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张荆教授庆生，不由得使我想起华罗庚教授“见面少叙寒暄话，多把学术谈几声”。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多次公开讲自己不是法学家，因为世界许多重要法学著作、法典没读过，只是法学教育家。这不仅仅是谦虚，这是中国法学家普遍的状况，是真问题。
日本大思想家福泽渝吉则说，只要庆应义塾（庆应大学前身）存在，西方社会就会承认日本是个文明的国家。这充分彰显了福泽渝吉学术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尊严，我想把这句话今天送给张荆教授。
如何减少犯罪？我认为，必须特别警惕和反对宪法中列有公民权利，而在部门法中否定公民权利的现象。
当前腐败犯罪非常严重，地方职务犯罪的有几个人是被地方人大发现的？最高法院2名副院长犯罪有哪个是全国人大发现的？这说明地方、中央的权力制衡很缺乏,没有权力制衡是制造职务犯罪和一切犯罪的渊薮，怎样改变现状？
缺乏权力制衡导致人大官员、行政官员、司法官员犯罪很普遍，但这些人是怎么上来的？没有普遍的直接的无记名的选举也助长了这种现象！在座的有谁见过选票长什么样吗？绝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只见过一次吧，每年你投过几次票呢？
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落实主权在民，并且每一步都要有救济程序。
政党活动法案要有，政治献金制度要有，不可以使用国家财政，不能加重人民负担。
要变国家公务员为公民的公务员，要激活地方的积极性，积极研究和推动地方自治，否则解决不了边疆危机和日益加重的反恐压力，弃用苏俄的民族自治采特纳的边疆之道，方可重建中国的新边疆，进而实现中国梦。否则，各地的问题都堆到中央也是一条不归路。要矫正司法改革的方向，重点在取信于民，在局部地区试行陪审团制度、非职业法官制，恐怕要比多建几个最高法院巡回法庭有意义得多。
要把土地还给农民，这样可以解决涉农犯罪的70%以上，也可以解决大部分上访问题。要以解散财阀的决心和意志，坚决推动国企改革，这是事关国退民进的大问题，是市场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
要减少劳工犯罪，要给劳工建立自己工会的权利，集体协商、谈判、签约的权利，这样才不会使劳工因为讨薪反而被追究犯罪，痛心不已。
教育是公民的权利，要变教育敕语为教育宣言的时代，消除国家主义影响。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学术自由权利，国家要予以最高尊重和最高保护。否则面对三权失衡，公民无法起而护宪。
总之，不仅犯罪学，整个法学，司法体系，立法与行政，都遇到了天花板，不变国家刑法为市民刑法，不变国家行政法为市民行政法，不变国家民法为市民民法，不建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为基本价值的社会，犯罪必然会成为常态。
要改变基本权利宪法上有，部门法上无的现状，必须出台一系列人权法案，约束住权力，这也是减少犯罪的最根本办法。
杜兆勇律师2017年5月21日
于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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