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发展、演化进程
儒学的发展、演化进程
从上古三代到化民成俗，
成为颠扑不灭的社会主流价值观，
中华民族用了4000年来“知行合一”！
■上古三代：儒学之源
儒家的创建,并非凭空而生；孔子的思想，亦非全部自创，儒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自上古至西周，经年累月的文化积淀，为孔子思想的产生、儒家学派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上古三代，是中华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期间社会的变迁及思想的转变，为儒家及诸子百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由尧舜禅让转变为父子相传，中国社会跨入文明的门槛。商周之际，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西周以蕞尔小邦取代了大邑商，“天命”是否转移成为周人着重探讨的问题之一。最终，周人把注意力从“天上”投向“人间”，开始关注人世间，人性从此觉醒。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周人赖以立国的制度遭到全面的破坏，社会遂陷入混乱，不复平静。夏商周三代，世官世禄，学在王官，知识被少数贵族所垄断。及至春秋战国，伴随着礼坏乐崩，学术走向民间，世阶层得以兴起。如何在混乱中重建秩序？是当时思想家思考的主要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及相互辩论，遂导致百家争鸣的出现，儒家即在此背景下产生。
■孔子：至圣先师
自从有了孔子，世间才有了儒家学派。孔子的出现，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孔子开启的儒学文化，成为后世中国的主流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极具东方色彩。宋代大思想家朱熹曾在《朱子语类》中引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可见孔子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孔子的伟大，在其对“仁”思想的全新诠释，也在于其对中国教育所做出的不朽贡献。秦汉之后的空子，逐渐被偶像化、神化，渐与政治合流，沦为政治工具，遂有千百个不同面貌的孔子。走下神坛后的孔子，更显真实可近，其思想再次放出万丈光芒。1988年，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的《宣言》中声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这是一个需要孔子的时代，不是孔子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孔子，我们需要孔子的智慧再次为我们的精神领航！
■春秋战国：薪火相传
先秦作为儒学发展的第一期，在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时期，儒学又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原创期。孔子和他的弟子一同开创了儒学。孔门弟子在儒学发展史上扮演了两个角色。这两个角色的划分可以孔子的趋势为界。孔子去世前，他们同孔子一起创立儒学，是开创者；孔子去世后，他们便成为儒学的传承者与发展者；（二）发展期。此阶段即孔门弟子时期。儒学沿着原创的精神发展，原有的分化在此期进一步扩大，昭示着儒学朝不同的方向走去。纵观此时儒学的发展，大致表现出两种倾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两大派别，一为“主内”派，一为“务外”派，但各自的理论还未成熟，有待进一步深化；（三）深化期。此阶段即孔门弟子以后至孟子、荀子之前。儒学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就儒学两大派别而言，其发展与走向在此时渐趋明朗。各自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内容更加丰富，论说更加精致，且试图在理论上取得突破，虽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四）完成期。此阶段即孟子、荀子所处时期。儒学的两大派在此时完全形成，原始儒学走向成熟和完善。成熟的表现就是有了完整的理论作指导，即建立在人性论上的修养论。两大派在此期把各自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
■秦朝：焚书坑儒
兴起于西陲的秦人，风俗制度受戎、狄等少数民族影响较深，沐浴礼乐文化较少，注重 农耕与军功。指导秦国一步步强大起来的思想，与儒家宗旨相吻合者较少，而颇合于法家理论。及至秦王政之时，统一天下的条件已经具备，儒家理论难当其任。先秦儒者游历秦国者极少，战国晚期的荀子虽曾东游至秦，但他的理论显然没有受到秦国的重视，反而是他的学生韩非、李斯，深受秦王政的欣赏。秦统一天下的进程，也使秦王政形成了崇尚法家的思想，加之儒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未随时代的变化而调整，显得拘谨、迂腐，从而使得秦始皇认为儒学对治国毫无裨益。而儒生对朝政的批评，也最终导致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学说受到重大打击。虽然秦朝不重视儒学，但秦朝在博士制度的设立、儒家经典的传授、礼制的应用等方面仍然功不可没，不可一概抹杀。
