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情殇——《金瓯缺》背后的故事

中国式情殇——《金瓯缺》背后的故事

徐兴业先生的故事触动我已经很久了，只是一直苦于材料太少而无法动笔，最近因为某种特别的机缘，我再次通读了一番徐氏的大作《金瓯缺》，当看到小说中那个人鬼殊途、抱恨终天的结局时，不免眼角一热，内心的软弱处再次被狠狠地击中！

历史上真实的马扩——一个不太为大家所熟悉的名字，元代所修撰的《宋史》里也没有为他专门列传，可是在宋、辽、金三国纵横捭阖、兵戈扰攘之际，马扩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见证者、参与者，他也以其不凡的才干、崇高的品格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宋史》等书里之所以如此漠视马扩，可能跟古人不太重视外交活动有关，而马扩也曾经一度同抗金义军（正规军眼里的“乌合之众”）并肩战斗，这大概也是官方之正眼瞧不上的！不过细述宋、辽、金三国激荡风云的《三朝北盟会编》中，却大量摘抄了马扩的生平自述《茆斋自叙》，因而依然给马扩留下了光耀青史的一席之地！

在《金瓯缺》中，作者为马扩安排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由于北宋王朝的迅速沦亡，马扩一家人陷入了危险当中，以至于马扩本人也在一次战斗中被金军所俘虏。后来马扩被民众自动组织的抗金义军所救，开始正式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金大业。在遭到金军的疯狂镇压后，由于北方已经无法立足，马扩只得逃到了南宋境内，继续为赵官家效力，并在“绍兴和议”中参与了对金谈判的外交工作。

当初马扩被俘时，金国方面曾特意把马扩的母亲和妻子请来，让她们劝降马扩，可这无疑是徒劳的。当马扩被人救出后，至此也就同家人失去了联系。直到十九年以后，当政治上被打压、被冷落的马扩从李师师那里间接听到家人的确切消息后，才急忙赶到北方去接回家人。

十九年了，马扩唯一的女儿已经在几年前夭折，他的妻子亸娘也已经病在弥留之际，甚至眼睛已经认不得人。但好在夫妻两个在最后的生死诀别的时刻终于相见，亸娘在第二天黎明前，“遗憾无穷地离开这个金瓯残缺、破镜无缘再圆的人间”。最后，马扩带着亸娘的骨灰与母亲、嫂子回到了南宋……

不去仔细阅读这部小说，当然很难被这样的情节所深深打动，可是当你了解了这部小说背后的故事时，也许你会别有所思、别有所动——北宋的沦亡，南宋的苟安，这都是最高统治者腐败无能、自私自利的结果，也同样是造成像马扩一家莫大悲剧的主要原因！

可是千百年来，无数代人，他们的理想、爱情与生活，无论是在马扩之前，还是在马扩之后，无不承受着专制统治的残酷碾压，乃至于一切都成了奢侈……

徐先生背后是周女士的画像，女孩可能就是徐先生夭折的女儿

                          一

在晚清民国的上海，有一位因做颜料生意发家的大商人，这就是被人称之为“颜料大王”的周宗良（1875～1957）。

周宗良无疑是那个时代得风气之先的“大资产阶级”，所以他的家里既是一个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交际场所，也是一个洽谈生意、热闹非凡的商务场所。与此同时，周宗良又带有那个时代中国有钱男人的典型特征，这就是娶了四个太太，并拥有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

周家住在上海宝庆路3号，那里的奢华让洋人都流连忘返，以至于当时在洋人中间都流行着这句话：“如果你没有去过宝庆路3号，你就不算真正来过上海。”据知情人透露：以前一进门就有条大狼狗，一墙之隔就是巡捕房，门外有“红头阿三”把门，家中还有白俄大保镖，单是佣人就有几十个，可见周氏家族在上海滩的显赫地位。

周宗良有一个女儿，名叫周韵琴，约生于1920年前后，喜好文艺、富于个性的周韵琴上演了一出千金小姐爱上穷书生的好剧，而这个“穷书生”无疑就是我们这里的主角——1917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徐兴业先生。

徐先生于1937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后到了上海工作。徐、周两个人相识于1938年，那正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那时的他们，经常在衡山公园见面，每次见面时都带着几份报纸和一本全国地图。他们非常关心抗战的前景问题，每当在报纸上读到国军不断“转进”的消息，再对照地图去查证日军已深入到何等境地——面对着日蹙国土百里、死人万千的局势，他们多少次悲愤地问：“这个素餐尸位的腐败政府究竟负得起领导抗战的重责吗？”两个政治上还很幼稚的热血青年，“只从范长江等人的几篇报道中知道一些八路军的情况，后来又读到斯诺的《西行漫记》，开始向往革命圣地延安”。

