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婚姻触礁时，我才理解了父亲，并在心底原谅了他，只是父亲已经不在。
我出生在江南的一个小镇上，父亲是镇上的公务员，不过我小的时候，还没有公务员这个称呼，大家更习惯叫做“铁饭碗”，“铁饭碗”就预示着未来有保证，国家会管一辈子，我父亲就是一个手捧“铁饭碗”的人，照理，捧着“铁饭碗”的父亲应该找一个同样捧着“铁饭碗”的妻子才般配，只是我父亲的家中特别贫穷，爷爷奶奶为了供父亲读书，砸锅卖铁，家里已经“家徒四壁”。
父亲到三十岁才结的婚，在三十多年前的小镇，三十岁才结婚，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意味着父亲不光身体有病，精神也有病，这当然都是后来母亲和父亲吵架，母亲在盛怒之下说的。
母亲在镇上一个小饭店里做厨师——一个“临时工”。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铁饭碗”的父亲被介绍给做“临时工”的母亲时，母亲没有多加考虑，就同意了两个人的婚事。
母亲的家里也是特别的贫穷，两个贫穷的家庭结合在一起，每个贫穷的家庭后面都是年迈多病的父母，一大堆贫穷的兄弟姐妹，这种婚姻注定了“贫贱夫妻百事哀”，自我记事起，父母几乎天天吵架，大到家里的花销，小到针头线脑，任何事都能让他们大吵一架。
也许正因为认识到了贫穷是一切的根源，父亲和母亲在供我读书的这件事上倒是难得的一致，他们都发誓不要让我重复他们的命运。我在同龄的孩子中是唯一在县城高中读书的。
高二下半学期，一天中午我正躺在宿舍里休息，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是母亲，吓一大跳，不知道很少出门的母亲是怎么找到这儿的，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第一次以一个陌生人的眼光审视母亲，注意到常年受烟熏火燎母亲，面色黧黑，头发干枯，显出与年纪不相匹配的苍老，生活的重压，让母亲看起来呆滞、笨拙。
接下来母亲的话对我来说如五雷轰顶。
母亲告诉我，父亲这多半年都不怎么回家，说是住在办公室里，母亲预感到不对，深更半夜去找过父亲几次，在办公室里却没看到父亲，母亲听到些风言风语，说是父亲和镇上中学的某个女老师好上了。
父亲说，他要来县城采购文具。按照时间计算，原本可以当天返回的，可是父亲却说要住在县城里，女人敏锐的第六感让母亲觉得事情不对，她要来县城捉奸。
可是偌大的县城，母亲不知道去哪儿找父亲，她就想到了我。
我当时十七岁，读了几本琼瑶的书，满脑子都是爱情美好的样子，一听要捉奸，只觉得又羞又愤，不知道该怎么办，扭捏着不想去。
你想让你爹娘离婚吗？你想让那个狐狸精破坏咱的家庭吗？母亲恶狠狠的问我，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那种绝望样子。
我不敢违拗母亲的意思，想来想去，父亲说要去买文具，那只有县城里面的新文化书店最大，文具最多，父亲可能会去那儿。
快到新华书店时，我拦下母亲，对她说，我先进去看看。我怕父亲和母亲又像在家里那样打起来，实在太丢人了。
没想到，父亲果真在新华书店里面挑选文具，不过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穿着当时很少见的连衣裙，我只觉得一股热血涌到我的脸上，脸上好像被烫着一样火辣辣的疼，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前进还是该后退。
父亲一回头看见了我，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的神情。
我这才注意到父亲穿的干净利索，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明显是刚刚理过的，说句公道话，父亲长得还算挺帅的，只是常年生活重压，父亲蓬头垢面的时候多。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收拾的这么干净利索，我忽然想到门外的母亲，母亲那绝望的神情，那一刻，我觉得父亲背叛了母亲，父亲在这一刻简直十恶不赦。
我下狠劲死死盯住父亲，大约我的眼睛都能冒出火来，足足有十几秒钟，我转身走出书店，在那样极端愤怒的情况下，我竟然还能保持冷静，对等在街角的母亲说，父亲确实来过这里，不过这儿货不全，父亲去市里了，估计今晚回不了家了。
母亲半信半疑回家去了。
从那以后，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个家。
大学毕业后，我如愿以偿，离家足有一千公里。
我偶尔回家一次，家里又恢复了我小时候父母吵架的情景，不过现在是母亲在吵，父亲很少还嘴。我再也没见过父亲干干净净的样子。
母亲告诉我，自从那次她去过县城之后，父亲几乎天天回家住，不过两人是东面房间一个，西面房间一个，其实父母早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分居了，两个人常年无话，母亲再也没听到过那个女人的消息，好像是那个女人调到别的学校去了。
母亲时不时给我打电话抱怨父亲的种种。
