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作为我国最后一个汉族封建王朝，无论是从皇帝、皇权，还是从文臣武将，或者朝政制度等方面来看，明朝都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朝代。

后世对明朝的评价，总体是不错的，尤其震撼人心的是明帝王奉行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策略，几乎被看作明朝皇帝的宣言。

这个“宣言”并非始自太祖朱元璋，而是他的第四子成祖皇帝朱棣的独家独创。

当年，朱棣夺了亲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将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亲自镇边取代塞王守边。

迁都行为无疑暗含了他的私心。首都南京是建文帝的地盘，朱棣非常缺乏安全感，而北京是他经营多年的大本营，有累积多年的政治资本、军事力量，他对这个地方有深厚的个人情感。从这个角度看，迁都之举势在必行。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私心与否暂且搁置一旁。迁都北京产生的积极作用肉眼可见，比如避免出现藩王谋反篡位，守住来自北边异族蒙古人的侵犯，顺便还能瞅准时机开拓一下大明的疆土，真可谓一举三得了。

不得不说，成祖大帝太有先见之明了。迁都北京的行为，被子孙后代作为“天子守国门”的范例，成为传承世代的皇家古训，由此开启了大明帝国天子守国门的政治格局。

由于成祖大帝光芒万丈的守门员的形象，朱氏子孙也都想像他那样征战沙场、保卫边疆，立下不朽之功勋。

明英宗朱祁镇正是在这种心理下，才受太监王振蛊惑，率领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瓦剌，最终遭受“土木堡”之辱，使得亲征行为变成一场可笑的闹剧，成为从政生涯中永远抹不去的最大污点。

明史另一个御驾亲征的皇帝是明武宗朱厚照。他的亲征行为本身，笑闹的成分就很大。他封自己为大将军，率数万大军，在漠北和蒙古人打了一仗，大败蒙古鞑靼部落首领小王子，打死了十几个蒙古人，取得“重大胜利”，而且还让史官将之记录下来。

这两位皇帝的亲征，常被当作反面案例拿来说事，“天子守国门”在他们身上无从体现。可以负责任地说，朱氏一族，真正守国门的皇帝只有成祖大帝一人。

所“君王死社稷”，放眼整个大明朝，只有末代崇祯帝勉强对得起这个说法。

李自成大军攻陷北京城时，崇祯皇帝确实没有出逃，而是很有气节地吊死在景山上的一棵歪脖树上，很凄惨的是死前身边只有一个小太监。

不过，历史上的亡国之君自决而亡的例子有很多，就连令人痛恨的商纣王也是自焚而死，后唐末帝李从珂也选择了这样的方式。

后世之所以称赞崇祯，最主要的还是基于他的气节与担当。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外表形式并不是人们重点关注的内容，世人只透过现象看本质，注重的是这句话所凝结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