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

时针和分针汇合了，指向餐桌盘子摔碎的零碎的声音，像是水流划过河床岩石哗啦声。我下意识地抓起一块白色手帕，大步走过去。德康夫人站在餐桌旁，桌角陷进暗黑色裙子下摆的褶皱里。她惊惶失色，除了瞪的像是冰冷的玻璃球的双眼，她的嘴唇、鼻孔，甚至于身上每一个高贵的毛孔都在一瞬间砰然崩开。她的胳膊与双手，滑稽地停放在肩膀两旁的空气里，仿佛是被恐惧的胶水粘附在无形的希望中。

“发生了什么事，夫人？”我问，尽量装出一副和她一模一样的最好是像照镜子那样的神态。我的手帕搭在左手上，四角无精打采地垂下。

“没事，不小心打翻了。”她说，“你来的刚好，收拾一下吧。”说完她扶着桌角，坐在一把红木椅子上。这是她四十六岁的年纪里最贴切的象征，我想。

“好，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我说。

我的手帕没派上任何用场，就跟它本身空荡荡的白色一样一无是处。在这个房子里，白色充斥着一切，像是在哀诉不该存在的一切虚空。只有德康夫人那自视高贵过万物的躯体上，始终捆绑着令人压抑至窒息的乌鸦黑。

我走到厨房，拿起扫帚。花生女士正在往碟子里摆放几块酥饼。她体态肥圆，整个身子像是从她的名字中揪出来的寄生虫。她哼着重复单一的曲子，屁股扭来扭去。

“又发生什么了？”她问，“我们高傲的夫人是不是又闯什么祸了？”

“你最好小声一点，厨房可不是你倾吐牢骚的赛场，”我说，“因为我是不会和你比的。”

“只是摔碎了个盘子而已吧！”花生说，“看把她给吓得，即使隔着几赌墙，我都能看到她脸上那恐惧、紧张到扭曲变形的皮肤和血管。”

“行了行了，我最好离开这里。”我说，我拿着扫帚准备离开。

“去吧，我的将军！”花生又在背后幸灾乐祸地打趣，“去拜见我们的君主吧！”我没回答她，我走到餐桌旁，将盘子的碎片扫拢到一起，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白色塑料袋，蹲下身子把它们一块一块装了进去。

“你该多去看看他。”德康夫人突然说，我抬起头，发现她正在用一种困惑无神的目光投向我，像是射到鹿身上的明亮的车灯，我的身子变得硬邦邦，凝固在地上，我的思维逃离了这一刻，似乎想要躲到塑料袋中，钻进碎片的裂痕里，就此被当做垃圾一走了之。

但也只是一刻而已，我又听见她说，“我可不想将自己置身一片肮脏而令人愤怒的漆黑之中，当然除了我这最洁净无暇的衣裳外。”

“我会去的，”我说，“吃过饭我就去。”

“你要知道，你可不仅仅是服务于我。”她说，“那个瞎子也是你该照应的。”

“您放心好了。”我说。我没再说什么，我提起袋子起身走出门外，沿着院子里的大理石板路，我走出街道对面的垃圾桶面前，将袋子扔了进去，像是在扔一个生锈的喷发着腥臭的灵魂。

我走回屋子里，花生刚好拉了铃。我走到厨房，把酥饼和一杯清水端上餐桌。

“你们懂得他的画吗？”德康夫人问。

“夫人，我们不懂，我们都是从最偏僻的村子里被人拍飞出来的苍蝇。”花生说，声音里穿插着不满的利刃。我用脚尖碰了一下她。

“夫人，原谅她的粗鄙无知吧！”我说，“我们都是遴选之外的人。”

“你们太作践自己的身份了，”德康夫人说，“何必这样说，像太阳，再光芒万丈，它有夸耀过自己吗？没有。”她说，“像蝗虫，即使它们是最下贱的魔鬼，它们也没因此放弃在庄稼地里挣扎。”

“您总能像先生一样说出一些令我们敬佩的话。”我说。

“你们太恭维我了，”德康夫人说，“你们也总能令我感激。”她说，“如果没别的事，你们也去吃吧，人不准时吃饭身子就会朽掉的。”

“好的，夫人。”花生说。我们离开了餐桌，回到厨房，坐在角落里一张矮小的圆桌旁。

“她总是废话那么多，”花生说，“跟那些愚蠢的广播一样，更要比蚊子还要惹我厌恶，只是她仁慈地没有吸我的血。”说完她抓起一片面包塞到嘴里。

“我们都是遴选之外的人。”我说，“她是个虚荣到内心畸形的恶人，你我和上天都再也清楚不过。”我说，“我们就像长在墙头的杂草一样，遇到她这种锋利的风从我们中间穿过也只好自认倒霉罢了。”