■西汉：独尊儒术
汉初，民生凋敝，百业待兴。为了恢复社会怨气，解决诸多社会矛盾，汉初几代君主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与之相应的指导思想是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虽然入学在汉初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但儒者为儒学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汉武帝继位后，经济繁荣、政治统一，原来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汉王朝亟需建立一种适应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体系，以便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董仲舒的公羊学理论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遂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经学昂首阔步地走上了历史舞台。汉宣帝时，石渠阁会议的召开，使经学与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孔壁藏书的发现，使许多先秦儒家经典重现于世。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并大力提倡古文经学。王莽的改革，便以古文经学为指导思想。儒学在西汉末年逐渐分化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谶纬神学。
■东汉：经天纬地
西汉后期，政局动荡，谶纬四起。图谶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对社会心理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谶纬与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光武帝刘秀即位后，对此也深信不疑，宣布图谶于天下，一时谶纬风行，泛滥成灾，对东汉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谶纬风行之时，虽然不乏批判、反对之声，但并未能改变这种风气。东汉儒学昌盛，帝王将相多为儒生，今古文经学皆有发展，大师辈出。为弥合今古文之间的差别，统一经义，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参与者多为经学名师，会后刊行的《白虎通义》标志着东汉经学与神学的进一步结合，使谶纬正式变成钦定的法典。经学的谶纬化，一方面把儒家学说系统化、通俗化，另一方面也使儒学走向神秘化。
■魏晋南北朝：芝兰玉树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年），战乱频仍，南北分立，政治分裂将近四百年。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年代，从东汉后期，北方胡人开始入塞附边，借西晋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挺进中原，纷纷建立政权，在与汉族的不断冲突，甚至互相杀害中，走向融合。刘渊父子、鲜卑慕容、前秦苻坚莫不如此，而尤其以统一北方的鲜卑拓跋氏融合最为彻底。融合之中，意识形态的接受与重建最为重要而儒家文化无疑是其中的指导原则，北魏孝文帝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进行的一系列汉化改革，就是最著名的例证。
这也是一个学术重整的年代，董卓之乱颠覆了东汉王朝的神圣权威，曹操推行的用人呢唯贤政策削弱了儒家的一统地位，以何晏、王弼、竹林七贤、元康名士为首的玄学日渐兴起，称为两晋南朝的主流思想。佛教传播日益广泛，由上层士族到下层百姓，经过道安、慧远、鸠摩罗什等高僧的改造，日益中国化。儒、释、道三教既对立，相互攻击；同时又吸收，三教同源、三教合一的看法日渐流行。在这一进程中，儒家文化与时俱进，理学发展尤为神速，不仅大师辈出，著作繁多，而且与当时的家族门第、国家政治、社会风习、朝野教育、法律制度紧密相连，成为一时显学，充分展示了儒家文化的入世特征。
■隋唐：三教合流
隋唐时期（581-907年），为人称道的地方很多。国力强盛，民族融合，经济发达，社会安定，风格雄健，气魄恢宏。但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延续三百多年的时代只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平庸的时代。六朝遗风余韵犹在，贵族精神、家族传统仍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向往，甚至连皇帝也不例外，太宗修《氏族志》，武则天修《姓氏录》，莫不反映了这种心态。三教合流，道教、佛教相比于儒家学说更受尊崇，尽管唐初朝廷便颁行《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玄宗又亲自为《孝经》作序作注，文宗又将儒家十二部经典全部勒石，但是，汉魏以下儒家繁琐的经典注释方法使经学日见老态，难以深入人心。虽然隋唐之际便有王通的河汾学派提倡王道，强调性理，但是直到中唐之后，先有啖助、陆淳、赵匡等人对《春秋》三传的质疑，率先向儒家繁琐经学提出挑战；继而有韩愈、李翱的激烈反佛，并且借助佛教、老庄理论，突出《四书》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重视新型研究，完善儒家内容，为宋儒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就此而言，隋唐三百年间，政治、社会层面大多继承魏晋六朝，思想文化层面则开启宋代理学，新旧交替之际，固然乏善可陈，但是历史的演进轨迹，也因此得以历历在目，可兴可叹。
