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
当一个人自以为相信“共产主义”且在人生的态度上有所去取之际，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把自己这条“盲目”的命无条件交到“英明”的“党”这位“老大”的手中去掌管？还是意味着通过对生命现象最深刻的体验而觉悟出自己这个“人”不过是整个“类”之一部分、且“人”的“解放”不过是“类”的“解放”的一个环节、因此“人”的“解放”事业，就是将有限的个别的“人”的“存在”提升到宏阔的“类”之自我运动的“海洋”中去定义自身呢？这是一个不能不严肃思考的问题。
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靠近修道院外墙的位置，是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整整一代人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地。褐色花岗岩石碑的表面，隐隐闪烁着如宝石般紫色的光斑。石碑上墓主的浮雕像依然躺卧且凝视着那未知的远方、仿佛那里有一条通向真理的隧道。整个公墓显得杂草丛生、疏于修整。除了一些跟团旅游的中国游客，访者寥寥。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所预言：后来的人们，已经把布尔什维克们曾经为之付出生命的事业给忘了。
今天的人们，倘若听见 “生命应当献给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样的话，他们多半会从鼻孔里喷出两声“哼哼”，将脸上的肌肉抽起作嘲笑的样子。因为今天的人们已经感受不到因而不相信所谓“人”是一个“类”、且这个“类”是需要被“解放”的了。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把实实在在的作为个体的需要吃饭拉屎的“人”交到一个极其抽象的“类”的事业的手中，简直就是发疯。
那么“人“之作为“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觉吗？“类”是一个拥有“人格”的、需要被“解放”的、且被“解放”之后会“感恩”的实实在在的某种东西吗？换言之：倘若我“献身”于“人类”的“解放”的话，“人类”会不会对我怀有“好感”呢？或者，“人类”是否“认为”自己应该被“解放”呢？总而言之，所谓“人类”，是一个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和他打交道、沟通感情的实实在在的“人”吗？如果所谓“人类”不过是一种并无感情和血肉的抽象的概念的话，那么，“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就是一句空洞的鬼话。而无数保尔柯察金们为之流血牺牲的那个“最壮丽的事业”也就成了一个巨大而残酷的骗局。
不幸得很，尽管我们有权仅仅把自己视为偶然单独的个体存在者，然而我们却时常被迫为某种不可抗拒的处境所挟卷而沦为某种“类”。在苏联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一个看起来似乎“奇怪”的情节：金发碧眼衣着时髦的“资产阶级小姐”冬妮娅和保尔柯察金一起参加布尔什维克们的聚会。在这一群朴素的俄国“泥腿子”们中，会弹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冬妮娅显得就像是一个外国人般格格不入。是什么原因让住在同一个地方甚至相爱的俄国人之间的差异和分歧看起来判若异族？人为什么有时候很难以某种轻松的个人身份、而不得不背着某种“类”的“包袱”去和世界打交道呢？在我此番旅俄的途中，遇到同团有两个从“共军”的高位上退休下来的老太婆。当然，她们属于今天中国日子过的十分滋润的那种人。出于“好心”、老太婆劝我：“你要想办法多挣钱”。然而我的回答却像喷出的芥末般呛得她们喘不过气来———“在时下的中国，有钱就是有罪！因为让很多‘先富起来’的人有钱的理由、恰恰是让更多的人越来越绝望的根源！这样的现实是长久不了的。所以，觉悟的、懂得历史规律的人，不应该想着‘多挣钱’、倒要想着多挣一点道德、才足以应付将来的大而可畏的扒粪时代的局面”。或许因为我的“反动”言论颠覆了老太婆的价值观，而她们又实在找不到更好的为“要多挣钱”的价值观辩护的理由，便转而攻击起从我身上散发出的“劳动人民”所常有的那种汗臭味来。这两个由“党”培养出来的老太婆为什么不由自主地捍卫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而敌视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呢？因为她们一旦日子过得滋润，她们就不再是某一个人、而是某一类人了。作为某一类人，她们不由自主地按照她们所归属的那个“类”的属性去想问题。“类”绝不是一种幻觉，人会不由自主地归于某一种“类”，并站在这个“类”的立场上去爱去恨。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只不过是“类”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因而人的全面解放，只能是“类”的解放！