“只是可怜了我们的巴布先生。”花生说。

“他的画卖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鬼才知道呢！无论如何钱也肯定在她堆满珠宝的抽屉里。也许是要等它们互相摩擦的更亮一些才肯拿出来吧！”

“我想问一下巴布先生。”

“别把手伸进你不该看见的口袋里。”花生说，“你不是经常这么训斥我吗，小子？”

“也许我的话本来就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我说。

“随你去吧，只要别把我拉扯进去，我就非常感谢你！”

我端着剩下的两个酥饼，外加一碗清澈的蔬菜汤出了门。我从大理石板路中央拐进草坪中一条被踩踏过无数遍的土路，像是在绿色的画布上残忍地用水果刀割上的划痕。房子的左边有一个像是鸡棚一样矮小的平顶小屋，屋顶和我的喉结平齐。我走到门口，用屁股撞开紧闭的木门，然后沿着狭窄昏暗的通道，踩着楼梯，走进地下像是烧焦味的紧闭之中。

“巴布先生，”我朝着黑暗说道，我的声音和视野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迷了路。“巴布先生。”没有人回答，黏稠的气味和黑色时序冲到我的脸上，“您的午饭我端来了。”

我凭借形成惯性的记忆，伸出脚试探着任何阻滞我的障碍，我在淡定的情绪边缘找到了那张半米高的方桌，我放下食物。接着我开始用手，摸索着已经剥落的墙体，像是在触碰生了癣和疱疹的病人的皮肤。我打开灯，昏黄的白炽灯泡表面被一层黑糊糊的污渍包裹着，从那些污渍的间隙，射出无精打采的光线。

“谁让你打开灯的？”巴布先生说，“你是来替她确认我这条老命已经完了吧，让她失望了，我还没死。”他平躺在脏兮兮的床单上，眼睛闭得像是薄薄的叶片，笔直而僵硬的床板衬托得他的背部像是湖中倒影里的山峦。

“不，先生，”我说，“我只是来给您送午餐。”

“放在那吧。”他用空瘪的躯壳挤出一点气体说。“我会起床吃的，我不能死对不对”

“先生，没人让您死。”

“我知道她想要我死，你不会不知道的。我也知道我在外人的记忆里不过就是一个刊登在报纸上的死人名字罢了。”

“要我帮您把饭菜端过去吗，先生？”

“不要把我当成一个蠢货看待，我眼瞎，可我知道它在哪。”

他从床上坐起来，穿上一双陈旧的棕褐色牛皮鞋，又穿上一件铺满白灰的黑色西装。他摸索着床边，找到一根枣红色的桃木拐杖，拐杖上端的弯曲处像是一个鱼钩，仿佛要把他的油画从地面上那个女人的手中拉回来。他的双眼各张开一条狭小的缝隙，从缝隙里投射出黑夜似的光线，他艰难地一步挪着一步，在淡黄色的灯光中像一个老朽的雕像。

“你还在那吗？”他问。

“在的，先生。”我说。

“你和我出去一趟。”

“去哪，先生。”

“这我可不知道，”他说，“我是瞎子你不是。”

“我不知道夫人是否允许我带你出去，”我说，“如果您要在世人面前露面，我想她不会答应的。”

“你不要管她，”他说，“她迟早要蜕去名誉的外皮。”

“我会带您去的，”我说，“不过您最好先吃完饭。”

“去换衣服吧。”他说。

我回去换了一身便装，又回到地下室里。他已经吃完了饭，戴着一个边沿破旧的黑色礼帽坐在床沿上，双手交叉搭在拐杖的弯曲处，仿佛掌控着世纪的转折点。在灯光稀薄的阴影中，他瘦小的身躯活像一个穿着衣服的猴子。从他四周剥落的墙体缝隙里，不断地流出黑白色的充满染料气味的记忆。

“走吧，先生。”我说。

他扶着床沿从床上站起来，我走过去扶着他的胳膊肘往外走。通往地面的楼梯往白雪般的天空捅去，草坪清爽而潮湿的气味在我的目光中蔓延扩散着，进而往巴布先生眼皮下的缝隙里钻去。他颤颤巍巍地，像是走在一艘海面的巨轮上起起伏伏。我们走出院子，走到街上。两个马夫骑着两匹黑马走过，马夫在我们的鼻子中留下一股夹杂着干草的粪臭味。我扶着巴布先生，在他们经过后往东边走去。巴布先生的拐杖有节奏地敲击着水泥地面，在那渺小的接触点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像是向着一扇厚实紧密的木门敲击。

