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上衣

（本文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初见那个穿红上衣的小女孩，是在我人生最失意的时候。那一年，刚过十六岁的我，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场严霜——高考落榜了。

我的母校——那所以教学质量和优美风景为人瞩目的省重点中学，从全县的落榜生中挑选了三十人回炉复读。而我，就是这三十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一。

带着瞒脸的羞惭，破帽遮颜地以复读生的身份坐在学弟学妹们的教室里，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因为自己曾经是老师们的得意门生，在这所学校风光无限。所以，从上一届“骄子”到这一届“复读生”的垂直摔落，让自己无法接受、无所适从。

课余饭后，我常常孤寂而无聊地斜靠在宿舍走廊的柱子上，默默地看着天。落榜生心情就象这眼前的天和身后的砖墙：灰暗而压抑。

高三文科班的宿舍是学校西北角上的一栋青砖平房，一排三间，一头住着男生，一头住着女生。中间的那一间，住的是一帮初一的小女生。那些刚刚离开父母呵护、住校寄宿的小女孩们，就象一群落在谷场的麻雀，叽喳嘈杂，无忧无虑，天真烂漫得让我这个失意的书生有不尽的嫉妒和感慨。

在这群咋咋呼呼、蹦蹦跳跳的小屁孩中，有一个小姑娘慢慢让我注目。那是一个很秀气也很神气的女孩，常穿一件红色的卡腰上衣，背上饰着一对红色的布纽扣，很洋气也很别致。在无聊而长时间的观察中，我发现，这女孩确实与众不同。小小年纪身材修长，一张小脸上五官精致、明眸皓齿，不仅是长得很秀美，而且行事有板有眼很稳重。每日上课前，她总是独自一人、挎着一只军用水壶、不疾不慢踱过大操场走向教室，而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后，她还是独自一人、端着一只铝饭盒、不急不躁地行过操场回到宿舍再吃饭，全然不象她的那些小同学，一窝蜂涌进教室、一窝蜂涌进食堂，还是一窝蜂在操场上连吃带跑。

在宿舍前的那一排水笼头边洗碗的时候，我曾经近距离地观察过这孩子，那张秀气的小脸上，透出的竟是一种近乎傲气的大家闺秀气质，凛然得让人无言。

就这样，我与这个小姑娘比邻而居，默默地观察了她一年，却对她一无所知。只有一次，在大操场上，我见到一个坐吉普车而来的中年男子在和那小精灵说着什么，那穿着红上衣的小姑娘一边喊着：“我不要钱，我不要钱。”一边跑向教室。我由此推断，那中年男子大概是她的父亲，应该是在县城哪个单位工作，她应该是城里姑娘。这就是我离开那小姑娘时对她的全部“了解”。

四年后的暑期，我在县公安局见习。那天下午，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情，我骑了八里路的自行车，又来到了母校。

我的教室、我的宿舍、我的图书馆、我的大操场……我在校园里无意识地散着步，又仿佛是有意识地寻找什么，走走停停、寻寻觅觅。

我很幸运，在实验楼前面的那片小树林里，居然又遇见了她。还是那么秀气，还是那么神气，还是那么傲气！只不过，脸上的一派天真被少女的矜持和成熟所取代。屈指一算，她该读高二了。望着还是那么不疾不慢走向教室的窈窕背影，我突然发现：四年前那个亭亭玉立、穿着红上衣沉稳地走向教室的小姑娘，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

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怀。她不是我的同学，甚至不是我的同龄人。我高中毕业时，她还是个小学生。如果当时我穿上了这身警服，她遇上我时一定会恭恭敬敬地高举右手行个少先队礼，叫一声“警察叔叔好！”。

暑期过后，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偏僻的山区派出所，怀里揣着一支手枪、腰上挂着一副手铐，整天东奔西走，既有“打车匪”“抓逃犯”的英武和惊险，也有为“东村丢鸡鸭，西村婆媳吵”而劳腿废嘴的无奈和无聊。偶有闲暇时，我最爱将摩托车开上山，找一片红红的枫树林，躺在树下的枫叶上，点上一根香烟，望着悠悠白云、殷殷红叶，放飞自己的思绪和心情，那份悠闲，那份惬意，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那段日子里，无论是独躺在红叶上，还是在独行在清冽的月光下，母校大操场上那个穿着红上衣的背影，实验楼前小树林里那张一闪而过的秀美面容，常常不速而至，无端地闯入思绪，令我促不及防继而无法释怀。

