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个集写作、绘画于一身的奇女子。超脱功利的审美观念，传统艺术修养的熏陶，加之精雕细琢的创作态度，使她的作品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其文字和绘画均散发着淡雅清新的格调，可谓“画艺文风，一脉相承”，因而被誉为一束别致的中国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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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娅·伍尔夫，气质忧郁高雅，作品亦独具特色：自由挥洒的文字、对哲理人生的探寻及对完美人性的追求，形成了她创作的独特韵致，犹如一枝圣洁的英伦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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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束中国素兰与这枝英伦百合在各自诗意的空间恬淡地开放，散发着芬芳，她们之间的碰撞、交流，因为相似经历和类同气质，所以是有着内在的精神契合的。
一、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博览群书
凌叔华，原名凌瑞唐，还有笔名叔华、瑞唐女士、凌瑞棠、瑞棠、素心、素华、Su Hua等，祖籍广东番禺。
1900年3月25日出生于文化古城北京的一个名门望族，祖父凌朝赓是广东的巨富，外曾祖父是著名学者、诗人和画家，父亲凌福彭是光绪进士，与康有为登同榜进士，并点翰林，授一品顶戴，任过户部主事、天津府知府、顺天府尹代理、直隶布政使等要职，入民国后，担任过约法会议员及参政院参政等职务，此外，他还工于词章书画。其生母李若兰，也略通文墨，爱读诗书文章。
因而凌叔华的家庭是个名副其实的“高门巨族”和书香门第， 辜鸿铭、齐白石、陈衡恪、姚茫父等文人雅士经常出入凌府。
凌叔华六岁左右就由私塾先生教授古典诗词，后又由学贯中西的怪才辜鸿铭启蒙英文。七岁时候，由于自身表现出的绘画天赋，被父亲的好友丹青名家王竹林看中进行了绘画启蒙，后又师从宫廷画师缪素筠，齐白石和陈半丁等绘画名家也都曾指点过其画作。九岁时，随父亲赴日本京都，在京都上学近两年。儿时到客厅看书画家们挥毫泼墨，或听文人们谈诗论文的经历，使凌叔华耳濡目染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
出身于这样的书香门第，童年时的凌叔华除了不经意间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之外，自然也很早就有机会读到不少著作：
“我对他（指凌叔华叔祖，笔者）床边桌子上的书着了迷，这些小说充满了浪漫、冒险和想象。如果说我从贲先生和姐姐们那看的书是固体食物，那这些书就是带给我喜悦和快乐的甜点水果。”
凌叔华叔祖的这些书包括《三国》、《水浒》、《封神演义》、《镜花缘》、《红楼梦》、《西游记》、《施公案》和《包公案》等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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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娅·伍尔夫，一出生便生活在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和充满浓郁书香的环境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1832-1904)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剑桥大学出身的著名学者、哲学家、传记作家、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并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于1902年获封爵士，而且更重要是颇具艺术家气质。斯蒂芬的原配夫人是文学巨匠萨克雷的女儿哈丽特·玛丽安·萨克雷，弗吉尼娅是他和第二任妻子朱莉娅·达克沃斯(Julia Duckworth)的孩子，朱莉娅不仅是典型的为家人朋友奉献一切的“房中天使”，还是一位具有良好文艺修养的女性。
