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青老师的唐子侃学校

四十多年前，綦江最偏僻的小山村，有个叫“唐子侃”的小小地方，也许叫“堂子坎”或“塘子砍”，这里有所小小的村小学校。

这所学校，是我们村的主校，只有一二三队的低年级学生，和全村高年级学生。一般不超过四个班，有两三位老师，师生加起来不足50人。

另一个分校在猪槽堂，收四五两队的低年级学生，只有一位老师。

唐子侃学校有四间土墙房，成一个“L”型，边上两间和耳房是教室，转角那间是办公室和住校老师的居室。

正房边上，共墙搭建了两个草棚，左边的是乒乓球室，右边的是老师的厨房和杂物间。

唐子侃学校背山面水。背靠的瓦厂岗，上边是大顶山，高耸入云，一眼望不到山顶。秋冬时节，云雾缭绕，神秘莫测，传说有神仙。

学校斜右下方，一条小小的却从不断流的小溪水，不知疲倦地潺潺流淌，流到不远就跌落飞下悬崖，形成一挂瀑布。瀑布飞下冲击而成一方小潭。小潭雾气弥漫，冷气逼人，旁边翠竹森森，人迹罕至。

学校后边的几块菜地，是学校的财产。学生每周有劳动课，老师会教除草种地。那年，南瓜藤爬得很高很远，南瓜又大又圆。

学校操场坝很小，泥土坝子，没有围栏。操场下边，是一坡外弯的梯田。

我们的体育课，除了做操，打乒乓球，剩余就是自找乐趣疯玩。

胆大的会溜到小河里捉螃蟹打水仗，听到老师嘘嘘嘘嘘猛吹哨音召唤，才三步并作两步飞奔上来。

光着脚丫，穿的补丁衣裤，浑身湿透、眉花脸黑的学生们赶回操场，老师会狠狠地瞪他们一眼，严肃地列队解散。

转过身，老师憋不住嘴角上翘，暗暗发笑。

学生们假装乖巧，蒙过老师。待下节体育课，依旧疯玩。

学校有一个黄不溜湫的，有补丁的篮球。

那篮球，它一直是憋憋的奄奄的样子，老师从没给它加足气儿，用处仅限于传球。学校那时可没篮球架，自然没得篮板可供投球。

传球，不敢过于用力，一不小心球儿飞出操场、滚下梯田、落进小河就惨了，更夸张的是飞下悬崖就得找它大半天。

老师说了，谁给飞出的，就该谁去捡回来，所以个个小心，不能尽兴。

这一年，学校来了一位漂亮的知青老师。她便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彭秀兰。

她是我们生产队的知青。队里给她和另外一位知青修了新房，一居室一人一套，一楼一底相连。那个地方，现在仍叫“知青房子”，虽然房子早已夷为平地。

秀兰老师刚刚高中毕业，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策，从桥河齿轮厂来到高青最偏僻的我们村，一来领导就安排她教书。

秀兰老师刚满18岁，正是如花的年龄，长长的辫子，碎花儿衣服，清脆嗓音，明眸皓齿，一来就抓住我的眼球：我惊为天人，激动不已。

看过电影《刘三姐》，我很得意：“刘三姐像我的彭老师。”

惹得大人们一阵嗤笑：“这丫头，看哪个长得好看，就说像她的彭老师，未必彭老师硬是仙女下凡唛？是彭老师像刘三姐吧？”