这对青年男女在对于国事的忧心之中增进了感情，有了比翼双飞的约定，可是周家上下显然不会同意自家千金嫁给一个穷小子。1939年，徐先生得了一场伤寒（小说里写到马扩第一次得的也是斑疹伤寒），可是没想到他竟因此因祸得福，彻底获得了周女士的芳心！

当时的周家大小姐冲破了家庭的重重罗网，每天不停去徐家探望病人——用徐先生的话说，这场疾病成了“二人感情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直到四十二年以后，他依然深情地向周女士追述道：“在我的病床前，你不知道消磨过多少难忘的时刻。在我病势最严重的一天，你坐在我床前，一面捧着碗吃饭，一面告诉我你要和我结合的决心，你描绘了我病愈后我们生活的前景，这是你的爱情的最初的吐露，也是最坚决的告白。但是你没有能够把这些话说完，因为当时更需要安慰的不是我，而是你。一声控制不住的呜咽突然把你的告白打断了，大滴眼泪流进饭碗，你急忙放下饭碗，冲到门外，那反常的迅速的动作，那压抑的哭声，那坚毅的神情，现在还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你曾经是一个大家庭的叛逆，骄傲地拒绝置身于你出身隶属的那个社会阶层，而呼吸于诗一般的梦幻中”，徐先生继续深情地追忆道。这场伤寒症不仅让徐先生收获了爱情，也让他因为一个机缘巧合而在心里种下了未来名山事业的种子。

在病情好转之后，一位下围棋的朋友跑来探视徐先生，那位朋友为了给他解闷，居然赠送了一大部四厚本的《三朝北盟会编》。该书顿时就成了徐先生的恩物，他很快就被书中记载的那些为了保卫疆土、反抗残暴统治不惜断头沥血、九死靡悔的英雄人物吸引住了，直到把书看得烂了还不能罢休！

徐先生很早就有志于小说创作，他最早选定的表现人物居然还是《水浒传》里的“英雄人物”。可是通过阅读作为信史的《三朝北盟会编》，徐先生发现诸如杨志之流，在历史上居然是那么差劲，慢慢的他也就把注意和推崇的焦点集中到了马扩身上——周女士本来就对“梁山好汉”无感，她也非常喜欢富于传奇色彩的马扩，因此支持爱人将马扩确定为未来的小说主角！而且当时正值抗战，马扩的精神也正好代表了中国人民大义凛然、反抗强暴的爱国精神！

渐渐的，对于这部小说的构思和部分创作也就成为这对夫妇生活中的一部分，称为他们举案齐眉、琴瑟和鸣的象征，比如说全书结尾的两个场面还是周女士的主意：

【秦桧当权，阴狠毒辣地迫害政敌，一贯主张抗金的刘锜、刘子翚、马扩都在他的打击下先后受到废斥，投闲湖湘。他们在洞庭湖的一叶扁舟上邂逅了流落江湖的李师师。师师缕衣敝旧，风华非昨，无限国难家恨，全都凝注在她的琵琶弦上，砉然一响，泪落如霰。对景怀旧，在座的刘子翚不禁写了一首绝唱：“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时动帝王。”】

【马扩从师师处打听到亸娘身为女真贵族的女奴的消息，冒险潜入敌占区。两人相晤，亸娘已病入膏肓。她最后的一段话是：“子充，子充，你我相别一十九年，多少回魂梦中与你相见，执手缱绻，觉来又成虚幻。今日里忽在此间相逢，我泪眼模糊，看来似真似幻，莫非还在梦中？”

“子充啊！你可知道……在这一十九年中，我……为你受尽委屈，历尽辛苦，几番走到尽头……待要决撒而又未忍。实指望有朝一日，日月重光，金瓯无缺，你我再图破镜重圆。谁料得今天相见，河山依然残破，朔风猎猎，胡骑啾啾……我又身染重病，眼见不得与三哥携手同归了。倘有……倘有不测，岂不辜负了我这片心！”】

马扩与亸娘诀别的这个场景，是周女士借鉴了京剧《生死恨》中韩玉娘临终前的一段话，当她自己去写的时候，不禁几番转身伏在木椅的靠背上呜咽。在当时的徐、周夫妇，不但把它当作马扩与亸娘之间，也当作两人之间忠贞不贰的爱情的誓约。

