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欢
今天，是钱钟书诞辰108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再次重温他与夫人杨绛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他们之间动人的爱情故事。
《圣经》有言：“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爱人。”
文坛伉俪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便应了这句话。
1932年早春，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两人初次偶遇，杨绛便觉得钱钟书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钱钟书亦被杨绛“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的清新脱俗吸引，丘比特的金箭暗暗射中两人，一段旷世情缘就此徐徐萌发……
那个时候，钱钟书是鼎鼎有名的“清华大才子”，而杨绛是追求者众多的“清华女神”。望着对方的眼睛，他们的目光中都流露出对彼此的兴趣，他们可能想不到的是，这一凝眸，就耗去了一辈子的时间。
1
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
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
这一切仿佛都是冥冥中自有天意，或许是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1932年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
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当时钱钟书身穿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
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古月堂历史悠久，见证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年岁交迭，也见证了这一段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的爱情。
那一年，它像一位睿智的老人，看着从土地里冒出的爱情萌芽，默默见证着，微笑着，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偷偷送出了关于爱的祝福，系在这一对情窦初开的小青年身上，期待着有一天他们的爱情能够开花结果，长成参天大树。
而他们，亦没有让它失望。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
在一封封书信中去领会对方的思想，揣摩对方的意思，想来，这应该是文人间最浪漫的恋爱方式了吧。
钱钟书文采斐然，杨绛也不逞多让，两颗心迅速被拉近距离。
于是两个人就越写越勤，最后到了一天一封信的程度，如果哪一天没有收到，就有如隔三秋的煎熬。杨绛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当时的情形“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就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
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
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
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便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
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在那个炎热的黄道吉日，在众人的欢呼祝福声中，这一对来自清华园的才子才女，正式走到了一起，约定终生。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
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
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2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
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
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的说道：“这就是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对于爱人的心意，无论味道如何，言语的表扬是一定要到的。
在牛津的那段日子里，他们没有家事的烦扰，也很少人情世故的往来，所以，两个人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还经常展开读书竞赛，比比谁读得书更多。这样的分享和读写，让婚姻充斥着旁人艳羡的活力，经久不衰。
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
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
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杨绛的蹿红，让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
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
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爱相知，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藏好钱钟书的手稿。新中国成立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钟书曾写文章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
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
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答，“我也一样。”
3
后来，文革来了，留洋过的两个人都难以幸免的受到影响。
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不服气，认为这不是钱钟书应受的，于是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
这下群众炸窝了，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还敢贴小字报申辩！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
在批斗会上，杨绛依旧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声嘶力竭的争辩道：“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
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却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钟书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
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在此期间，钱锺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堂吉诃德》。
八年后从干校回来，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
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4
爱女阿圆在牛津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
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
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
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
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
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
1994年，钱钟书住院了，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
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
一年后的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的双眼也永远的闭上了，再也不能看心爱的妻子一眼。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
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杨绛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她用自己的方式在怀念着那个先一步离去的男人。我相信，在另外一个世界，那个男人也正以某些方式在思念着这个相伴一生的女人。
丈夫和女儿走后，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
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
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她独自一人在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笔耕不辍。在她身上，人们会忘掉时间的残酷：105年无情而漫长，而她一如既往地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人温暖……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逝世，我想杨绛先生去世的最后一秒，思绪肯定飞回了1932年的清华古月堂门口，那是三月的郁郁葱葱，古老的青松树，从树叶缝隙之间投下来的斑驳的阳光，灰砖地上的人影一双……
而今，“他们仨”终于在天国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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