这时候我已经顾不上母亲，我自己的生活也是焦头烂额，我的妻子是朋友介绍的，我们两个人还算谈得来，但是也没有书上说的那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思念，更没有那种“山无陵，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心动。
结婚的头两年，我的生活还算美满，最起码我们没有大的吵架，比起我父母来，我非常庆幸这一点。
后来，我有了一个女儿，岳母帮忙给我们看孩子，渐渐的妻子对我的指责越来越多，妻子在商场里做销售，待遇一般，偏偏卖的是我们都买不起的奢侈品，谈论她的顾客几乎是她每天下班回来的必修课。她话里话外讥讽我挣得少，渐渐的岳母也开始批评我，论调和妻子没什么区别。
被逼无奈，我准备辞职去上海闯一闯。
可是当我准备辞职去上海时，妻子却和我大闹一通，死活不让我辞职，妻子撂下一句狠话，你要是敢辞职，咱俩就离婚。
最终，我还是辞职了，当然婚也没离成，妻子只是象征性地回娘家住了两天。
在上海，我卖过保险，卖过房，写过代码，做过销售，后来在一家公司稳定下来，收入也渐渐多了。
当第一年春节回家，我把一张银行卡交给妻子，并把上面的钱数告诉她时，她喜出望外，随后她又说自己带孩子辛苦，一个撑着家不容易。我体谅她的辛苦，只留下基本生活费，把钱全部给了她。
可是，当天晚上，我却发现我已经失去一个男人的基本功能，妻子抓着我胳膊，追问我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天地良心，我天天忙着挣钱，哪有闲心想这些。
可是，我又不能解释我为什么突然就不行了。
回到上海，我没有去看病，我不觉得我有病，再者我也没有时间，公司有一个大项目，我是负责人，天天忙得昏天黑地，大项目结束后，我们一起庆祝，我就是在庆祝会上认识丁卉的，丁卉是我哥们的妹妹，比我小两岁，在银行里面做柜员。
不知道是不是职业习惯，丁卉总是微笑，一说话就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笑起来温婉动人。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互留了电话，一开始谈的都是工作，后来就谈论的就多起来，天南海北，天文地理，什么话题，我们都能聊好久。
我人生第一次知道原来那些令人断肠的相思诗词写的都是真的。
在那一刻我忽然间理解了父亲，我想起了那个穿着连衣裙的女人，想起了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帅气的父亲。
压倒我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父亲的重病。
父亲得了肝癌，晚期，可是父亲不吸烟，不喝酒，或许是抑郁所致也说不准。
我要救父亲，只有救父亲才能赎回我这些年对父亲的冷漠，才能让我懊悔的心稍微安慰一些，做手术及后期治疗要花好几十万，这几年我挣的钱都交给了妻子，当我朝妻子要钱时，妻子却不给我，妻子的理由就是，这个病已经没治了，白搭钱！坚决不能做手术！要钱没有！
我睁大眼睛望着妻子，我不能相信，这话是从与我同床共枕七八年的妻子嘴里说出来的。
在狂怒之中，我砸毁了家具，离家出走。
父亲的手术最终没有做成，是因为父亲不同意做手术，父亲自知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他不想拖垮我。
父亲最后已经瘦得不成人形，神志不清，临终前的晚上，他忽然间神志清醒许多，抓住我的手，试图握紧我，只是他已经没有力气，一滴眼泪顺着他眼角流下，我回握住父亲的手，用力握紧，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两个男人的和解，我理解了父亲，我原谅了父亲，我为自己的无知、自私悔恨不已，只是此生我再也没有机会弥补。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想做一件事，我想代替父亲去看看那位女老师，虽然父亲从来没有提到过她，但是，我想在父亲心里一定想过她，这是我唯一能为父亲做的事。
我以女老师学生的身份费了很大周折才打听到那个女老师的住址，我忐忑地敲门，开门的是一位姑娘，我说出了那位女老师的名字，那个姑娘愣怔一会儿，我妈妈过世好多年了。
算起来这个女老师是调走没多久就病逝的，乳腺癌。
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躲在厕所里恸哭，造化弄人！
如果我当初没有去新华书店找父亲，也许父亲的人生就会有新的写法，也许父亲就不会得肝癌，更不会早早就去世，也许这位女老师也不会早早就病逝，也许……
可是，如果父亲真的和母亲离婚了，那母亲怎么办？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带着一个男孩子，生活有多艰难，简直无法想象，何况身后还有那贫穷的一大家子。
我又想起我的婚姻。
电话铃声响起，我拿起电话，爸爸，是女儿娇滴滴的声音，我的心都要被融化了，我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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