不过，有过创作经验的人们会知道，历史小说是不好写的，优秀的历史小说更难写，没有长期的多方面素养的积累是不可能完成的。徐先生曾任上海国学专修馆、稽山中学教师及上海通成公司职员，中共建政以后他先在中学任教，1957年又调上海市教育局研究室工作，1962年任上海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在文革以前，徐先生夫妇只是完成了故事大纲及部分章节的写作，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就这样一拖二十多年，而其间家国又发生了几多重大变故！

一个穷书生，如果生活在承平之世，或许会衣食无忧，甚至也可能名利双收，毕竟徐先生的才华是显而易见的！偏偏那不仅是一个乱世，而且还是一个极端的没有理智的年代！

1948年，生意场上早已经日薄西山的周宗良带着全家去了香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自从1942年结婚以后，贫困的物质生活首先开始严重地摧残周女士及她的孩子！她一生共计生育了两男两女，可是由于贫困，致使两个女儿不幸夭折（小说里马扩的独女也夭折了，当女儿睡莲已经确定无法好转时，痛苦、绝望的周女士还专门为女儿画了一幅素描来迎接她的死亡），在这种困难和重压之下，面对着那种消筋蚀骨，每天必须和开门七件事进行战斗的穷困，她的梦幻的泡沫早已在现实生活的岩壁上撞得粉碎了！她的信念开始动摇起来——徐先生回忆说，这一点即使妻子隐秘地藏在内心深处，在他还是清楚地了解的。

可是，在那个一言不慎就可能断送性命、出身“不好”就是死罪的年代，还有比贫困更可怕的东西啊！周女士这个昔日的“资产阶级大小姐”也许已经敏感地觉察到了。

中国式情殇——《金瓯缺》背后的故事

                          二

1957年，周宗良在香港患病去世，6月12日，周韵琴离开了丈夫和两个儿子去香港接受遗产，哪知她这一去竟然成了她跟丈夫的永诀！

当时周女士申请出境的期限是六个月，徐先生也只是有分别六个月的思想准备——因为他相信妻子爱情的誓约，也相信其他的誓约；而且在她出境前的一段时期中，他们被告知疾风暴雨式的斗争已经过去，徐先生于是就幻想着当妻子回家之日，他们就可以在宁静的和平建设环境中从容完成这部小说了。

很显然，拥有书生傻气的徐先生本人是天真的，甚至是幼稚的，他根本不了解妻子的内心有多敏感、多恐惧，所以他苦苦等待了六年、十六年，乃至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竟然再也没有见过妻子！

那么，周女士为什么再也没有回来呢？夫妻两个人其实并没有就该问题好好沟通过，徐先生认为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妻子临行的那一天，在“两报”上刊登了一篇历史性的社论（可能是指毛的“反右”社论《这是为什么？》），以及由此发端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残酷斗争！

徐先生后来写道：“由于斗争的扩大化，有些说过几句实话的朋友也被卷进运动中去了。他们忽然在一夕之间成为自己追求、向往、理想寄托的政治信念的对立面了。”听到这些消息，自然要引起周女士的种种顾虑，从而背弃了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诺言，成为海外的流浪儿——对此，徐先生表示：“这虽然可以理解，却不能使人原谅。但我相信当时你还没有背弃自己的家庭和爱情的誓约。”

虽然迟迟未归，但到了1958年的夏天，周女士已经在香港办理完家务，便写信来要全家立即去办理申请入境香港的手续。在信中，周女士津津乐道于已为家人准备好的一切：她描绘了一幅幸福的生活图景，不但现代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设备应有尽有，还为孩子们预先安排好了学习和将来的出路。曾经一度深受贫困所苦的周女士，终于可以高兴的说出“我们和贫困永别了”！

周女士在来信中还写道：“流水般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两颗破碎的心终于被坚毅的爱情补缀起来了。幸福的曙光再度照进我们的家庭，我多么希望在一个月之内，甚至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看见你们……”

实际上，爱好文艺、有志于绘画的周女士也有一个艺术家的梦想，很显然在红色中国，她是很难实现梦想的。而且她也没有忘记《金瓯缺》的创作问题，她将它视为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因此在1958年夏间的那封信中，她特别提醒丈夫不要忘记携带他的小说稿以及为它辛苦积累起来的资料。周女士向丈夫保证，今后一定让他拥有一个满意的不受任何干扰的写作环境——过去徐先生常以此作为自己懒怠的借口。她还保证：小说一定可以出版，即使退到最后一步，国外没有出版家愿意承印，她也可以自费出版。