两年后的初秋，全省“严打”统一行动的那天下午。当全局干警都集中在会议室布置任务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治安科办公室，悠闲地把腿架在办公桌上，剥一颗花生往空中丢一颗花生仁，然后张嘴去接着。在干警大会上刚作完动员讲话的政法书记推门走了进来，见到“逃会”且如此张狂的我，当场勃然大怒，拍着办公桌吼道：“会也不开，吊儿郎当，老子要处分你！”而后摔门而去。

一个月后，我从山区派出所调入政法委员会担任秘书。因为那天我并不是“逃会”，而是在为县委书记撰写当晚全县电视电话动员大会的讲话稿。凑巧的是，在当天晚上的“严打”统一行动中，我在派出所辖区一0五国道的山区路段上设伏，亲手抓获三名割蓬布扒车盗货的“车匪路霸”。更巧的是，这三名蠢匪辛辛苦苦从奔跑的大卡车上弄下来的四个大箱子里，装的并不是他们“以为是”的肥皂，而是整整四箱TNT炸药！当晚，三辆运送炸药的军车翻越这段山路后，在山下圩镇的路边店停车休息加水，发现最后一辆军车绑绳被割、蓬布掀开，四箱炸药被盗。案情旋即层层上报，直达京城。第二天，破案的严令又层层下达，到了一0五国道沿线每一个县的公安局。那份“绝密”等级的案情通报传真我亲眼见过，在上面下令限期破案的那几个签名者，我只在新闻联播中见过。三名蠢匪好不容易作下一起“惊天大案”，却被我这么碰巧一抓，顺手就破了。作为功臣，我就这样进城了。

在县城工作和生活的日子里，每当看见大街上有穿着红上衣的青春少女一闪而过时，脑海里总会冒出那个穿着红上衣沉稳地走向教室的背影，以及那张一闪而过的秀美面容。但令我奇怪的是，在县城工作了几年，单位厂矿基本上都走遍了，却从未再见过那个女孩。我也曾认为，那姑娘应该上大学了，所以那几年的寒、暑假我刻意留心地寻找过，终究是徒劳无获。我曾推断，那女孩的父亲是在县城单位工作，那姑娘应该是住在城里。但到后来，我差不多要怀疑自己这一判断了。

岁月淙淙峥峥，长流不息；生活平平淡淡，隙逝而过。县城的南门外，有一座不高不大的山包，山顶上有一座不知建于何朝何代的古塔，这里便是我进城后最爱光顾的休闲场所。无数次站在塔下居高临下浏览不大的县城，满城灯火阑珊，却一直找不到一扇属于自己的窗，心中充满了惆怅和无奈，但同时却也有一份“自己护佑着的这满城人间烟火里，一定有她” 的欣喜和自豪。

时光太快而指缝太宽，转眼就在县城混了三年。那年春节后上班的前一天，我照例去政法委书记家，给我的顶头上司拜个年，顺便蹭顿饭，因为机关食堂还没开伙。走进那扇熟悉得不能再熟的院门后，我径直登堂入室，客厅里没有人在，我喊了声：“书记，拜年了！”算是报到了，便坐到桌前自己揭开果品盒，磕起了瓜子。书记夫妇不在家，房间走出来一个人，我一抬头，眼冒金星、耳内轰鸣，手上的一把瓜子浠浠沥沥地从指间掉落。

眼前的笑脸，竟然会是那张无数次闯入我思絮的面容，竟然会是我在县城苦苦搜寻了多年而始终未见的面容。秀美依旧，傲气依旧。唯一不同的，是记忆中的红上衣变成了一身飒爽的女军装。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是我在网上搜寻到的唯一可以和那女孩的军装照相媲美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