莱斯利·斯蒂芬不但著作等身，而且善于交友，每逢周末，托马斯·哈代、约翰·罗金斯、乔治·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等大文豪，皆是斯蒂芬家的常客。
这样得天独厚的氛围，使得弗吉尼娅自幼便耳濡目染，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从未接受过学校的正规教育，但是继承了父母非凡智力和丰富想象力的弗吉尼娅自由地阅读了家中大量的藏书，到她十四五岁时，莱斯利·斯蒂芬将自己所有的藏书向其开放，弗吉尼娅的聪颖和分辨能力让他毫无顾虑，对于女儿随意翻阅大量良莠不齐的图书听之任之，弗吉尼娅读书极快，可以说是一目十行，连其父亲也不禁惊叹女儿是在“吞噬书籍”。她在日记中对所读过的书目做了细心地记录，从1897年1月1日到6月30日她就读了以下作品：
“《英国妇女之三代》（第二和第三卷）；弗劳德的《卡莱尔传》；克莱顿的《伊丽莎白女王》；洛克哈特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生平》；《纽可谟一家》；卡莱尔的《回忆录》；《老古玩铺》；詹姆斯·斯蒂芬爵士的《教会史论文集》；《费利克斯·霍尔特》；《绅士约翰·哈利法克斯》；J·R·洛威尔的《在我的书籍之中》和《我书房的窗户》；《双城记》；《织工马南传》；詹姆斯·戴克斯·坎贝尔的《柯尔律治生平》；安东尼·霍普的《奥萨王子的心》；三卷册的《佩皮斯日记》；麦考利的《英国史》；《巴契斯特塔楼》；亨利·詹姆斯的一部小说；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还有他的《克伦威尔》和《斯特林生平》；巴娄夫人的一部作品；《雪莉》；托马斯·阿诺德的《罗马史》；W·E·诺里斯的《一桩可悲的风流事儿》。”
两人都出生在充满浓郁书香的环境，都深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民族文化的深根，这为她们有效地吸收异质文化，拿来滋养自我奠定了基础。
二、个性细腻敏感，奠定写作基础
凌叔华是父亲第四位夫人生的三女儿，是大家庭姐妹中的“十姑娘”， 作为封建大家族众多女儿中的一个，从《古韵》中可以发现她过早地体味到了自卑与孤独：
“我一想到自己是个女孩就感到自卑，总不敢大声说笑。我很敏感，因为家里根本没打算要我。”
她还自言：“我很乖巧，在大人眼中好像一只‘缩在角落里的小猫’，没人在意。外出时，妈总说：‘一只小麻雀飞走了’。”
由于这样的家庭环境，日久天长，凌叔华便养成了行为低调、内心敏感的个性。
在《古韵》中，凌叔华写到：
“晴天看妈刺绣，是我记忆里的一首小诗。她那好看的手指，在竹棚子上下织来织去，发出细微悦耳的声音，给人一种时空的和谐。一次，妈问我喜欢绣什么颜色的鞋，我竟不知为什么，眼里忽然盈满了泪水。”
一个在大家族里孤独寂寞的小女孩，她的所思所想没人知晓，也无人可诉，但她那敏感细腻的心，又时常充溢着种种的感觉和思绪，于是，在妈妈问及“喜欢绣什么颜色的鞋”时，眼里才会“忽然盈满了泪水”，她自己说“竟不知为什么”。其实，这正是她天性细腻敏感的完美体现。
朱利安·贝尔（弗吉尼娅·伍尔夫外甥）在写给其母亲的信中也提及了凌叔华的细腻敏感：“她是一个心事很重的人，把不快乐都深埋心底；……她细腻、敏感而复杂，辗转在内省分析与脆弱的感性之间。”
有着画家的天分更使得凌叔华形成了仔细观察、冷静思考的习惯，常常能发现一些非常细微的、别人无法发现的美景：
“一个夏日的午后，妈和家里人都去睡午觉了。我一个人在客厅了赏雨，雨水顺着屋檐急速流下来，宛如水晶帘子似的。雨水顺着水沟排得很慢，砖铺的院子成了水塘，浅浅的水面溅起无数珍珠般的水泡。轻风过处，水泡又消失了，仿佛跳舞一样。雨停了，水面反衬出蓝天。一对粉红色的蜻蜓飞进院子，蝉儿又开始在院前的老柳树上喧嚣。”
这样独到的美景给幼年的凌叔华带来别样的感触，自幼养成的仔细观察的习惯又使成年的凌叔华得到别样的享受，因而，她的作品中自然愿意花大量的笔墨去描摹自然风景，而那些独到的自然风景又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息息相关，将人物置于环境之中，情景交融，交相呼应。
