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嵇康与阮籍并称”嵇阮”，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被推尊为“魏晋风度”的代表。
1、为什么说嵇康阮籍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其余人为什么没有那么重要？
2、记载嵇康阮籍事迹最早的两部史书《三国志》《晋书》。
3、成语“首鼠两端”的意思：首鼠两端，汉语成语，拼音是 shǒu shǔ liǎng duān，意思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出自《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4、中国古代文学史——建安风骨和正始之风的内涵和区别
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正始体，中国三国曹魏后期的一种文学风貌 。因始于正始年间，故称之为正始体。其主要特征是崇尚老庄。作家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以 抒发道家志趣为主，脱离现实，以至开两晋“玄言诗”之先河，世称王何；另一派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上承建安风骨，透露着不满现实的锋芒，世称嵇阮。
王、何一派与建安文学传统已经脱节，开两晋玄虚之风。而嵇、阮一派继承建安文学的遗风，表现了时代的特色。他们的诗歌有比较深厚的内容，艺术技巧比较圆熟，成就大大超过前一派。这两派的综合，就构成正始体的基本面貌。
建安诗歌通常是指汉末建安元年至魏明帝太和年间（约196—232）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 建安三曹父子都“雅爱诗章”，建安七子又都齐聚邺下，建安诗坛可谓“彬彬大盛”（锺嵘《诗品·序》）。其时“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三国志·王粲传》），国家的动乱分裂激起了一代士人统一天下的壮志豪情，而“人之觉醒”的社会思潮与人命危浅的社会现实，又引发了诗人们死生无常的喟叹和对个体生命的依恋，这样就形成了以慷慨悲凉为其情感基调的“建安风骨”。
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240—249），正始诗歌则包括魏明帝太和末年至西晋立国（约233—265）这一历史阶段的诗歌创作。这一历史时期，屠杀、谄害、猜忌、恐怖伴随着司马氏集团阴谋篡权的全过程，建安那种相对开明的政治风气烟消云散，慷慨任气的社会环境没有了，“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文学氛围消失了，因而正始诗歌也就失去了建安诗歌中那种高昂奋发的精神。
如果说建安父辈们关注的是外在事功的追求，那么正始诗人注重的是理想人格的建立。当时玄学的兴盛以及现实的严峻，使得忧生之嗟与理性思索成了正始诗歌最突出的特征。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诗歌完成了由“汉音”到“魏响”的历程，完成了从乐府民歌向文人诗歌的转变，五言古诗由此而走向成熟，并产生了像曹操、曹植、阮籍这样的杰出的诗人。
5、正始之音
一指魏晋玄谈风气。出现于三国魏正始年间。当时以何晏、王弼为首，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谈玄析理，放达不羁；名土风流，盛于洛下。二指纯正的乐声。
【出自】：《晋书·卫玠传》：“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
【示例】：～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庙歌。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淡节稀声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
◎唐·白居易《五弦弹》诗
6、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全魏文共五十六卷，，其中阮籍多达六卷；近代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魏诗十二卷，嵇康、阮籍的诗各占一卷。
7、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建安七子”：阮瑀、孔融、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
8、或许是因为曹丕与司马懿交好，阮氏和司马氏也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在曹魏后期司马师逐渐篡夺权力的过程中，阮籍在政治上接近司马氏，连续两次拒绝曹魏势力的任命后，在司马懿专权的时候接受了司马氏的官职。他与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司马师（晋景帝）和司马昭（晋宣帝）的私人关系都很好，在司马师掌权时期，他继续做官，到司马昭掌权的高贵乡公曹髦时期，还与司马昭的心腹钟会等人一同受封为关内侯。
9、魏晋时代，普通士人的出路：
魏晋时代，普通的士人想要过上一种稍微体面的生活，唯一的途径就是出仕做官，有了一官半职，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也有俸禄作为稳定的生活来源，即便位低俸薄，至少也可保一家老小温饱。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为个人的尊严或者注意力另有所钟，对权力实在不感兴趣，那么，他要生存就只有去种田务农。四时劳作，辛苦不用说，租税也从来都是相当严苛的。然而，在魏晋之际政治的黑暗混乱局面中做官出仕，必然面临高风险的政治路线选择问题，其后果往往危及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而在那个战争、动乱、掠夺、杀戮随时都会在身边发生的时代，做农民除了面临超负荷的租税之外，还处于被暴力蹂躏的社会最底层，连生存都无法保障。阮籍出身士族，他躲不开权力，但也相当恐惧权力对自身的危害，于是选择了“耍赖”或者说“装傻”的办法。他接近司马氏，担任一定的官职，但又避免过于掺和其中，以期万一司马氏篡权不成，自己能免于祸患。
