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六十四岁,属羊。老人们都说属羊的人命不好,十羊九不全,母亲险些中了这个魔咒。
一九九三年,我七岁,哥哥十四岁。父亲和朋友在北京过人行横道的时候被迎面开来的货车撞出十多米远,母亲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医院的走廊里躺了一天一夜,那时候交通通讯远不及现在便利,母亲是怎么从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农村辗转到达医院的,她从没跟我们提起过。经过检查,父亲颅内积水严重,在北京301医院,专家们会诊之后决定在头部打眼,将积水抽出来,手术做了六个小时,母亲在外边等了六个小时,没说一句话,没流一滴泪。
父亲是家中独子,没有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在他四岁的时候相继离世,在这个关头,母亲找不到一个亲人可以帮忙,北京的亲戚后来得知消息赶过来,每天给母亲送饭、跟母亲换班照顾父亲,在他们的帮助下,母亲才有了喘息的间隙,中间回了一趟家,把我送进了小学,安顿给三爷家的姑姑,哥哥当时在县城读初中,两周回一次家,母亲把哥哥的生活费交给姑姑以后,就又回了医院。父亲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总是把母亲认成“二姑”,吃西瓜连西瓜皮一起吃掉,每天对着母亲哈哈傻笑。医生告诉父亲,手术是成功的,虽然恢复的过程可能很漫长,但一定要有信心,母亲这一回,激动的潸然泪下。
照顾父亲之余,母亲还要跑交警大队,肇事的货车司机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半年后,父亲出院了,虽然意识恢复了正常,但是身体大不如从前,彼时,家里已经没有积蓄了,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当母亲扶着步履蹒跚的父亲回到家时意味着什么,等着我们的,是一条多么艰辛的生活之路。但我清楚地记得,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每天笑呵呵地跟父亲聊天儿,给他做复健。
母亲的眼泪那年冬天,母亲去院子里取煤,刚下过大雪,装煤的编织袋子一袋一袋摞在墙根儿底下,母亲去拿上边那一袋,不留神手一滑,冻的梆梆硬的煤袋子像一块大石头一样重重地砸在了母亲的脚上,母亲疼的动弹不得,低着头在雪地里蹲了好大一会儿,慢慢的才扶着地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到卫生室去上药,那个蹒跚娇小的背影,至今还深深地烙在我脑海里。
父亲出院后不能再工作,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那时,村里大多以编织苇席为生,母亲每天编三块苇席,还要去邻村的一家塑料厂做计件工。后来,哥哥不忍心母亲如此劳累,辍学出去打工,母亲知道后把他从村口拉了回来,但最终还是没有拗过他。
一九九七年,父亲的身体大有好转,慢慢恢复了工作,我们一家的生活也逐渐有了起色。
二零零三年非典那一年,哥哥结婚了,按我们那边的风俗,新郎出门迎亲之前要跪拜父母,哥哥下跪的那一刻,母亲号啕大哭。
一直以来,母亲就像一个男人,刚毅、坚定、不屈,用她娇小的身躯支撑我们这个家,在她的庇护下,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可母亲却变的越来越爱哭了。哥哥的孩子出生,母亲喜极而泣;我外出支教,母亲哭着把我送上车;我出嫁,母亲哭着给我整理衣服;生孩子的时候母亲没有及时赶到,看到我还没说话就先掉了眼泪……母亲年纪大了,反倒越来越像个孩子。
前阵子我生病住院,母亲帮我照看两岁的儿子,一天,我儿子趁母亲不注意偷偷跑出去,母亲反身去追,追上孩子气不过就朝他屁股打了两下,孩子边哭边向母亲求饶:姥姥不生气,姥姥不生气,德德听话…母亲一听这,眼泪夺眶而出。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哥哥越来越理解母亲,也越来越依赖母亲,小时候她像一棵大树,现在,又像一处港湾,随时等待着我们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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