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托尔斯泰几乎通宵失眠，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明天他就要向索菲亚求婚了。他非常爱这个比他小16岁、年方十八的姑娘，觉得即将来临的幸福简直难以置信，因此，兴奋得睡不着觉了。
求婚很顺利。可是就在求婚被接受的当天，他想到的是：“我不能为自己一个人写日记了。我觉得，我相信，不久我就不再会有属于一个人的秘密，而是属于两个人的，她将看我写的一切。”
托尔斯泰是不安的，分享自己的日记，敞开自己的秘密，这于他而言，并不是一件值得感到甜蜜的事情。
在九个月后，这种不安清晰成了一种强烈的痛苦和悔恨：“我自己喜欢并且了解的我，那个有时整个地显身、叫我高兴也叫我害怕的我，如今在哪里？我成了一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自从我娶了我所爱的女人以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簿子里写的几乎全是谎言――虚伪。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后看我写东西，就减少了、破坏了我的真实性。”
一九一零年的一个深秋之夜，于托尔斯泰而言，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天深夜，这位八十二岁的老翁悄悄起床，离家出走，十天后病死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车站上。
关于托尔斯泰晚年的出走，有许多种说法。然而，事实却是，托尔斯泰出走的真正原因，也就是四十八年前新婚燕尔时令他不安的那个原因：日记。
托尔斯泰一直痛苦于不能为自己写日记，而他的妻子索菲亚则困扰于自己不能看丈夫的日记。日记的不给看和要看是夫妇之间持久的一场战争。
有一段时间，托尔斯泰竟然不得不把日记藏在靴筒里，连他自己也觉得滑稽。可是，最后还是被索菲亚翻出来了，索菲亚又要求看他其余的日记，他坚决不允许，甚至把他最后十年的日记都存进了一家银行。
索菲亚不明白为什么作为丈夫最亲密的人，却不能看他的日记。她固执地以为，丈夫在日记里一定写了她的坏话。
在托尔斯泰晚年的一次争吵中，他曾对索菲亚叫喊过：“我把我的一切都交了出来：财产，作品……只把日记留给了自己。如果你还要折磨我，我就出走，我就出走！”
那个夜晚，索菲亚又偷偷翻寻托尔斯泰的文件，而托尔斯泰当初的誓言也付诸于行动。
日记，是只关乎一个人的写作，私密又真实。我在惊异于托尔斯泰对日记的忠诚与执着的同时，也钦佩于他对自己内心禁地的捍卫和从不屈服。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禁地，不同的只是规格，它们或大或小，而这个禁地，外人不得入内，纵使是最亲密的人。
有段时间，我有特意培养自己写日记的习惯，在一些普通的日子记录一些特别的心情和想法。后来，为了方便，我开始用声音写日记，大概就是录音的形式。
起初，我在音频里说自己想说的，对于我来说，音频里载入的都是有纪念意义的心情。一般是在夜晚一个人走在回寝室的路上时边走说，心里想了些什么，便说了些什么。
有一天，临睡觉前我还没有“说”日记，为了有意识地延续这一习惯，我和室友说，我用两三分钟录一下日记。结果，却迟迟未开口。室友对此感到很疑惑，我犹疑小会儿后，笑着说我还没准备好。
几分钟后，我开始“说”日记了。事后，室友打趣道：“你这日记很像记流水账啊，就是记录一天的行程和琐事。难道不是应该记录一些很特别的事件或心情么？”我笑着说，这个随意就好。
那短短的几分钟，我肯定，每一个从我嘴里蹦出来的字都不属于我，至少它的来处不是我的内心，心口不一大抵就是如我这般。
我可能也会像托尔斯泰一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滑稽，“说”日记而已，为什么还需要好好准备一番呢？准备大都是为了表演、为了展示而酝酿的吧！倘若，我是说给自己听的话，是完全不需要准备的，更不会存在记流水账这一说法！
有些心情，有些经历，它真的只能属于我一个人，我不愿意在这一方面做一个敞亮人，不愿意在这个方面做一个大方的人。
分享的快乐，是源于你情我愿。
事实上，有些东西，即使它很微小，或者在别人眼里毫无价值而言，它也该享有被一人独享的自由和尊重。
后来，我没再延续每天“说”日记的习惯了，因为自己夜晚一个人待着的时间聊胜于无，也不乐意仅仅是为了养成一个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去“编”一串毫无感情和意义的话语。写日记的最佳时间该是一个人的夜晚，一个容许你――自己与自己袒露心扉真挚对话的夜晚。
我想，有些东西，它生来便是只该我们独享的，我们也该认真把它独自享受。有些独享，不会是冷情的狭隘，也不该被他人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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