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亚圣孟轲、复圣颜回、宗圣曾参之后，迟迟没有动笔写述圣子思。一是因为史料掌握不全。感觉相对于其他三位来讲，子思就像神一般的存在。孟子、颜子和曾子三个人的事迹耳熟能详，而子思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只知道他是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学生，孟子的私淑老师，知道《四书》里面的《中庸》为他所著。别的就所知不多了。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孔老夫子尚且不敢妄自言说，况我等后学乎？其二则是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孟子为何能成为儒生当中的一个特例，其充沛的浩然之气和挺立朝堂的胆魄从何而来？
恶补了一通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孟子的这种精神，是经由曾子、子思传承下来的。可谓是“一以贯之”，同时，也大体明白了思孟学派的精妙所在。
子思姓孔名伋，是孔子的嫡亲孙子，孔鲤的儿子。可谓是系出名门。从现有史料来看，孔子可能亲授过这个小孙子。孔子死后，子思又师承曾参，并且启迪了孟轲。将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传了下来。
子思少有奇志。打小就立下了传承乃祖学说的宏愿。
《孔丛子•记问》：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在家里发声长叹。子思急忙起身拜问祖父：“您是忧虑子孙修德不勤勉，将会辱没祖先呢？还是忧虑尧舜之道不得实行呢？”夫子说：“你小孩子家，怎会知道我的想法？”子思说：“我吃饭时听您说过，父亲劈柴，儿子如不能把它背回家，就是没出息。自那以后，每想到您的话就不敢稍有懈怠。”夫子欣喜地说：“这样我就没什么忧虑了。后世子孙承继祖上之业，就一定能昌盛光大。”
子思继承并光大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窃以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者的气节，二是孔子的天命观。
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之后，曾经就儒士的言行与鲁哀公进行过一番长谈。
这件事记载在《孔子家语·儒行解》里：“儒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 ”“儒有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儒有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
这些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儒者难以得到却容易供养，容易供养却难以留住。不到适当的时候不会出现，不是很难得吗？不正义的事情就不合作，不是很难留住他们吗？儒者见利不会忘义，见死不改操守。儒者可以亲近而不可以胁迫，可以接近而不可以威逼，可以杀头而不可侮辱。儒者以忠信作为铠甲，以礼仪作为盾牌，心中想着仁去行动，怀抱着义来居处，即使遇到暴政，也不改变操守。
这些话，既是孔子对当世儒士行操的描摹，更是对后世儒者行为的要求。我们现在可以将其视为孔子立下的“儒门清规”。这一清规经由曾参传至子思。不过是子思比其乃祖做得更加彻底和决绝。
孔子一生都在寻求与当权者合作，千方百计的想把自己的学识和才能奉献出来。但他又时刻保持着一份清醒，保持着儒者与统治阶层的距离。在他看来，可以通过从政来施展政治抱负，但不能与统治者同流合污。“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清明和昏乱，都尸位素餐，安享俸禄，是一种耻辱。一个真正的儒者，应该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更应该像卫国的大夫史鱼和蘧伯玉那样：“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即是他对鲁哀公所讲的“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非时不见，非义不合。时机不属于自己就不要现身，不合乎义就不能合作。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孔子为何在鲁定公和季桓子贪恋美色、荒疏朝政时，毅然决然的拂袖而去。宁愿到异国他乡风餐露宿，也不愿意坐享鲁国的小米。也就更能明白，虽然卫灵公给他与鲁国一样的俸禄，还是留不住他。谈话时仰头看天上的大雁，出巡时让他和嬖臣乘一辆车，严重的挑战了夫子的底线。
但孔子又是宽厚和隐忍的，在与统治者的合作上，他更多的表现是委曲和无奈。“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到了曾子，则出现了明显的婉拒。也许是自小就跟着老师周游列国，见惯了当政者的虚伪和势利，曾参才刻意选择了“独善其身。”宁愿敝衣以耕，也要保住气节。
这一股清流无疑深刻影响了子思。
面对权贵，子思已经不再像祖父那样和风细雨，委曲求全；也不再像老师那样守贫全节。而是明确表现出了不屑与之为伍的态度。从孔子对权贵的平视、曾子对权贵的冷视，变成了子思对权贵的俯视和傲视。
《孔丛子·抗志》：卫君问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无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则君亲之；中正弼非，则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贵贫贱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见亲，而取其所以见疏者乎？是故竞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谓无非也。
亲小人，远君子。造成群臣为了私利，争相讨国君欢心，而不敢反映真实情况，更不敢对国君提意见。面对卫国国君的询问，子思一点不留情面。并且在卫君表示要改过时，还毫不客气的指出：你做不到！
公曰：然乎，寡人之过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顺而心不怿者，临其事必忧。
“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已，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卫侯提出了一项不正确的计划，而大臣们却一致附和。子思直斥其“君不像君，臣不像臣。”说：君主自以为是，大家便不会提出自己的见解。随声附和，无异于助长邪恶之风。君主不问是非而喜欢别人赞扬，是无比的昏暗；大臣不管对错而一味阿谀奉承，是无比的谄媚。君主昏暗而臣下谄媚。这样居于百姓之上，老百姓是不会同意的。长期这样不改，国家就不象国家了。"
