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嵇康为“竹林七贤”之首领，其学有“竹林玄学”之称。嵇康、阮籍等以道家的无为思想对抗名教，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公开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非汤武而薄周礼”，立足于批判现实的黑暗和苦难以及名教和自然的真切悖反，以玄学异端的面貌，对于儒家的礼法名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阮籍（210年—263年），字嗣宗，三国魏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著有《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通易论》等，并有《咏怀诗》82首传世。
阮籍站在自然的立场上，对名教进行批判。他在《大人先生传》中云：“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害无所避，利无所争。……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在理想的自然状态下，无君无臣，社会依然运行良好。而“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视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以上阮籍历数名教束缚人、残害人之种种恶行，得出“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的结论。现实如此险恶，阮籍向往出世，达到“大人先生”的理想境界。这种“大人”，超然世外，上与造物同体，下与万物齐一，“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
在行为上，阮籍更为逍遥处世、任性而为、放任自达，表现出如风之飘，似水之流的大化逍遥的风流气象。他“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赉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有时为了排遣苦闷，阮籍自乘马车，“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又说他曾看重一家女子的才色，此女却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嵇康（223年—263年），字叔夜，三国魏谯郡（今安徽宿州）人，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著有《声无哀乐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琴赋》、《养生论》等。
嵇康尖锐地指出儒家经典所鼓吹的礼法名教是社会上种种伪善、欺诈的根源，是“大道陵迟”的衰世产物：“及至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骛而不觉。”（《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统治者鼓吹仁义，是为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制定礼法名分，是钳制人们的行为；办学堂讲经书，是为了神化自己的统治，因而名教是违反自然、违反人性的。“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性之要求；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人的本性是以不受外在的束缚而自适从欲为欢，而“六经”的本质是抑制束缚人的自然本性，因而是虚伪的。在此基础上，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希望不为名教所束缚，以求得个体人性的从欲自由和精神解放。
在生活方式上，嵇康主张“任自然”，讲求养生服食之道，向往出世的生活，不愿做官。大将军司马昭要礼聘他为幕府属官，他便跑到河东郡去躲避征辟。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曾推荐他做官，他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说当世是贼臣当道，坚辞为官。嵇康傲岸不群，后来遭谗而罪。他“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之安时处顺，超脱不羁，潇洒清畅，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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