两侧的房屋像是沿着棋盘上的方格线一样有序排开，在那些街道令人迷失的交汇处，指向牌称职而呆滞地被迫面向某些方向。我们有幸地没有碰上任何人，我们仿佛是被丢进巴布先生的风景画中，那一条条被仔细地用笔尖勾勒过的天际线有预谋地在房屋、烟囱、汽车以及信箱的轮廓上拐来拐去，一片死寂的周围，没有神秘的鸟叫声，没有单调的低声耳语。只有我们两个像是流浪汉一般孤独的鬼在街上飘荡着。巴布先生脑袋低垂，像是运动员用网袋拎着的一个皮球，从他脖子上尖锐的像是刀尖一样的喉结里传出一声声，系着恨意与无奈的咳嗽。

“您还好吗，先生？”我问。

“比任何人都要好上几百倍。”他说。

“我从没见过您像现在这样咳嗽，”我说，“如果您身子不舒服，我们现在就可以原路返回。”

“我想去一下墓地，”他说，“我知道已经不远了。”

“您说的不错，”我说，“只是——”

“不要多管闲事了，”他说，“我可不想像讨厌她一样讨厌你。”

“好吧，先生。”我说。他接着在我回答的尾巴处接道，“他真是个蠢货，竟认这种女人做妻子。”

“您是说，”我说，“您是说德康夫人吗？”

“花花草草都知道我在说她。”

“好吧，先生。”我说。我们走过一个院子里竖着一课苹果树的房子，越过栅栏，我闻到了树荫的气味。几只麻雀从蓬松的树叶间冲出来，窜到天空与我之间，我将左手手掌绷直伸开挡在我的眉毛上方，往苹果树看去，阴森而浓稠的枝叶间被几道平行的光路笔直刺穿。

“先生，前面有一家酒吧。”我说。

“你想去喝醉然后想让我再骂你一顿吗？”他说。

“不是，先生。”我说，“我的意思是，如果您想喝酒，我们可以停下来。”

“我是太久不沾染这种令人鬼迷心窍的毒药了，”他说，“她根本不给我对不对？”

“我想夫人是担心您的身体吧。”我说。

“胡说八道！”他说，“难道还没闻到酒香你就已经醉了吗？”

“没有，先生。”我说。

“那就陪我进去吧，”他说，“我就算是被毒死在这里面也比睡死在那黑漆漆的地下囚牢里好。”

“先生，走这边。”我说。

我搀着他斜穿过街道，走到那家我从未进去过得酒吧门前。几个醉汉躺在门外，背部倚靠在墙上，像是雕塑家扔在街头的劣质的滥竽充数的作品，又像是被某户人家抛弃的愣头愣脑的婴孩（只是他们喝奶水从来不会喝醉）。我接过巴布先生的拐杖，握在左手，走进门去。

从身后的门框遗漏进来的光线将屋子照射的魔幻而令人恐惧，虽然如此，屋子依然像是一个未开掘的洞穴一样黑暗。十几个人分散在不同的桌子上，桌面上摆放着空荡荡而又拥挤的玻璃瓶，像是广场上人群。他们手中还抓着晃荡着半瓶毒药的容器，傲慢、豪迈且自负地谈天说地，在飞满了灰尘的光线里，他们的唾沫像是大雪一样飘散，打转，然后轻轻坠落。这些人面容平凡，没有荧屏上那种哄骗人时所说的煞气和愤怒，甚至有点愚笨，仿佛是叫喊着上岸的鸭子。

“找个角落坐下吧，先生。”我说。

“随你的便，”他说，“不要问我一个瞎子该坐哪儿。”

我领他到门口最左方紧挨着墙壁的桌子坐下。我把拐杖靠在墙上，然后问他，

“先生，您要喝什么？”

“一杯红酒和一杯水。”

“您要水做什么？”

“喝完酒喝下去，”他说，“我可不想满嘴酒气地见我的儿子，”他说，“我想你最好也像我一样喝一杯。”

“如您所愿，先生。”我说。

我走到吧台，一个三十多岁样子的女人站在那，带着白底红色斑点的头巾，穿着一件卡其色马甲，挺着半圆形的大肚子，像是在腰间塞进一个月亮。

“您好先生，”她问，“您要喝什么？”