他还当面对卫侯说："你的国家将要一天不如一天了。"卫侯问为什么？他回答说：事出有因。你当国君的自以为是，卿大夫就没有人敢于指出你的错误；于是他们也说话自以为是，士人百姓也不敢纠正其误。君臣都自以为贤能，下属又同声称赞。称赞贤能则和顺而有福，指出错误则忤逆而有祸，这样，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
“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听听这话，简直是居高临下，面批其颊，直接给国君下不来台啊。
晚年的时候，子思居住在鲁国。鲁穆公怕留不住他，便经常派人问候。子思虽受到礼遇，却常常直言不讳，认为能经常批评君主错误的，才能算作忠臣。郭店竹简《鲁穆公见子思》：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弄得鲁穆公很不乐意。
《孟子·万章下》则说：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
鲁君派人给他送肉食，他都感觉是对自己的侮辱。说，你这不是像养狗养马一样对我吗？
《孟子·万章下》:"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
鲁缪公问子思：千乘之国的君王和士人做朋友是怎样的？子思听了不高兴，回答说，这话说的是千乘之国的君王侍奉贤能的士人，而不是说与士人做朋友。子思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以职位来说，你鲁缪公是君王，我是臣子，臣子怎么敢和君王做朋友？以德行来说，你鲁缪公该侍奉、学习我，怎么可以说与我做朋友？在子思看来，千乘之国的国君，祈求和贤能之人做朋友都不能够，遑论其他呢？鲁穆公请他做国相，他也以推行自己的学说为重婉言谢绝。这就难怪以他为榜样的孟子，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了：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也！
子思对孔子天命观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中庸》上。
我们知道，孔子“不谈怪力乱神，””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对玄幻虚无的事情是束之高阁，“敬鬼神而远之”。所以子贡才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而且孔子一生不肯向命运低头，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可孔子又是知命和信命的，尤其是到晚年，更加感觉到命运的难以抗拒。他说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在《论语》的最后一章《尧曰》中，则强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冉耕身染重病，孔子探望他时悲痛地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命运是多么难以琢磨呀，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这么坏的病呢？此时的孔子已经认识到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孔子对天命又是笃信的。他坚定不移的认为自己肩负着上天赋予的神圣使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在遭到匡地的人们围困时，孔子表现出了天命在身的淡定和坦然。他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在我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灭亡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灭亡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并且在公伯寮诋毁他时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认为自己的主张能否实行在于天命，而天命并非公伯寮可以改变的。
孔子对天命也是非常敬畏的，他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到了《中庸》，子思则将孔子的天命思想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并且赋予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按照郑玄的说法，“天命之谓性，”老天所赋予人的秉性里面，包含了五行的内容:"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智，土神则信"。也即是说，人生下来，其心性就有了区别。结合孔子的知命论，那就是要求人要知道其自然禀赋，并按其心性去修为自己。顺而达到中和，也即是中庸的境界。
世人对中庸多有误解。以为“和稀泥，”保持中立就是中庸。这真是让先贤哭笑不得。中庸的真实意思是“执两用中，”就是把好与坏两种情况都考虑清楚，然后采取最恰当的方式。中庸即是中和。而中和恰恰是天地孕育万物、万物自然生长的玄秘所在。为了参透天地万物的这一玄秘，子思进一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只有通晓“天地之化育"，才能够达到"与天地参"。
怎么才可以参透天地之化育呢？子思提出的路径是“诚”。"诚者天之道"，即"诚"就是"天道"，而"天道"即是"天命"。他认为"诚"与天、鬼神是一脉相通的，即是"天人合一"的。《中庸》二十四章说:"至诚如神"。达到"诚"便具有无比神奇的威力。甚而认为“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只要"至诚"，就可以预卜凶吉。国家将要兴旺，就一定有祯祥的预兆。而国家将灭亡，就一定有妖孽出现。
子思这种知天、知命，顺天命而为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孔门儒学的主要意识，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
"天人合一"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它追求的是人和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只有人与人、人与万物和谐，才能达到乾坤运转的整体和谐。反之，则是混沌无序、人妖颠倒，则是纷争、动荡，一团乱麻。
“天人合一”，这一由中国儒门先贤创立的哲学理念，在当今的人类社会尤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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