真的，秀兰老师是我幼时见过的最好看的女子，没有之一：人如其名，名如其人。

秀兰老师发了新课本，从“a～o～e～”，从1～2～3～开始教我们了。

除了语文，算术，老师还教唱歌，做操，画画，劳动。总之，周一至周五，每天五节课，早晨到八九点到下午两三点。周六三节课，只有半天。

当然，那时上学放学的时间，并不精准。多半学生家里都没闹钟怀表之类的计时器。

常用的表示时间的词语就是：天亮那哈儿、吃过早饭、晌午时、点灯时、半夜……

有的学生家务重，到校九点十点，老师点点头就让进来了，不给打迟到。有的学生没吃早饭，中途饿得心慌，哭闹着要回家，老师也不给记早退。

早上两节课后有课间操，中午不午休，放学回家才能吃午饭。老师也一样。

其实，秀兰老师教我一年级之前，我有读过一年级的。

不过很是敷衍，老师常去开会学习，学校当然就放假。除了老师开会、周末和寒暑假，还有春种秋收，每学期还有两次漫长的农忙假。

每到下雨天，或者眼看着要迟到了，我就堂而皇之不去读书。五天半的功课，每周我能去三四天，老师就该笑了。

去学校要经过沈家屋基和大秧田，两户人家都养着恶狗。如果落单，我只能哇哇大哭。

而且，途径寨门、沈家屋基、胡家厂当门，都有好几块冬水田。长年蓄水，田坎很长，又窄又滑，一不小心就掉进田里。不是扯不起来鞋子，光着脚板去学校，就是糊得一身稀泥，惹得旁人哈哈大笑。

如此这般，老师只得让我回家。还特准我下雨天不必去学校。

那个不算正式的一年级，或许只有七八九个学生，究竟几个我没数过，好像也没有到齐过。那一溜桌凳，前后一共五张课桌，应该有十个人，但从来没有坐满过。

今天你不来，明天他不来的，老师也笑咪咪的点都不厉害。

我们坐进三年级的教室，老师讲完三年级的，再给我们讲。

教室里很吵，我们读的是“望天书”，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不知所云。

那时候三年级的班主任周老师，永远穿一身军绿衣裤解放鞋，偶尔还戴有红五星的军帽。

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们大眼瞪小眼，新奇而迷茫。周老师说，认不得，写不起，都没关系，只要能背诵。

之后，周老师陆续教了好多毛主席语录。

一条条语录背得溜溜顺。只是，语录它认得我，我不认得它。幸好，不用考试。

那时，老乡们赶场，会有干部和红卫兵在各场头路口把守，大人要背诵“老三篇”，小孩至少背得一条“毛主席语录”才可进场。否则，要么返回，要么现场学习，会背了才能去。

我们没有课本，也没多余的作业本，课堂上写完几个字，铅笔和作业本都要交回，不能带家去。

那时没有“家庭作业”之说，我放学回家就带弟弟妹妹，或者割猪草，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那一年学的所学，其他都没记住，只记得第一堂课的内容。我们教室的黑板上方，永远都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八个字，想视而不见，想要忘却，那是妄想。