“一杯红酒，两杯清水。”

“您稍等。”她扭头掀开一张黑帘子，仿佛是掀开夜晚阴霾的天空。我坐在吧台前，右手边一对年轻男女像是枝条缠绕树干一样紧紧互相箍在一起。我用乜斜着的眼睛偷窃着这一令人头皮发麻的举动，等待酒水的过程如同树影在北墙上艰难的攀爬。大约一分钟过后，怀孕的女人从黑布帘子后面露出头来，她端着一个枣红色的矩形托盘，上面整齐的摆放着三只酒杯。

我将三个硬币放在桌上，接过托盘，带回到我们的桌前，那对男女仍在吧台前，在众人倾斜的目光中，在自我蓬勃生长的荷尔蒙中不屈不挠着。巴布先生将整张脸面向桌面，双手放在膝盖上。我把托盘和三只酒杯推到桌子中央。

“来了？”他说。

“是的，先生。”我说，“这是您的。”我把红酒和一杯水放到他的胸前，在杯中两片刚刚平静下来的水面上，倒映着他褶皱的干枯无聊的表情。

“你喝的是什么？”他问。

“清水，先生。”我说。

“我并不是不允许你喝酒，你是知道的。”他说，然后将两只手臂从桌下拿到桌面上。

“非常清楚，只是我不想喝酒。”我说，“毕竟我和德康先生没有那么亲近，我不想冒犯他。”

“那好，喝完我们就离开这个鬼地方。”他说。

我慢慢地戳饮着手中这杯清澈如空气的水，盯着对面的这个画家发呆（自从眼睛失明之后，他已经放弃多年了），久远的年代在他脸上的皱纹之间苟延残喘着，像在那双眼皮下的缝隙中，寄居多年的浑浊的光一样，即将在未来的一瞬间消散。那个吧台的女人低头算着些什么，眉头紧皱，表情凝重而严肃。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条细小如红豆的白珍珠串成的项链，衬得她的脖子更加白皙。

她身后的帘子被一只手掀开，走出一个瘦削的男人，颧骨高耸如鸡蛋一般，嘴角两边的皱纹像是木船两头扩散出去的波纹，对称而紧致。他走到女人身边，用一只手搂住她的腰，温柔地亲了一口她的脸颊，我看到她脖子一缩，红了脸，然后害羞地对男人说着什么。

“你在瞧什么吗？”巴布先生问我。

“是的，先生。”我说，“观察两位老板在。”

“喔？他们怎样。”

“和众生一样再平凡不过。”

“平凡的人都是值得上天宠爱的。”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在我脑子里像书页似的来回翻动，但我没有花任何脑力去思考，也没有雕琢，只是在我脑子多余的空间中，将它像花瓶一样摆放在那。我更多的时间，都在想那件与我毫不相干的事，它仿佛是绦虫一样寄生在我的肚子里，沿着我意识的肠子钻来钻去。

“你在想什么吗？”

“没有，先生。”

“休想糊弄我，”他说，“我的精神还没瞎！”

“这……先生，”我说，“夫人为什么要把你的画给卖掉？”

“你知道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好吧，”我说，“我知道我不该问的。”

“是我要你说的。”

“好吧，先生。您可以选择不回答我。”我说，“我会继续佯装成一个傻子。”

“让我们拨开这个闹心的话题。”他说。

他像模像样地倾斜着被酒水染成枣红色的酒杯，并像古老的钟摆一样轻微摇晃着手腕，他将另一手安静地平放在桌沿上，我能清晰地看到他似乎凝固成了一只短小的蜡烛，那孤独的火焰在他空瘪的眼眶中间颤抖并舞动着。

一杯水下肚，剩下的全是对思维和眼神的考验，我那两只像是葡萄的无神的眼睛该撞向哪里。面前的这个年老的灵魂像是幽灵，词语之间总是向我吹拂着不安。我放下杯子，模仿着在教堂礼拜的人们做出可爱温顺的样子。

“你的水喝完了吗？”

“刚刚喝完，先生。”

“你最好等我喝掉这寡淡的饮料。”

“我不会催您的。”

“你付过钱了吗？”说完他将手伸进胸口里面的口袋。

“我已经付过了，您不需要再给我。”

他没有说话。他没有端起酒杯，而是端起水喝起来。酒水还剩三分之一，在我稀薄的记忆中，他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碰过酒精了。他干脆地喝掉杯里的水，然后就伸手去够拐杖。我站起来，把慵懒地歪斜这的拐杖交给他。