■两宋：登峰造极
两宋时期（960-1279年），常被指责为积贫积弱，前与契丹、西夏签订城下之盟，输银纳绢，后遭金人肆虐，靖康之耻，二帝北迁，绍兴和谈，强虏横行。待到蒙古崛起于大漠哦，铁骑驰骋，更是龟缩江汉以南，最终国破家亡，社稷丘墟，少帝无路可走，大臣背负崖山投海，立国三百余年，可谓屈辱之甚！但是，历史往往最复杂。且不说《清明上河图》中显示的社会繁荣，两宋交子、会子等纸币展现的经济能力，即是文化，宋代也在中国历史上不遑多让。四大发明，宋有其三；科举取士，白衣卿相，此时方蔚为大观；文化名人成批出现，欧阳修、范仲淹、三苏、王安石、司马光，群星闪耀，光照后世；儒学转型，关、闽、濂、洛，自成体系，影响深远；四大书院，立德立言，自由讲学，以友辅仁，儒家文化由此走向人间，日渐成为国人的日常习惯。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王国维先生则称：“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均有所不逮也。”以貌似孱弱之武力国运，而能有如此巨大之文化成就，文物张弛之间，美誉恶谥集于一身，雄健萎缩众相纷呈，相济相成，相含相孕，横看成岭侧成峰，管窥打量，有余香在口，余味在心。
■元明清：化民成俗
元明清时期（1279-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大一统时期，也是儒家思想走向民间，落实为中国人日常思维习惯、生活方式的重要时期。元朝自忽必烈短暂推行科举之后，数十年不开科考，从而造成九儒十丐的局面。后来，伴随着大明王朝的建立和官府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迅速深入民间。不仅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全部以程朱理学为圭皋，而且宋儒尚停留在口头纸面上的种种主张，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逐渐被知识阶层和一般民众所接受，士大夫重气节，民间则重视贞节。风气弥漫之处，不免僵化教条。于是先有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学主张和吸纳下层民众的泰州学派，后有顾炎武等人对心学末流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的批评，从而开创有清一代的实学考据之风。晚清西学东渐，坚船利炮之下，国家多遭凌辱，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前后相继，推动洋务，富国自强，开启中国近代化艰难征程的同时，也推出“中体西用”的应对之道。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当政者固然需要委曲求全，如李鸿章被指责为汉奸、卖国贼，但对于普通士大夫而言，儒家文化却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随处可见的官箴、戒石铭，随处可闻的戏文、评书，忠信仁义，勒铭于石，映照于心，虽时断时续，终究藕断丝连。
■近代：中西会通
晚清西学东渐，儒家思想渐遭怀疑。国力的衰微，列强环伺，国家危在旦夕，也使当时很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思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寻求拯救民族危亡的途径。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孔子作为旧传统的偶像，首当其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判，地位一落千丈。新旧文化之间，孔子以及儒家，已经变成一个箭靶子，替罪羊，为近代以来的落后承担所有责任。但也就在此时，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高涨之际，有一批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传统文化始终不离不弃，情有独钟。他们认为孔子思想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新世界的来临更需要孔子思想的滋补，只有孔子的思想才适合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这些人，被称为近代新儒家。大陆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儒家重新受到重视，也出现了一些旨在复兴儒学的学者，他们被称为大陆新儒家。最近几年，随着国学热的升温，儒学又成为热门话题之一。如何探求传统儒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创造性转化，是当今众多学者共同思考的课题。
——《一本书读懂儒家文化》
读书笔记，一字一字敲出来的
戚哲芬2017-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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