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仁义礼智果性乎？喜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愚意窃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
陆原静来信说：聪明睿智，这是人的质地吗？仁义礼智是人的天性吗？喜怒哀乐是人的情绪吗？私欲和外来的邪气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古代的英才，如张良、董仲舒、黄宪、诸葛亮、王通、韩琦、范仲淹等等，德行和功业都表现卓著，都是从其良知中生发出来的，但是也不能说他们都是得闻大道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他们天资卓著，那就是生知安行者，生知安行者都不比学知利行者和困知勉行者好吗？如果说他们对道的理解还有偏差的话还可以理解，但是说他们对道毫无认识，那就是后儒太过于崇尚记诵和训诂学的问题了，是这样吗？或者不是这样？
【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末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其有学，违道不远者也。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
性就是那一个。仁义礼智，就是性的本性，聪明睿智，就是性的质地，喜怒哀乐，就是性的情绪，私欲和邪气就是性的遮蔽；质地有清浊之分，情绪有过和不及，遮蔽也有深浅。私欲和邪气是一个病两种痛，不是两个东西。张良、黄宪、诸葛亮以及韩琦、范仲淹，都是天资卓越，自然与天道有暗合之妙，尽管不能说他们学问通透，但是他们自己也在学习进步，离大道也不远。如果他们再进一步，那么就是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圣贤了。就像文中子王通，你不能说他不明白圣学，虽然其书很多都是他徒弟写的，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但是其学问大致是清楚的，只是离现在太远了，也没有证据说明他的学问到了哪一步，没到哪一步。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岐，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末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末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像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王阳明继续说，良知就是大道。良知就在人心，不只是圣贤，常人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物欲的牵绊，只要循着良知扩展开去，那就无处不是道了。但是常人大多被物欲牵绊，不能遵循良知。你说的几位先贤，天资清明，很少受到物欲的牵绊，在其良知的运用处，自然就很多，自然离道不远。学者只要学习洗遵循此良知就可以。如果说要学习，也是专注学习致良知。先贤虽然不知道专注在良知上用功，或者兴趣广泛，或者受其他事物牵绊，与道有时分离有时相合还未精纯。如果能做到精纯的程度，那就是圣人了。
后儒评价他们只是凭借自己的成就才干，未免落入了“行不著，习不察”的毛病，这样评价也不过分。著就是义利分明，察就是洞悉精微。后儒所谓的著和察，也未免有点狭隘，遮蔽于错误的陋习，只是学习模仿圣学的行迹罢了，并不是真正的著和察。自己都没搞明白，还能要求别人吗？所谓生知和安行，知和行两字，也是从用功的角度说。如果是知和行的本体就是良知和良能，即便是困而勉行之人，也可称之为生知安行。知和行两个字更要精细的去体察。
关于行动的三个场景：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和困而勉行，虽然看上去有高低之分，实际上大家都是一回事，都是在致良知。因为知行的本体就是良知，大家是殊途同归而已。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每一条都一样，而是说路径可以不同，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一致。有良知才有良能，致良知就是践行良知的过程中发展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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