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神奇的北魏》（2015年10月，太白文艺出版社），有改动，作者：张小泱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逐步灭掉胡夏、西秦、北凉、北燕等政权、统一战乱日久的中国北方之后，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并推行了一系列文化举措。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而在这个插曲的背后，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一事件，被史书称为“太武灭佛”。
佛教，一个中国人并不陌生的宗教。中国人以不重视宗教信仰而闻名于世，但对“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地藏王菩萨”等佛教神祗却是耳熟能详，佛教对中国人影响之深远超今人的想象：“佛”这个词，就是中国人专门为佛教而创造的；“塔”这种建筑也是随着佛教一块传到中国的；中国人说某人“会遭报应”，这种“因果报应”的理论，就来源于佛教……
东汉洛阳白马寺的建造，标志着诞生在古印度的佛教开始在中华帝国生根发芽。好像佛教天生就是中国的宗教，它在这里如鱼得水，在印度佛教衰亡之后，中国佛教则蓬勃发展，成为世界佛教的中流砥柱。
五胡十六国以及之后的南北朝时代，是中国佛教的一个辉煌期，也是这种外来宗教开始“中国化”的时期。佛教初入中国，中国人只将其视为神仙方术，并未对其太过重视，而到了魏晋时期，崇尚玄虚的士大夫注意到佛教与本土玄学有共通之处，佛教遂开始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但这种信仰仍只限于士大夫阶层，传播面不广。
不久，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入主中原，在战乱烽火中，佛教开始以中国主流宗教的姿态粉墨登场，达官显贵将其视为重要的精神食粮，平民百姓更是把它当作救命稻草。
后赵、前秦、后秦、后燕等国的统治者都是十分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十分重视高僧大德的作用，将这些高僧视为国之重器。例如，后赵国主尊称西域僧人图澄为“大和尚”，并让他参与国家政务；图澄的弟子道安法师，被各国统治者抢来抢去，前秦皇帝苻坚还不惜以武力请他到长安弘扬佛法并主持佛教事务；道安的弟子慧远则在东晋弘法，是南方佛教领袖，宣扬“往生净土”的信仰思想，是为佛教净土宗之滥觞；后秦姚兴从西域迎接高僧鸠摩罗什到长安，在长安逍遥园译经说法，信众无数。
鸠摩罗什绝对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绕不开的身影。他祖籍天竺，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幼年出家，先后学习了小乘佛法和大乘佛法，并最终以大乘佛法为终生信仰，他对中国佛教的最大贡献是翻译佛经，其译本严格遵循“信、达、雅”三原则，被中国人奉为“群经之母”的《金刚经》，其译本公认最为出色。但是鸠摩罗什绝不单单是一位翻译家，他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认真地对佛经进行整理和统筹，从而让原本凌乱的佛教教义更加系统化、规范化，中国佛教的轮廓开始清晰起来。
继后赵、前秦、后秦等国家之后，北魏也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其实，在初入中原时，北魏历代统治者就开始接触佛教，并最终确立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北魏国内僧侣众多，佛寺林立，佛教的兴盛情况远非现代人所能想象。
于是，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北魏统治者为何要鼓励人们去崇信佛教？
这其实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北魏统治者为什么要鼓励人们信奉宗教？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是佛教？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鼓励人们信奉宗教？
其实，所有的统治者都不喜欢自己的臣民有自己的思想：统治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思想，一群思想迥异的人在自己眼皮底下活动，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
所以，统治者们都喜欢被统治者的思想能够统一起来。