10、嵇康为什么不为司马氏所容？
原因之一：嵇康娶了曹操的曾孙女为妻。
原因之二：
作者说
在古代中国，旷日持久的“道势之争”自公元二世纪之后日益显现出“道”的萎靡颓败来，直至东汉晚期到西晋时代尚有少数特立独行之士如嵇康、吕安等，延至嵇康、吕安被权势所诛杀，“道”的自由与尊严终竟退缩为纯粹的文人理想，乃至嵇康死后一百年出生的陶潜就只能借助文学的想象，假以神话传说与诡谲的文字技巧，将这种安然于世、平淡生活的理想假托在《桃花源记》的倘恍迷离之中，而他自己则只能进退维谷地徘徊于仕隐之间，不时发出痛苦的吟唱。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在那样的时代，真正能威胁到皇权专制绝对权威的力量，正是来自那些通达世理、理智健全且具有文化号召力，尤其还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的不合作者，而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嵇康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优秀人物非但采取了不合作的政治态度，甚至还给出了一种实实在在可以践行的生活方式，哪怕在旁人看来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不免艰辛苦难，但那毕竟是能够借以独立于权势的一统天下之外、维护自己独立人格与自由心灵的可靠生存态度。如果天下士人尽皆如此，势将不成其为势，体
制将不成其为体制，看似不合作的疏离，看似无害的平静生活，实则构成了对于权势独大的致命威胁。司马昭之杀嵇康，正是道势之争到此地步时必有之举。
追求权势独大的统治者，很早就看出了思想自由对权势的威胁，所以才有秦始皇死前三年（前213年）的焚书，以及次年的坑儒。但后来的文人大概读焚书剩下来的那些书读成了书呆子，对用心如此昭然若揭的事浑然不觉，有咏秦始皇焚书诗说:“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看到以暴力坑儒焚书的秦王朝亡于暴力抗秦的刘邦、项羽而幸灾乐祸，终究是鼠目寸光之见。据说，当后来唐代统治者设计完成招纳天下人才的科举制度之际，唐太宗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晋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终于开心地说出一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大实话。随着专制统治者把天下人才一网打尽的机制设计完成“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就成了古代中国士人终极的生活目标和唯一的生存之路，嵇康式追求自由精神与崇尚独立生存的读书人就几乎再也看不到了。
嵇康对于政治的完全不感兴趣，其实是一种最大的政治态度，也最为专制者所不能容忍。作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倾向，不过是在政治势力的正反两方之间摇摆，所以我们常常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势力间的分合与周旋，甚至一度不共戴天的政敌间的宽宥与容忍，但是，完全没有政治兴趣而又有世俗影响力的文化人则必然为专制者所忌恨，因为政治上的不合作与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其实才是抗议与瓦解专制主义的有力方式。由此看来，司马昭对嵇康必除之而后快，从一个专制统治者的角度而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据说嵇康临刑之际，顾日影而弹完琴曲《广陵散》后，叹息一声“《广陵散》从此绝矣”，从容赴死。如果实有其事，则嵇康所叹息的其实是不依附于权势、不优游于流俗、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文人精神从此绝矣，是感叹自己已到“道尽途穷”的境地，因此从容就死，在所不惜。否则，《广陵散》一曲古已有之，康在世前过世后都流传不绝，何来“从此绝矣”之说？如果此事是后人编造，则可见出编造此事的后人对于嵇康为人行事之景仰，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或许，以平庸凡俗之心企望伟大灵魂的能力在俗世中能一息尚存，正是人类良心未泯的证明。
11、稽中散怎么说？
嵇康曾任“中散大夫”，故世称“稽中散”。
但是，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十八》中说，“中散大夫”这个执掌议论政事的低级文散官是汉王莽时设置的，东汉沿袭，而魏晋时代“无员”，即没有正式任命官员。那么，传说嵇康因为担任这个职务而被后世称为“稽中散”究竟是怎么回事？“年代久远，无法确知。”
12、“中国古代诗人真称得上阳刚者，只有一个嵇康，其余如李白、苏轼、辛弃疾等人的阳刚豪放，都是为了要做文章而装出来的，而嵇康的阳刚是从内心深处投射出来的光明与正大，是天生的豪迈之气，是与万物并生、天地为一的精神。”
13、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批评的锋芒直指儒家神秘主义的音乐象征学说。那么，儒家神秘主义的音乐象征学说是指什么？
简单地说，就是儒家认为音乐具有能够反映社会政治伦理问题地功能，“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
