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脑子里有个积压许久又挥之不去的邪恶念头。幸好遇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不带恶意的牢骚还是可以一吐为快的，所以，不多加思索，我就招了吧。
我越来越觉得，弱势群体屡屡上演的“跳楼秀”和举国上下此起彼伏的“唱红歌”实在太像是孪生兄弟了。立义很高尚、创意很脑残、操作很简单、成本很昂贵、参与很背辄、效果很悲催、反响很喜剧。
见得实在太多的“跳楼秀”了，主角都是一些在薪资、拆迁、感情方面觉得已无计可施的那些人。为了得到自认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工资、房产或感情，这些人玩起了高空走钢丝的高难动作以搏取社会大众的注意力和声援。许多年以前，他们的行为确实让社会看到了底层百姓的种种无奈和无助，也看到了形形色色的衣冠禽兽。所以舆论着实扩大了他们原本微弱的呐喊，社会也伸出过温暖的双手拯救了濒死的灵魂。
可是，渐渐地，这种“跳楼秀”像市面上滥用的抗生素一样，患者不仅达不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反而让原本还算健康的躯体错失了自我修复的机理，染上了无法逆转的抗生素过量综合症。
于是，我们可以大体预先描绘一下尚未上演的“跳楼秀”的场景，因为跳楼的创意已被最无创意的那些人吸收消化了：房顶上一人跨骑在楼顶裙栏上，基本半裸体，喝酒但不抽烟，口中反复几个有关寻死觅活的中心词，音量以被楼下听到为宜（也可通过手机告知亲朋好友有关时间、地点、跳楼原因和相关当事人手机号）。观众逐渐从四面八方聚拢，自发形成报警、规劝、鼓励、旁观等不同职能的分工。消防车到，心理疏导加气囊设置。主角主动或被动罢演，随警方回局子做笔录。观众作鸟兽散。媒体全程摄录，晚间爆点新闻。
再想想“唱红歌”。红歌是过去火红而成功的时代留下来的另一种文字记忆。不同年龄的人在不同的红歌中，完全可以重新看到自己激情燃烧过的那个岁月，那些故事，那些敌我，当然“党和祖国”是这些美好记忆中最常见和情切的歌唱主题。譬如我，唱起《红梅赞》就想到初中对江姐和华为的崇拜，唱起《北京颂歌》就想到“文革”毫无质疑的虔诚，唱起《那就是我》就想到改革开放的春天，唱起《春天的故事》就想到小平的不倒翁精神……
可是，当群体的唱红歌成为燎原之势时，也因为屡试不爽又毫无新意的创意出现了始料未及的不合时宜。群体往往有一个预先设定好的工作节奏，时间是依照这个节奏在延伸的。就像有的人，生活的节奏使他每到晚九点就要上床，否则会呵欠连连。唱红歌确实有许多好处，但是打乱了群体的节奏。好比吃宵夜确实受用，可是接到邀请已是晚上八点半了。“唱还是不唱”和“去还是不去”就一样让人十分纠结了。
因为“唱红歌”是革命，是政治，不是请客吃饭那样可以温良恭俭让的推脱。所以，群体的唱红歌就变成了下级向上级表白“服从命令听指挥”忠心的机会；变成了系统内部各单位处室间聊新叙旧的聚会；变成了本职工作以外的提升思想素质的休闲；变成了预算外有限改善衣着、娱乐的福利……
“唱红歌”也是有陈式的：某一级部门参照上一级部门文件，基本照抄内容，结合本部门称谓，制订有关“唱红歌” 的通知。通知包括意义、宗旨、时间、规定、曲目、奖项等等，最后必有“主要领导要亲自负责，广泛发动，层层落实，以饱满的精神展现良好形象”云云。具体落实往往是在党办、工会的年轻干事身上，他们内心抱怨着，抓壮丁一般的组织合唱团。各部门推荐好脾气的职工参加，哪怕五音不全。请一个好点的指挥，把宝押在他的身上。依据重视程度，经过或多或少的集训，期间解决误餐和津贴。重点考虑服装租还是买，包括皮鞋。上台比赛，打分排名次，欢呼或沮丧。一如既往回原岗位，把落下的工作尽快补上。
“跳楼秀”还有“唱红歌”的立义都很高尚。前者大有“我以我血祭轩辕”的视死如归，为了讨一个说法。后者是为了“饮水思源”，不要“端起碗来吃肉，发下筷子骂娘”，让先烈寒心。可是，两者的创意实在太偷工减料了。同样讨说法，“保钓”的人士没去日本找个高楼去跳，而是下了海。同样唱歌，“中国好声音”为一个创意花了千万巨资。如果说“跳楼秀”的主角是单干的绝望者，那么“唱红歌”可是主流的群体啊，能这样不负责任吗？
照葫芦画瓢的简单操作在两者间不断平行发生。虽然绝大多数参与者只不过客串了一把看客的角色，但两者凑热闹的成本都还是极高的。“跳楼秀”除了小命外，还有消防出动、公安戒严、交通疏导、急救待命。“唱红歌”虽不要命，但规模很大的也会消防出动、公安戒严、交通疏导、急救待命，尤其是耽误本职工作和计划外开支的成本之巨大就不是一般人能统计的了，因为是举国的规模啊！最终的效果如何呢？有汇报材料上写的和实际存在的两种，就看你的眼睛、耳朵和大脑愿意相信那一种了。
把人们都当成和自己一样的白痴，本末倒置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一味寻求轰动效应，自以为是的把所有的喜剧导演成悲剧，把所有的悲剧导演成喜剧。这就是“跳楼秀”和“唱红歌”，
能包装一下，再重出江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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