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选择佛教？
首先，这和佛教的教义有关系。佛教宣扬：生、老、病、死都是苦，但这又是客观事实，不能改变，要想超然开悟，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唯有刻苦修行，提倡忍耐与服从；佛教又提倡“因果报应”，做坏事就要受到报应，骂人有报应，说谎有报应，生气有报应，杀生有报应……真正的佛教徒，“安忍不动，静虑深密”，不会胡言乱语，不会散播谣言，不会杀人放火，不会奸淫掳掠……
最重要的，是统治者们认为，虔诚的佛教徒，绝对不会揭竿而起造朝廷的反。
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与佛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交集的道教，却没有大行其道，此外中原一直盛行的儒教（姑且称之），也没有扮演这种角色，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佛教与道、儒相比，信仰成本更低，是一项可以全民普及的宗教。在科举制度创立之前，儒教其实是士族阶层的专利，是豪门贵胄参与政治的重要资本，他们不容底层民众染指，而且全民扫盲在当时也不现实；道家信仰的物质成本更高，道教追求“长生不老”、“羽化成仙”，最重要的修炼方式是炼丹，炼丹炉是最基本配置，金、银、铅、汞等贵重金属也不可或缺，一般人根本消费不起。
反观佛教，成本则低得多：诵经，念佛号，清水、鲜花礼佛——甚至冲人微笑也是一种修行（“和颜施”），就连乞丐也能成为合格的佛教徒。
于是，顺理成章地，这些统治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佛教。
但是，谁也没想到，一种信仰成本极低的宗教，却也有“身价倍增”的一天。当前秦、后秦等这些国家灭亡后，笑到最后的北魏，却真切地感受到佛教带来的危害。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信仰基础薄弱，信众很少，经济窘迫。但随着统治者们对佛教的不断扶持，其实力越来越雄厚，信徒越来越多，寺院规模越来越大，田产也越来越丰厚，至北魏前期，佛教已发展成为一个结构严谨的组织，政治地位也特殊，比如寺院田产不用纳税。
于是，大量百姓为了逃避赋役，有的削发为僧尼，有的投靠寺院成为奴仆和佃户，佛教僧侣甚至还通过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方式聚敛了大量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其情形和日本战国时代的“僧侣大名”以及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贵族相似，佛教寺院俨然成为独立于中央朝廷之外的国中之国，最终结果是佛教严重世俗化，随之而来的是腐化堕落，本应纯洁清净的寺院，却成了藏污纳垢之所。
拓跋焘感觉自己的统治权威受到了佛陀的威胁，于是这个曾一度信奉佛教的帝王，开始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这种佛教了。
拓跋焘将佛教看作是敌人，是因为佛教寺院把持了大量财富和人口，而仇视佛教的并非皇帝一人，拓跋焘的身后，还有一个庞大的反佛队伍，那就是士族阶级。
士族阶级，这是一群从小就接受儒家教育的阶层，他们将四书五经奉为经典，将“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终生信条，儒家哲学是典型的“入世哲学”，而佛教哲学则是典型的“出世哲学”，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看到佛教势力渐渐壮大，心头开始不安。
于是，出于一种担忧，也出于一种嫉妒，他们急于对佛教进行严厉打击。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崔浩。
魏晋以来，中原士族热衷玄学，而崔浩就是其中代表。崔浩有很深的儒学造诣，且对阴阳五行、神仙方术更有研究，他是儒生的同时也是一位玄学“票友”。
后来，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叫寇谦之。
寇谦之少年出家为道，就像很多道家大佬有种种奇遇一样，他也宣称自己曾遇到过太上老君，而且太上老君还授予他“天师”之位，是道教鼻祖钦定的人间教主。这一说法为他招揽了大批信众，在当时的道教界地位甚高，是当之无愧的“大师”。
崔浩在寇谦之引导下皈依了道教，成为一名道教徒。
与此同时，崔浩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压制佛教的利器。
那就是：以宗教来对付宗教。
