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培根

弗朗西斯·培根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宣称：“人作为自然界的臣属和解释者，他所能做、所能懂的只是如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已观察到的那样多，也仅仅那样多：在此以外，他是既无所知，亦不能有所作为。”

不要以为培根这样强调观察的作用，就是表明他确信感官的可靠性。培根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做那样理解的都是对他的误解。培根在这里强调的只是感官的有效性而绝不是它的可靠性。

培根认为，感官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的必经途径，它很重要，但它有局限性，所以并不完全可靠。他指出，感官不容易发现那些不很显露的、过于微小的或过远的事物，甚至有时还会发生错误，因此他说：“断定感官为衡量万物的尺度，是很大的错误。”

不过即便如此，培根仍然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因为他不像唯理主义者那样认为理性是世间一切知识的源泉。他断言：“人们若非发狂，一切自然的知识都应当求助于感官。”

但感官不是有局限性的吗？为了弥补感官的局限，他强调实验的作用：“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都是由适当的例证和实验得到的”。这是对以科学方法获得知识的提倡。由于知识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的，所以他说过的另外一句更为知名的话，就变成了直接赞美科学的话，那便是“知识就是力量”。

在培根的时代，科学刚刚起步还远没有发迹，也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提出还在等待着培根。

但是，说什么“还在等待着培根”这样的话有些滑稽，因为看上去培根压根不像那个可能提出这个方法的人。

他并没能赶上他所处时代的科学步伐：他反对哥白尼，不理睬开普勒和第谷，贬低吉尔伯特，甚至无视维萨留斯和哈维，而哈维竟然还是他的私人医生。但是他博学而且具有一颗哲学的头脑，这就足够了。

培根第一个系统的提出了从许多个别的事物中归纳概括出一般性概念、原则或结论的思维方法。

他把这个方法命名为“新工具”，以用来跟讲述演绎法的亚里斯多德《工具论》相区别。尽管培根的归纳法并不完善，但不论它有什么样的缺陷，都不能掩盖它是科学的称手工具这一事实，而演绎法的大前提也需要这个工具来证明其自身。对于这种“新工具”来说，它之所以会出现，这也足够了。

不过，既然归纳法是一种思维方法，那就不能说它跟理性没有关系。培根并不否认这一点，他认为，人类知识的原料只能通过感官从外界获得，但这并不等于真正的知识，人类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大脑，把这些从外界获得的原料“加以改变和消化而保存在理智中”，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知识。他同意通过感官获得的原料需要经过理性才能形成知识，但理性并非知识的来源，它只是知识的加工场，这表明他真的不是一个唯理主义者。

不仅如此，就跟他不轻信感官的可靠性一样，他也不轻信理性。他说：“人的头脑就像那种凹凸不平的镜子，它们把自身的属性掺进了不同的对象······使它们扭曲、变形。”因此，“人类的理智很容易依照自己的特性夸大事物真正的秩序和规则的程度。”他还说“人类的理智不是没有影子的光线，而是掺杂着意志和情感”。

但培根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便是：“任何一个命题一旦被提出（不管是由于普遍承认的信仰还是由于它能提供的乐趣），人类的理智便会强令其他所有的事物为其提供新的支持和佐证。”这种冷静的态度并不常见，之前似乎只有苏格拉底表现出过这种态度。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这的确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一种态度，它至少能让我们放下自以为手握真理的傲慢。

在谈论到“形式”时，培根说：“当我们说到形式时，指的不是别的，而是简单运动的规律或规则，它们构成了所有事物的单纯本质。”毫无疑问，如果有人问他这些“简单运动的规律或规则”是哪里来的，他会坚持认为那是运用他的“新工具”归纳出来的。这简直就是在跟教会唱对台戏！这意味着他并不承认有什么“天赋的”的观念。

其实，培根的哲学整个的倾向于世俗，处处跟基督教的经院哲学相抵触，因此他数次被指责为无神论者。但培根本人否认这一点。大法官培根先生很懂得如何为自己辩护。他回避自己的哲学在事实上到底有何倾向，却转而大谈特谈精通哲学会把他导向上帝的怀抱。

他说：“稍有点哲学知识的人倾向于无神论，但深刻了解哲学的人会回到宗教上来。当人类的心灵只看到那些次要的、分散的原因时，他们往往会心满意足，而不再向前深入探究了；但倘若他们探索相互联系起来的事物间的因果链条，就会必然的飞向天意和神明。”

这也许是他真实的想法，也许是他拿来愚弄人的遁词，事实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他的这一论断错了。在他之后那些哲学家们，不仅发展出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而且发展出了彻底的怀疑主义。这两大主义都没有生出“飞向天意和神明”的翅膀。

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些唯物论者或怀疑论者是仅仅“有点哲学知识的人”，而这两种本来相互敌视的主义竟然鬼使神差的干了同一件事——几乎把上帝拉下了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