我们如果再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就会发现：无数保尔柯察金们为之流血牺牲的那个“最壮丽的事业”其实出于一种哲学假定———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拥有自觉意识的不断运动的存在物、而作为整体的人类之精神生活以及物质运动就是它的实现形式。人类整体总是有目的地通过“自我否定”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攀升。它赋予作为个体生命的“人”以意义感和目的感。“觉悟”的人会充分地觉知到那个作为整体的“人类命运”的向上意志并自觉地配合和参与到它的“自我否定”精神过程中去。因此上，这种觉悟了的人方称得上“合理”的“存在物”。真正地、彻底的革命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非常确信他们是知道且参与“真理”的人、而这“真理”就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命运”通过否定自身的消极因素而向前发展的运动。所以，当一个革命者去摧毁那些陈腐而邪恶的价值秩序以及靠这秩序为生的人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有丝毫道德上的顾虑的。因为他们的摧毁活动正是“人类命运”通过自我否定、扬弃自身而得以“攀升”的过程在人身上的体现。只有这真正地、彻底的革命者才是自觉的“人类”的化身，而那些死抱着陈腐秩序与邪恶价值负隅顽抗而苟延残喘的人将不过是“人类”必将脱下的一件发臭的衣服而已。
基于上述的哲学假定，东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展开了其一个世纪的实践。经历过高潮，却走向了低谷。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也伴随着死亡的幽暗。上述的哲学假定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看来仿佛全然失效因而备受嘲弄。今天的人们更喜欢将自己视为一个全然独特的个体，割裂而偶然的选择着全然属于个人的不受干预的私生活，他们觉得自己似乎已经从令人窒息的“人类命运”之整体性运动中脱离出来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必须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心智已经绝难把“人类”体验为一个具有“精神”和“人格”的整体性存在了。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心智看来，“人”不过是为环境和处境所决定的零碎的个体存在者。换言之，如果你是一个小商户，你是没法且无必要去理解赚钱以外的别的什么事的；如果你是一个官僚，你也没法且无必要去熟悉官场规则、潜规则以外的规则。如果你是一个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所谓的“中国人”，你有什么理由不“仇日”呢？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生活中的基督徒，你有什么理由不去诋毁“异教徒”的信仰呢？倘若你是一个奔波于职场上的白领职业人，除了偷闲玩玩手机、你能把多少可支配的时间和意愿自由地留给灵修和审美呢？今天的人们，越来越沦为某种被处境和身份所给定的偶然而琐碎的“存在物”，在这样的“存在物”看来，统一为可识别的整体的“人类”是不存在的，围绕着这个“人类”的一切命题，都是虚假的命题。一切为过去的人类体验为真实、深邃而伟大的东西，到了今天的人们这里都轻薄地化作在镜头前扭捏作态的“pose”；一切曾激励人们用生命去争取的真理，到了今天的人们这里都简化成伸出两个指头信口嚷嚷的“欧耶”。基于今天的人们的自然感受、他们与“全人类最壮丽的事业”是天然的陌路之人。他们有理由不再把“人”视为一个“类”且这个“类”是需要解放的，因为，他们觉得在享乐的床上已经十分地“解放”了。
不过，他们很快会担当不起他们的所谓“自由”， 他们很快会感到他们其实不是一种琐碎而偶然且足以“自由”地去“享乐”的存在物。随着生活一点一点露出它那狰狞的“牙齿”，他们会很快感到他们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乃至于不得不忍受来自职场的压榨和胁迫、且前途越来越迷茫和昏暗皆全然出于某种“类”的邪恶的精心设计，而某一“类”人正为这样的设计大享好处。他们会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命中注定地属于所谓“屌丝”的阶级并由此产生一种阶级意识，当这样的阶级意识越来越凝重和普遍，便会自然而然地上升为一种哲学。无论他们是否喜欢那个已经被实践所污染了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他们也命中注定会持有一种通过彻底改变某一“类”的“庄家”们制定的游戏规则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想法。
历史是一个巨大的循环且向前的过程，阳光底下并无新事。人归根结底是不能自由地选择看待世界的方式的。人的大脑不过是某种大而可畏的“人类命运”之主题的被动的接收器。当某种某种大而可畏的“人类命运”之主题从梦中醒来，人们就会像一推无序的钉子遇到磁铁般一霎时朝向同一个方向。因为，人命中注定就是一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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