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格物致知”所蕴含的伟大科学理性（四）

试论“格物致知”所蕴含的伟大科学理性

王自成

四

明代后期的王守仁（1472年——1529年）的心学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高峰。

从内容来看，王守仁的心学与陆九渊的心学十分相似。王守仁的“良知”就是陆九渊的“本心”的升级版，王守仁的“致良知”就是陆九渊的“明心”的升级版。所不同之处仅在于王守仁采用“心外无理”和“心外无物”的命题强调了“良知”的内在性以及“致良知”只能从内心寻求的特性。从这个角度看，人们把心学称为陆王心学是有道理的。

王守仁与陆九渊的最大差别在于对格物的态度上。陆九渊在理论上是同意程颐的格物致知的，而只是在实践的层面惟“明心”是务而已。王守仁则以“格物即格心”的命题完全否认了格物的必要性，结果是抛弃了程朱的“格物”，而把程朱的“致知”升级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致良知”。因此，这一点即构成了与陆九渊区别，同时构成了对程朱的反动。至于何为“致良知”，则也就是“格心”而已。至于具体的“致良知”方法，则作为王守仁的妹夫兼学生的徐爱著有《传习录》一书，记录了王守仁与众多学生的问答言行，也就是惟“致良知”是务的范例而已。无他，“致良知”已经一语以蔽之矣。

还有一个被归于王守仁的著名命题是“知行合一”，同时被认为是对朱熹的一种反动，因为朱熹说过“知先行后”。但是，如果仅从认识的时间顺序论，则有学者已经考证过，朱熹的“知先行后”包括知行同时的情形，也就是说同时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在朱熹哪里就也得到阐明。不过，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确实还有更深层的意思，他是针对知善而不行善者说的，即“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答顾东桥书》，《阳明全书》卷二，53页）。”他如是论述“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阳明全书》卷一，38页）。”又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如是说来，“知”和“行”还是分开的，不过因他们有密切的关系，故应被视为辩证的整体。

王守仁的上述哲学在内容方面更接近于陆九渊，但其建立的动因却并非是陆九渊的影响，反倒是对朱熹的“格物”的激烈批判。王守仁出生的时候，朱熹已经去世272年，朱学也早已成为官民两方的正统思想，因而逐渐呈现出教条化的倾向。因此，王守仁早年也是奉朱学为圭臬的，《传习录》（《阳明全书》，84页）有如是记载：“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朱熹号），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著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至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途中三年（即王守仁34岁被贬贵州龙场驿时），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所格者（即史称‘龙场悟道’的内容）。”

这段公案说明，朱熹的“格物”不能给人以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导致王守仁和朋友钱子格竹子均一无所得。而且，作为亲身经历，这自然成了王守仁激烈批评朱熹的最有力证据。王守仁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用“心外无物”作为大前提否定了外物的存在，同时也否定了格物的必要性。承认“心外无物”的大前提，“格物即格心”的推论就是符合逻辑的了。而格心的主要内容又是发明良知，也就是王守仁以“致良知”。然而，“心外无物”这个大前提本身有无问题呢？据《传习录》记载，在王守仁生前就遭到过友人的质疑：“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间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中亦和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先分析王守仁的那位朋友的观点。在他看来，花树能在深山中自开自落，则花树就是与我心无关的心外之物，怎能如王守仁所说的“天下无心外之物”呢？因为这位朋友认为，我现在看到此花已落，必能推测此花此前曾经盛开，而其盛开之时并不在我心中；而如果此时我看见此花正开，则必能推测此花此前必有一时尚未开放，而其尚未开放之时亦并未在我心中。因此，在这位朋友看来，那个不在我心中却可以推测其存在的“此花”就是心外之物，因而王守仁的“心外无物”的大前提是不成立的。当然这位朋友的推理的依据是经验的可推测性，就是通过经验获得的如下一个大前提：“事物是渐变的”。但因他把这个大前提视为“不言自明”之故，他自己并没有特别点出来。应该指出，这种经验可推测性与当今的科学可推测性是完全一致的，科学推测性不过是达到“定量”程度后的经验可推测性而已。因此，那种认为中国人身上没有科学基因的说法恐怕确实根源于某种歧视心理。这里提到的这位生活于500多年前的无名无姓的普通中国人就具有如上所述的坚实的科学理性。

再分析王守仁的回答。他用以论证“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的根据是“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作为根据之一的“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提示王守仁所说的在心内的东西是关于“此花”的主观印象和感受。他其实是偷换了概念，问者要问的是与印象相关的那个“此花”是否在心外，他的回答却是与那个“此花”相关的印象确实在心内。显然，从印象在心内，无法推断出心外无物。因为心内有什么不能必然地导致心外无什么。再者，即使认为王守仁的论证成立，同样作为根据的“你来看此花时”却提示他的推论只在特定时间段成立，因此是相对的，而只有相对正确性的“心外无物”是不堪作为整个哲学的基石的。至于“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也未能说明“心外无物”。试问“汝心”是怎样判断出“此花”与自己“同归于寂”的？说“汝心”能够判断自己归于“寂”则可，而既然说“心外无物”，“汝心”从何而知“此花”也归于“寂”？即无从判断其“存在”，又何从判断其“寂”呢？总之，由于存在上述逻辑矛盾，王守仁其实未能证明他的“心外无物”命题的正确无误。然而，不能因此说王守仁不讲逻辑，其实正因为他讲逻辑，知道“心外无物”是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为了自圆其说故，不得不勉力坚持这个“心外无物”。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王守仁缺乏科学理性？诚然，就其哲学而言，科学理性已经荡然无存。但从王守仁所做出的杰出功业而言，似乎另当别论。明正德十四年（1519），江西的宁王朱宸濠在蓄谋多年后发动叛乱，以十万大军欲直下南京。时出使在江西的王守仁闻报，立即起兵讨之，以弱势之兵在朝廷大军未到之前就将叛乱迅速平息，立下了他人生的第一件盖世奇功。王守仁何以能一闻报就立即作出起兵的决定呢？如果真的“心外无物”，此时的王守仁尚未亲眼看到宁王如何造反之状，他的心何以未归于“寂”，反而立即嚣嚣然并起兵了呢？如果真的“心外无物”，那宁王何物也哉，还需要起兵以平之？他晚年又奉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两广，一举解决了明王朝数十年未解决的当地少数民族此起彼伏的暴动问题，立下了他人生的第二件盖世奇功。其间显示出的谋略才识可谓“神机妙算”，而这些“神机妙算”不可能基于“心外无物”之上，因为所有的“妙算”都只能建立在“可推测”或“可预测”的基础上。可见，王守仁的“心外无物”好像只停留在他的哲学中。现实的王守仁却似乎早已把这一点忘到九霄云外，而用其功业对外物作出了决定性影响。这种看似人格分裂的现象或许还可以作为将来探讨的主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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