如此的天性奠定了她日后的创作基础，因而凌叔华十一岁时，便钟情于文学创作。
“我记得我第一次的创作是在我十一岁那年。我最爱的清姊掉在瀑布里溺死了。我们天天哭她。有一夜我醒了，窗外月明如画，房内夜凉如水，粉墙上风筛树影，情境凄寂极了。忽然我看见凉台上有一人影倚栏立着，细认正是清姊。我大惊跳下床，影子却没有了。这一宵便流泪到天明。第二天，饭也不吃，独自躲在屋顶的小房内，在衣箱背上写了一篇哭姊文。写完一边拭泪一边念，直到黄昏，母亲催逼才下来。”
弗吉尼娅·伍尔夫出生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门22号，其父是文学家兼评论家。她不仅遗传了父亲智力敏锐、能言善辩的性格，而且继承了母亲善于幻想、感情丰富的特点。从13岁起，弗吉尼娅就接连承受了母亲、姐姐、父亲、哥哥等亲人去世的沉重打击，深刻感受到了命运的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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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方面的影响，形成了她细腻敏感的个性，再加上少年时期复杂的家庭环境的影响，使她的性格更加忧郁、敏感，她时常情绪紧张、筋疲力尽、恼怒不已，甚至会不时地陷入精神崩溃和伤心欲绝之中。
弗吉尼娅的想象力及其丰富，而且她坚信自己的想象是真实的。她的外甥昆汀·贝尔在为她作的传记中评论道：“她的想象力被装上了加速器，却没有刹车；它迅疾地向前奔涌，和现实分道扬镳。”
正因为她丰富的想象力需要展示给其他人，1891年，年仅九岁的弗吉尼娅便和兄弟姐妹共同创办了一份家庭刊物——《海德公园门新闻》，并且担任了其主要撰稿人，并在其他兄弟姐妹都基本放弃之后，仍然极其认真地将这一家庭周刊维持了四年之久。
九岁的弗吉尼娅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玩假扮大人的游戏，不过他们通常借助的是帽子、裙衫、裤子和雨伞，她却用词语和习语来玩这游戏。
弗吉尼娅留有记载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发表在这份刊物上的小说《一个伦敦佬的耕种经历》，该小说语句顺畅，构思精巧，已经充分显示出她写作的天分。除此以外，十几岁的弗吉尼娅还效仿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写了两篇长文：《俗人宗教信仰》和《妇女史》，可惜的是，这些早期的手稿都没能保留下来。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个性，她才会狂热地迷恋上阅读和写作（初期是以记日记和写信的形式出现的），并将其视为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者可以说，这样的个性使得弗吉尼娅长久以来都在训练自己成为一个作家，就是说她一直在大量地阅读和勤勉地写作，她的日记几乎总是由用心的随笔构成，拿出来都是可以直接发表的。比如1899年的一则日记就体现了这点：
“……这片（云）的边缘被火光映亮——鲜明、炽烈地出现在东边，就像某把审判或复仇之剑——然而，当它触及背后的灰色天空时，那光亮的强度就熔化且黯淡了下去，所以它没有一个能被清晰界定的轮廓。这是我曾观察过的诸多日落中的一次——在这次观察中，云彩的形状没有一条最不清晰或最不明确的边线——你找不到地方可以用铅笔去画一条直线，并说“这条边线是这样的”，每件事物都是由不同的色度和光度所构成——无边无际地融汇并混合在一起——足以让一个艺术家感到绝望！”
此外，凌叔华是贯穿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和“京派”的唯一一位成员，而伍尔夫则是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精神领袖，她们两人在各自的团体中，均投契同道之人，极大的影响了她们的创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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