14、“在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那就是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一般说来，我们所说的“政治态度”，是指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对各种不同政治主张非此即彼的选择性认同，其实，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也是一种政治态度，而且是一种最具政治意义的政治态度。……嵇康在这封信中表明，对世俗政治是否有热情，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人生在世的一种价值选择，其间并没有贵贱高下的区别，也不存在自恃清高，以入仕仕宦之途为污浊的问题。”“嵇康所以令司马昭必杀之而后已的真正原因，很可能是他提出了一种知识分子不与权势合作的另类生存方式，并且在当时的条件限制之下，自己身体力行地做到了，这足以让任何专制统治者都感到恐惧并且绝对不能容忍。”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隐士”的反向发展。“隐士”消亡了吗？“隐士”为什么声音渐弱？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许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隐士？
下面这段话提供一些答案：
“自春秋时代以来，就有不少具有个体意识、看重人格尊严的知识分子不与统治者合作，采取一种低调的生存方式，“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在当时的农耕社会中以普通民众的姿态获取生活资料。这些人尽管生活在社会下层，却不以这种生活为低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但是随着皇权专制日益强化，专制社会机制日渐完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人都成了皇帝治下的奴仆，那些仍然固执于个人理想的知识分子，仍然坚守着个人尊严的特立独行之士，就只好在社会的缝隙中生存，成为所谓的“隐者”。在先秦时代的古籍中，我们不时还能发现这些人发出的声音，发现他们对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的批评意见，尽管零碎散乱，却不乏犀利与直白；到汉末魏晋时代，“隐者”日渐稀少，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他们对世俗的异议与批评也避开了惹是生非的语言，简化为一声悠扬的长啸。”
15、嵇康靠什么生活？
《嵇康之死》的作者认为，嵇康靠打铁谋生，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晋书·嵇康传》：“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瞻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
第二，《世说新语·简傲》“钟士季精有才理”条注引 《文士传》曰：“ (嵇) 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说锻者，康不受直。唯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噉，清言而已。”其中第二句中讲到“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作者认为，这是嵇康利用水力驱动鼓风机以便于冶铁工作顺利进行。
第三，考古证据表明，嵇康生活的山阳县是汉代中国冶铁工业的中心地区。东汉时期汉代先进的制钢技术随汉政权管制的瓦解散落民间，嵇康可能正好承袭了这种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手工业技术。而钢铁冶炼技术取决于匠师的经验与能力，也仰赖于个人内在的美学素养，这种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可能颇为符合嵇康的精神美学需要。
第四，作者还提到，《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云:“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这里的“尚奇任侠”可能指他为朋友承担责任以致招祸等出于道义上的行为，也可能指他赖以维生的冶铁工作——“自春秋时代以来，几乎中国历史上关于‘侠’的传说都与‘剑’这一意象有关。……但嵇康作为一个士人，……应该还与他在山阳县家中冶铁于柳树下，‘引流水环绕之’的行为有关，很有可能他引流水来冶铁作坊，就是利用水力来驱动鼓风机以便于冶铁工作顺利进行。”
作者写道：汉代冶铁鼓风机形象见于山东滕县宏道院画像石，中国科技史家王振铎先生据以制有复原模型，其做功方式是利用人力推动。后来为提高炉温，遂通过改进鼓风设备以加强风压，采用马匹作为动力，设计出被称为“马排”的鼓风机，有些已经达到使用一百匹马的规模。东汉初年，更发明了利用水力的“水排”，《后汉书》说时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31年），南阳太守杜诗“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而见功多，百姓便之”。嵇康在山阳冶铁的时候，去南阳太守发明“水排”已经两百年，这种技术应该已经相当成熟，所以他在其冶铁作坊周围“引流水环绕之”，绝不是如后世文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风雅之举，很可能是为推动水排以更好地进行冶炼工作。嵇康死时年四十岁，遗有一女十五岁，一子嵇绍，年十岁，其兄嵇喜从军在外，家中亦没有其他男丁，因此他利用水排鼓风，也是合理之举，但在普通人看来，此举未免“好奇”，因为这种利用流水之力转换而成鼓风机动力的机械的制作，难度应该也是相当大的，非一般人所可胜任，更容易被儒家正统视为“奇技淫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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