任何一种宗教都需要信众，所以，是宗教就有竞争性，没有信众的宗教什么也不是。于是，在崔浩和寇谦之的策划下，道教开始从佛教那里“挖墙脚”，他们要招徕更多的信众。佛、道之争，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两千年来明争暗斗不断，书成明代的《封神演义》和《西游记》，都对这一现象有所折射，而将佛教和道教矛盾公开化的第一人，当是北魏名臣崔浩。
崔浩很清楚，佛教在北魏根深蒂固，信众甚多，势力庞大，要想将其击垮，必须借助皇帝的力量，而想要得到皇帝的支持，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让皇帝改信道教。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拓跋焘对道教产生兴趣，而想要让拓跋焘对道教产生兴趣，就必须把道教变得“有意思”且“有利可图”。
于是，崔浩和寇谦之便开始对道教进行加工，他们把儒家思想的理论大量掺杂进道教体系中，并吸收了大量佛教经典的内容，还将佛教的斋戒、祭祀等仪式改装后为道教所用，并将“长生不老”和“羽化成仙”等道教固有思想浓墨重彩地大加渲染……
最后，道教以一种更具吸引力的崭新形象出现了。
然后，崔浩把改装后的道教送到了拓跋焘的面前。
拓跋焘很顺利地接受了改装后的道教，成了一名道教徒，为了表明自己已坚定不移地信奉了道教，他大肆宣传道教，在平城东南建立了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将之作为北魏的新年号。
皇帝都信了，大臣们还说啥，朝廷中一个个文臣武将也都开始信奉道教，道教以迅雷之势发展起来。道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弹压了佛教，但总体来说并未造成严重打击，佛教依然呈现欣欣向荣的势态。
太武灭佛的导火索是一次起义。
盖吴起义。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聚众十万，叛离北魏，遣使上表依附南方的刘宋王朝，并自称“天台王”，北魏花了很大力气才在第二年八月将起义镇压。
在平定盖吴叛乱时，北魏士兵在长安城一座寺院中发现了一些兵器和军需物资。
其实，寺院中有这些东西并不奇怪，因为寺院财力雄厚，很容易成为匪盗的目标，为了保卫财产，寺院不得不组建武装力量，甚至会训练大量精于武艺的僧兵来抵抗匪徒。但是，拓跋焘却一口咬定：寺院中窝藏兵器，就是僧侣参与盖吴叛乱的最好证明！于是，拓跋焘在刚刚镇压盖吴起义后就又下一道诏书：
尽除僧侣！捣毁寺院！铲除佛教！
于是一场腥风血雨席卷了北魏。奉皇帝诏命的北魏士兵冲上街头、涌向寺院，他们看到光头就杀，遇到寺院就烧……到处是鲜血，到处是硝烟，举国上下一片哀嚎之声。皇太子拓跋晃笃信佛教，再三上表，请求父皇停止毁佛灭佛的行动，但拓跋焘不予理睬，接连下达数封灭佛诏书。
在这场漫长的灭佛行动中，大批僧尼被杀，大量佛经被毁，北魏国内所有的寺院、庙宇、佛塔几乎无一幸存……北魏佛教得到了拓跋焘想要看到的“报应”，一蹶不振。
关于“太武灭佛”这一事件的评价，众说纷纭，而现代大部分历史学家是持肯定态度的，甚至许多佛教界人士也认为他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当时的北魏佛教界太过腐化，寺院不像寺院，僧侣不像僧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不但不能弘扬佛法，还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拓跋焘灭佛，其实是除掉了一大祸害。
但笔者认为，拓跋焘发挥了他一贯的“将事情做绝”的性格，把整件事给扩大化，处理方式过激，和汉末何进召董卓进京诛杀宦官一样，本来是“区区一狱吏”就可以完成的事，他偏兴师动众，处理不当，结果杀掉僧尼太多，损失了大量潜在的劳动力，焚毁经典太多，对中国佛教文化几乎造成灭顶之灾，捣毁寺院塔庙太多，造成经济损失不说，还对中国建筑艺术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当然，整个事件中，在一旁煽风点火的崔浩也有责任，就在皇太子拓跋晃劝说父皇不要赶尽杀绝时，崔浩则一个劲儿催促拓跋焘务必要斩草除根，作为拓跋焘的重要辅臣，作为一名熟读儒家经典的儒生，作为一名心系天下的士大夫，他不是劝诫拓跋焘适可而止，反而是推波助澜，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做派，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太武灭佛，功在拓跋焘，过在崔浩！
但所幸，佛教火种尚存，废佛后六年，拓跋焘在暴虐中驾崩，皇孙拓跋濬即位，是为北魏文成帝，文成帝下诏复兴佛教，并开凿云冈石窟，佛教遂逐渐恢复、发展并壮大，与南朝佛教相辅相成，最终成就了中国佛教的一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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