秀兰老师来了，又招来几个新生，跟我们原来的几个合在一起，十几个学生的一年级，终于有专用的教室，不再受高年级学生的起哄和欺负了。

老师发了书，教拼音，讲普通话。

秀兰老师后来还教会本校和其他学校的老师们学习汉语拼音和普通话，此是后话。

有书了，真的有书了，好激动啊！

语文，算术。小小的书包，里边就这两本书。我的书，是秀兰老师用报纸给我包好的，直到一学期完，打开旧报纸，里边的封面还是崭新的。

秀兰老师教我“包书”好习惯，一直持续到读完中学。

我对秀兰老师的依恋，与日俱增。她的一颦一笑一句话，都能影响我的思绪。

我很努力，写字、朗读、画画、唱歌。我怕不够好，怕她不喜欢我。

我每天跟她一起去学校，放学跟她一起回家。我是她的小丫头，是跟屁虫，是铁忠粉。

我家去学校四里路，我家离她家两里路，所以她每天比我多走四里路。

那时候我们家有个小闹钟，老爸有一块旧怀表，不过它们时常罢工。

时间多早多晚，我是没感觉的，所以必须依赖秀兰老师来叫我一块儿走。

秀兰老师手腕上有一块亮晶晶的小手表。我凑上耳朵听过几回，小小的盖子，盖着嚏嗒嚏嗒的小声音，节奏分明，听得我心跳加速，特别神奇。

每当上课上得差不多了，她会轻轻抬起手腕，漫不经心瞄一眼。不多会就会听到教室外“嘘”一声长哨，值周老师大喊“下课啦”！

我们家忙的时候，秀兰老师会帮我割猪草。我平时背小背篼，她帮我时用大背篼。

早上去上学时，拿两把小镰刀放进书包，大背篼藏在隐蔽的树丛中，或是放在大秧田伯母家。

放学回来，秀兰老师背着大背篼，一路走，一路割，走到半路就满满一大背。

那种感觉，至今温暖。

想想看，城里来的知青，长得那么好看，穿得那么干净，居然肯帮我割猪草，而且是经常性的。

其实我们队的两位知青，都古道热肠。

另一位知青张建华，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也是来自桥河齿轮厂。

初来乍到，他像文弱书生，队里的脏活累活使他叫苦不迭。干活弄脏了衣服鞋袜，也让他垂头丧气。

不到一年，他就健壮了：穿草鞋，挑一百多斤的粪水，上坡下坎，竟如履平地。先前瞧不起的白眼，变成交口称赞。

去年他60岁生日，队里好几户人家，包括我老爸都去祝贺了来。

两位知青跟队里的人们都亲如一家。

记得那段时间，我爸在外边务工（修建分水公路）。我们姐弟仨轮番得病，急性肠炎，疟疾打摆子，常常半夜发作，痛得死去活来，几次都差点要了小命儿。

知青张建华给我家跑了好多回腿，半夜背着上医院。好心的，不求回报的知青，我们感恩！

前几天，秀兰老师给我来电话了。

她在攀枝花，早已退休，约我去攀枝花，或者她回到第二故乡高青，到时必定好好聚一聚。

原来，秀兰老师，竟也没有忘了我！

真是太好了！

缘分啊，这么神奇！

自她1978年回城后，20年前，我们在雷神殿的中巴车上见过一次。20年没见，还能一眼认出彼此，这情分，感动，感动，再感动！

之后，这20年，常常想她，看书写字都想她。

可是，我竟然不敢冒昧打扰和亲近。毕竟城乡有别呀，我藏起了我的非分之想。

也许，温柔美丽的秀兰老师并没有这么想过，一切都是我自卑的小小心思作怪罢了。

当初，她教了我两年，给我打下牢固的语言基础。特别是汉语拼音，指导我下了不少功夫。我引以为傲的拼音竞赛，每次都能拔得头筹。

那些年的乡村老师，良莠不齐，有的自身半文盲也能教书代课，只因出身好，上边有关系。

只有彭秀兰老师，是那时候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教小学生的乡村老师。

秀兰老师多才多艺，刚二年级时，她编排的表演唱《井冈山下种南瓜》获得全公社表演第二名，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村小唯一的一次名列前茅。

节目是国庆节表演的，全公社十个村小，每个学校一至三个节目参演。

我们全校四十几名学生，要求全体参加。最先拟订的节目是大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表演唱《打先锋》。

领唱的男生，是刘老师推荐的李元良。李元良家就住在唐子侃学校背后半山腰的岩洞里，是百分之百的贫农。出身好，成绩好，可是唱歌走调还发抖，声音不大干巴巴。

周老师力荐他班上的熊少方。熊少方长得清秀饱满，唱得字正腔圆。可他是地主熊泽斌的小儿子，刘老师怕公社领导有看法。

秀兰老师看他们争执不下，就说：“你们慢慢交流，我推荐我班的简贵莲领唱，节目再增加一个。”

哎呀呀，我简直受宠若惊：简贵莲，我？

我家的家庭成分是下中农，之前得过两张“三好学生”奖状，音调准确嗓门亮，咬字清晰不怯场，那两位老师没有反驳。

于是，开学仅两周就排练好了《井冈山下种南瓜》：

一小队男生执锄头、女生背背篓舞蹈；我在中间领唱；其余同学站在后边合唱，边唱边变换队形。

整个表演欢快活泼，热情洋溢，动中有静，老师们感觉能够“收头结大瓜”。

周老师和刘老师心服口服，放弃了编排那两个节目。

三位老师商议后一致认为：咱们学校小，学生少，离公社又远，不能让同学们太累，一个有意思的节目就够了。

前些日子，我回到山里，寻访离别多年的唐子侃学校：土墙不再，大棚不再，庄稼不再，差点不辨路径。

整个学校旧址及周边，满目青翠，绿树成荫，芳草萋萋，蝉鸣蝶飞，只是再也不见一个人影儿。

只有学校下边那条小溪，还在潺潺流淌。

当年的读书声，仿佛还飘在学校上空。

周老师，刘老师，秀兰老师，他们谆谆教诲的身影，恍如眼前，依然那么亲切。

当年的歌声，依稀在山谷激荡，在我心头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