位而流亡的话,那么这位檀伯就是子元。因此子元不但不是郑厉公,反而是他的死对头。由于其一直倾向于世子忽,所以厉公在诸侯的支持下占领栎并将其置于死地。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之前所说的“曼伯”就是先流亡后复立的世子忽也即郑昭公吗?我们仍然回到申无宇答对楚灵王的议论:

        ……对曰:“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左传.昭公十一年)

        注意这组四个排比,郑曼伯、宋子游、齐公孙无知和卫献公,共性首先在于确实都一度成为国君,其次在于要么为人所杀没得到善终,要么被迫流亡了。从表面上来看,世子忽也即郑昭公还确实满足这两个标准:

        ……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左传.桓公十七年)

        也即郑昭公复立之时,执政大臣包括祭仲足和高渠弥,最终在复位了短短两年之后(前695),昭公终于为高渠弥所弑。此在此暴露了一个后来申无宇谈及的焦点,也即“五细不在廷”或者“羁不在内,亲不在外”。昭公由于失去诸兄弟的支持,导致被权臣轻易废立甚至杀害。

        但是昭公的被杀真的如申无宇所谓“郑京、栎实杀曼伯”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高渠弥作为次卿一直就在郑都城,跟之外的大城没关系,所以显然曼伯和郑昭公(世子忽)是两码事。那么被京、栎所杀的曼伯又是谁呢?还是要看《传》的原文:

        ……秋,齐侯师于首止,子亹会之,高渠弥相。七月戊戌,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左传.桓公十八年)

        就是说刚刚即位一年的子亹和权臣高渠弥双双为齐襄公设计捕杀,祭仲于是又从陈国迎立“郑子”。而这位郑子在统治了郑国十四年后(前680),一直居住在栎已经十七年的郑厉公终于迎来了复辟:

        ……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获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君。”与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左传.庄公十四年)

        就是说真正死于来自栎的军事力量者正是这位“郑子”,尽管是假借傅瑕之手。同时我们也可以看看原繁对“郑子”的评价:

        ……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贰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左传.庄公十四年)

        从原繁的说法可知,“郑子”字子仪,并且也确实是郑庄公之子。当时除了被高渠弥弑的昭公,被厉公杀死的檀伯(子元),被齐襄公杀死的子亹,被傅瑕弑的郑子以及复辟的昭公五人以外,郑庄公还有另外八个儿子在世。当然我们从后来的文献记载中得知,这八个人中至少包括公子语和太伯。

        那么在位十四年的“郑子”确实就是曼伯吗?我们再看看《国语》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载:

       ……灵王城陈、蔡、不羹,使仆夫子晳问于范无宇……对曰:“……国为大城,未有利者。昔郑有京、栎……叔段以京患庄公,郑几不克,栎人实使郑子不得其位……志于诸侯,此其不利者也……(楚语.范无宇论国为大城未有利者)

       这里范无宇也即申无宇,其明确指出“栎人实使郑子不得其位”,此对应《传》中所谓“京、栎实杀曼伯”,那么曾经在郑庄公几次重大战役中指挥主力的曼伯其实就是“郑子”也即子仪,在庄公晚年由于不明原因离开郑国旅居陈国,直到昭公、子亹连续两君死于非命之后才被曾经一同领兵作战的权臣祭仲召回国内即位。当然《左传》与《国语》的记载有一个冲突的地方在于,《传》认为京、栎两地都与曼伯之死有关;而《语》的记载更为合理,认为京邑为庄公之患,而栎邑为郑子也即曼伯之患。看来两部典籍可能都取材于相似的原始文献,而在传抄之中出现部分谬误,其中《传》更看重对历史全貌的复原,而《语》更忠于前人雄辩的具体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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