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子百家中，对“人”的问题进行过全面探讨的，莫过于儒墨法三家。这三家处于同一个三元组，在九型人格中，也就是“本能三元组”。
三家开展了对“人”的探讨，诸如人性，秩序，管理等等。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是非”的问题，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一、非
比如有人犯错误了，怎么处理？组织纪律，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课题。
儒家说：“刑不上大夫。”儒家的阶层之分，对上层社会的人起着保护作用。
到了商鞅变法时的秦国，“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虽然最终难免流于形式主义，当太子真的犯法的时候，受罪的只是太子的老师，但也已属不留情面，已经触动一方利益了。
再到后来，墨家巨子的儿子在秦国杀了人，连秦国国君都网开一面赦免他，可是墨家巨子坚持原则，将儿子处死。
这三家的管理方式，其实也透露了一些人格方面的信息。唐·理查德·里索说：“本能三元组中的这3种类型的共同问题在于‘压抑’与‘攻击性’，不同类型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这3种类型还有一个问题，即为了维护自我的边界，他们会抵制自己的某种感觉，并以不同的方式抵制他人的影响。”
墨家巨子严格按律例处死自己的儿子，这看起来是十分冷漠的——至少，以严刑峻法著称的秦国，都已经特地开了绿灯。可是墨家是倡导“兼爱”的，自己的儿子是一条命，别人的儿子也是一条命，如果出于自私而包庇自己的儿子，就丧失了“兼爱”的原则，这一定是矛盾的。墨家巨子这种做法，其实也正是一种自我牺牲。如果不这么做，就不可能创造一个理想化的世界。
《商君书》是一部攻击性很强的作品，他的一大主张是“赏一罚九”，就是少给糖，多给巴掌。这确实是最不惧怕冲突的、对世界采取了一种粗暴的、挑衅式的态度。商鞅在魏国时受公叔座举荐，魏惠王不用，于是公叔座劝商鞅赶紧离开以免遭杀身之祸（因公叔座已进言若不用商鞅则杀了他），但是商鞅表现非常淡定，并没有逃跑。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很多一开始说新法不好、后来又说新法很好的人，都被视为乱民发配到边远地区。
儒家的纪律是“礼”，这也许是一种指向自身的攻击性，暗含着一种自我批评。“刑不上大夫”只是出于“礼”的保护，如果真的犯了法，仍旧必须开会决定要怎么处置，进行内部的自我裁决。但是“礼”的模糊性质也让儒家的表现变得反复无常，失去控制。正如《墨子·非儒》中写的，称“孔某”困于陈、蔡之间揭不开锅时，“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
以上是儒墨法三家关于人的“是非”问题中，对“非”的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法家相对来说是最明智的，既能发挥法的效果，又能有效保留权力中心的利益。虽然在今天看来，墨家的做法才是最值得提倡的，只不过时代不一样罢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和“大义灭亲”，今天的我们一定会选择前者的。
二、是
现在很多人讨论的“寒门难再出贵子”，在先秦时也讨论过。什么是“贵子”的“贵”？应该说是“身价”，但这种解释还是颇具商业意味。不如说就是一种“正确”的品质，即“是”的品质，具备这种品质，才能在制度中往上发展。儒墨法三家，都各有自己的一套“正确的品质”。
《墨子·尚贤》就充分讨论了如何让“寒门出贵子”，就是无论家庭出身如何，只要有能力，就让他名利双收，让他变成模范，带动其他人向他学习，这就是“贤”的品质，也就是重视人才。通过发现人才，然后选举人才，构成天子、三公再到地方政权的金字塔架构，再自下而上地反映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交由上级首肯与裁决，构成中央集权的贤人政治。当然，墨子的想法暗含了人心不会“变质”这个前提。
墨家的这种提倡放在今天就像“自主招生”，比较偏向于主观。汉代、魏晋使用这种察举法，但逐渐产生了暗箱操作，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儒家自孔子开设私学，也让平民有了学习的机会，并且以《诗》《书》《礼》《乐》为教材，对人的品质要求有了一定的标准。
法家如《商君书》则全然反对《诗》《书》等书籍，要求统一思想，实行精确的军功爵制。到了李斯的时代，甚至“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法家对人的品质要求，更多的是人表现出来的“功与过”。
直到隋唐出现的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逐渐产生了明确的标准，到明代形成“八股文”的制度。
在“是”这个问题上，儒家相对来说是丰富的。墨家是纯粹主观的，上级说“是”，下级也必须说“是”；法家是纯粹客观的，法律规定能赏的，才能得赏，法律规定要罚的，就必须要罚，而且罚多赏少，“是”的途径少得可怜。唯有儒家具有一定的弹性，在保证平等的前提下，提供了较大的自由。
三、是非
儒家偏向于寻找“什么是对的”，即“是”；
法家偏向于寻找“什么是不对的”，即“非”；
而墨家既寻找“什么是对的”，又寻找“什么是不对的”，介于“是非”之间。
文/似或存#《九型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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