在这一次及稍后的几封信中，周女士反反复复地重申前议，要说服丈夫，催促他快去办理手续。在字里行间，徐先生仍然扪触到了一颗跳跃着的母亲和妻子的心——可是在徐先生看来，这颗心已经开始注射进某种兴奋剂，他们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开了……

在徐先生看来，妻子有一些虚荣心：“过去，你曾多次因为我没有写成小说而谴责我，还因此而争吵，但我在内心是感激你的，因为它是你关心我的最大的证据。如今你仍然关心我的小说，可是在新的环境中，我感觉到这种关心下面已隐藏着一些虚荣的考虑。我知道你很希望我们有一个文学和美术结合的家庭，这在国外的社会中很值得炫耀。”可是，他却难离故土：“我则因为我写的是中国的小说，是写一部旨在激发中国人民保卫自己国家的小说。我的主要的读者是中国人，我的写作的土壤在中国，我离不开我的祖国。”

因此，徐先生一次、再次地拒绝了妻子的建议，也没有让孩子申请出境，相反，他还多次敦促妻子回国，重享天伦之乐。可是，周女士避免做正面的答复，此事就一直拖到了1960年。徐先生的选择大大地伤害了妻子的心，造成了二人终生的感情裂隙，尽管他个人始终不后悔。

对于徐、周夫妇的不同选择，肯定是见仁见智的，在我个人看来，徐先生是太迂腐、太缺乏远见了，政治上太糊涂（比如作品中还流露着浓重的“群众史观”），可是，若没有这种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崇高的爱国精神，甚至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没有那些惨痛的人生经历，恐怕也不会有《金瓯缺》这部经典之作！当然，如果到了香港和海外，徐先生也未必写不出其他佳作。

至于周女士，她绝不是什么贪图虚荣，如果她真的回来了，恐怕连命都未必保得住！看过《上海生死劫》的朋友们或许都有印象，1966年的某些特别月份里，仅在上海一地，每天自杀的人就多达数百！

中国式情殇——《金瓯缺》背后的故事

                          三

《金瓯缺》的创作一直拖到了“文革”期间，在这十年当中，我并不是很了解徐先生的遭遇，只是知道他创作完成了《金瓯缺》前两部约六十万的篇幅，虽然那个时候他每天只能战战兢兢地写作，要把稿子隐藏得很好。

到了80年代，徐先生的精力已经有所不济，疾病也找上了他，但他还是坚持完成了《金瓯缺》后两部近七十万的篇幅，虽然由于赶稿的压力，后两部的艺术水准远不如前两部，但总算打造成了完璧。1990年，徐先生因病去世，次年的茅盾文学奖给他颁发荣誉奖时，领奖人就变成了他的孙女。

周女士的生活呢？就事业而言，其实她也是很成功的。

在同丈夫的感情撕裂以后，虽然人已近中年，可周女士的艺术热情未有丝毫衰减，未征得全家的同意，她就毅然只身跑到了巴黎去继续在绘画方面进行深造，徐先生写道：“谁都钦佩你孑身学艺、独立创造生活的勇气。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你逐渐在巴黎画坛上站住了脚。”

1980年前后，只身在异国他乡的周女士，已经恢复了与徐先生的通信，她不断地给丈夫寄来自己获得沙龙奖的照片，寄来刊登了她的作品、有关的评论文字和她社会活动的报刊。徐先生为妻子的成功而高兴，可是他却指责妻子道：“说句老实话，现代的西洋画，我懂得很少，我没有资格评论你的作品，我只感觉到你在虚荣方面得到的越多，在心灵方面保留的就越少了。如今在你信里已经很少看到那个可尊敬的梅卿【可能是指沪剧《董梅卿》中的主角董梅卿】的影子。你终于向现实靠拢，向社会让步了。”

两个人的感情裂隙依然没有弥合，因此也没有再见面，1981年当徐先生给妻子写信时，他却不能不向妻子表白道：“我仍然因为你曾经把一生中最美好、最纯洁的青春奉献于我而永远感谢你。我的感情没有改变，空间和时间的距离、思想意识和社会地位的距离都不能成为我要改变感情的理由，我的爱情是忠贞的。”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里就回到了我们前面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摧残了这对曾经的患难夫妻、恩爱夫妻的情分呢？第一位的，当然就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威压！而这种“情殇”在中国还是非常典型的，因此我将之定义为“中国式情殇”。如果有人以文学的形式，去致力于表现一个最深刻、最独特的中国，那么这样的题材，自然是不容错过的。

然而更悲剧的是，直到今天，我们的身边依然在诞生着这般的“中国式情殇”！

【这篇文章实际上还有一个第四节，又是一个类似的新故事，因为比较敏感，暂时不方便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