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提到太空电影时，首先想到的标签，往往是科幻故事、英雄主义和探索精神，但很少真正地关注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但这种情况，自奥斯卡级别的《地心引力》之后开始逐渐改观，《火星救援》就在重视人文关怀的同时还对技术本身保持了很高的关注，《隐藏人物》更是直接把镜头对准了默默无闻的少数族裔科技工作者们。
而奥斯卡影帝西恩·潘在今年带来的剧集《火星先驱》，与达米恩·查泽雷和瑞恩·高斯林的新片《登月第一人》，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类似的纪实风格，将历史性大事件的核心主角，从《世界末日》式的缺陷英雄形象重新降格为人，同时又不像《星际穿越》一样煽情过度，而是事无巨细地展示剧中角色如何在生活中的不同身份之间取舍和做出牺牲。两台反高潮的太空戏剧，都不约而同地把真正的航天内容，放在了故事的最后，而几乎将故事的全部重心，都放在了家庭和个人抉择上——当个人命运与人类命运相互交叉时，任何选择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与达米恩·查泽雷的前作《爆裂鼓手》类似，《登月第一人》偏向自然主义的表演和叙事风格，不仅为故事和人物本身提升了可信度，更为观众带来了自恰的叙事空间，降低了观察角度——甚至能得到近似第一人称的体验——从而大幅提升了代入感。这与好莱坞之前，对太空电影奇观化和娱乐化的表现，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与《火星先驱》类似，《登月第一人》有一种植根于60年代的，脱离意识形态之争，没有被稀奇古怪的政治诉求所污染的黄金精神。
在传统的太空电影中，往往在有意或无意中通过去人格化和英雄化，拒绝承认宇航员也有正常人的情感，更不用说去讨论它们了。而这样一来，就降低了宇航员作为一项职业，所要面对的生理和心理风险——尤其是后者——这不仅仅是能够凭借勇气或意志就能一言蔽之的事情。导演达米恩·查泽雷和编剧乔希·辛格（《聚焦》《华盛顿邮报》）眼中的尼尔·阿姆斯特朗，并没有放弃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身份，从而让电影能够与观众之间建立真正的情感共鸣。在达米恩·查泽雷的多年合作伙伴，摄影莱纳斯·桑德格伦的镜头，就像《美国狙击手》的做法那样，始终保持在尼尔·阿姆斯特朗的主观面：无论是在NASA听简报，还是给儿子读睡前故事，与妻子冷战，都能够更好地传递他的彷徨和不知所措。这些强烈的个人感受，目的就是让观众跟随深受大男子主义困扰的尼尔·阿姆斯特朗一起，感受到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冲击力。
即便《登月第一人》更加近似一部历史心理剧，但电影仍然在飞行的模拟体验上实现了自《地心引力》以来的一次飞跃。与后者对3D的超凡运用不同，前者并没有太多画面上的技巧，而是更加专注于让观众进入尼尔·阿姆斯特朗的身体之中，从而感受到在几个G的加速度下，从事看似简单的活动，其实要面对怎样的惊人考验。
而达米恩·查泽雷提升代入感的另一个做法，就是对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环境的精确重述。除了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在之前的太空电影中（如《阿波罗13号》）被忽视的内容——比如在电影中段，可以看到许多非裔美国研究者们（《隐藏人物》）认为，预算高昂的阿波罗计划是在转移公众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平权运动的注意。而持有类似观点的并不局限在少数族裔群体中。同时，在片中的电视节目中，也暗示了越战引起的抗议活动，这种不安和动荡的情绪能够渗入故事中，让《登月第一人》在氛围的把握上，要比其他反映美国太空计划的电影更加真实——排在前面的，几乎只剩下HBO的迷你剧集《从地球到月球》了——后者的地位，几乎可以类比于《兄弟连》之于二战题材影视作品了。
达米恩·查泽雷是一个非常注重角色内心体验的导演，这在《爆裂鼓手》上已经有过了非常清晰的展示。而像瑞恩·高斯林和克莱尔·福伊这样，表演风格内敛的演员，也让剧本能够在没有对话的情况下，能够很好地传达角色的深层情感——尤其是夜深人静之后的恐惧与孤独感。
而与《爆裂鼓手》的另一类似之处，就是对悲剧和失败的重新解构：所有的牺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我净化，在迎来成功之前，去除不完美的因素。这种带有强迫症风格的对完美的不懈追求，在J·K·西蒙斯的演绎下有着令人恐惧的压迫力，而在瑞恩·高斯林和一代又一代的NASA人的努力下，象征着人类在踏往未知的道路上反复自省，所必须承担的坚韧意志——尽管它能摧毁一个人的生活，尽管它对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似乎是毫无意义的。
正如阿姆斯特朗所说：“我们需要在这里失败，所以我们才不会失败。”
这才是先驱者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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