“我们这就走。”他说。

我领他走出门口，那几个醉汉仍恣意地将身子吸附在墙面上，他们的脑袋像是皮球似的左右来回滚动，无序而懒散的曲子浮在他们嘴边的酒气中。我们走到街道对面，太阳跳到了我们的右后方，看似温和的阳光却刺痛了脖子。

墓地离德康夫人家有两公里，要经过一个门口一贯排列着醉汉的酒吧，还要经过一个小巧别致的公园。随着一个个像是积木块的房子往后缓缓流去，我看到了那个挺立着傲慢的杨树林的公园。

巴布先生仿佛是嗅到了公园里温和的绿色以及那结冰似的笑声，他加快了步子，迈一步像是要迈回到那匆匆穿过的年代。我略显艰难地，与其说搀扶着他，不如说是他用一种比阳光还要柔软的绳子牵着我走，他似乎比一只叮不到血的蚊子还要着急，这使我变得很吃力，甚至用不上力。

公园里零星地点缀着几个穿着棉衣的年轻人，他们夸张地搓着手心，然后两手贴合成一个拉开拉链的钱包的样子，张开嘴往里哈气，那滑稽而可怜样子仿佛是一只只啄米粒的鸽子。几个老妇人坐在长长的石凳上，用剧烈跳跃着的声音交谈着，灰色和黑色的帽子包住了她们的激情与幻想，正如我所搀扶的这个年老的肉体，我认为并始终坚定地相信，在他们那布满青褐色斑点的皮肤下面，衰老的血液里也一直发出滚烫的消息。只不过，在这个冷得透明的寒冬，带刺的空气戳伤了那些激情，戳伤了幻想和力量，剩下的，不过是在石板凳上簇拥着的白色热气。

巴布先生步子小而紧促，前脚后跟刚落地，后脚脚尖就追了上去。公园里没有街道上冷，挺拔的杨树们甘愿做一个个遮挡冷风的傻子，但是在那些年迈的灵魂发出的话语声与干枯而单调的枝干的摩擦之间，我作为最平凡的人群中的一个，产生了我应有的敬意。我惧惮自然，并不是嘲讽自己有多胆小，而是一种对无时无刻行走在她坚硬的躯体上的崇敬。我想巴布先生也这样想，因为他在走路的时候不停地仰起头，即使他看不见，样子却像是一只忧愁的狮子，望着忧愁的云朵。

我们走出公园后，他显得有些劳累，拖沓的双腿变得沉甸甸的。

“先生，您累的话我们可以在路边休息一下。”

“你觉得太阳会一直悬在天上吗？”他说。

“当然不会，先生。”

“可是这大风会，”他说，“太阳马上就保护不了我了，我会在这椅子上被这寒风给活活冻死。”

“您不要这样说，”我说，“如果您不想休息，我们可以继续走。”

“扶好我，小子。”

我们继续像两块棉布一样被身后的风推搡着、游荡着，太阳暗淡了许多，仿佛是抹上了一层青色的油。他右手吃力地撑着拐杖，白气有规律地从他嘴中喷出来。我们到达墓地时，只有三四个人站在一个墓碑前面，站在中间的一个女人用一块手帕捂住嘴和鼻子啜泣着，从我的方向看去，一缕头发从他的头顶滑落，挡住了她的右脸，她的肩部轻微地颤抖，像是在抖落掉在背部的冷气。

我们进了大门，沿着右手边一条被踩踏过的光滑的土路，走进这一片拥挤的压抑之间。我清晰地看到，从那些墓碑笔直的线条上，一阵阵黑色的哀嚎散发出来，在死者的姓名上攀爬。巴布先生不发一言，他嘴中吐出的白气呼出去又打回到我的袖子上，然后像风中的树叶一样四处飞散。

在一个拐角，我们转向东面，然后在第四个墓碑前面停下。德康先生的墓碑表面光滑的如大理石般明亮，闪烁着不明所以的光。在那个孤独的日期下方的石板上，我甚至可以清楚地看见飘散着的灰尘像是燕子一般自由。巴布先生将手伸向我，示意我接过拐杖，我按我的理解不误地照做了，反而似乎是我在控制着他。我接过拐杖，上面还残存着些许柔软的余温，直到它们钻进我的手掌。

“帮我找个地方坐下。”他说。

“您的后面就可以坐。”我说。我托起他的胳膊肘，用一种虚幻的力量引他往后退到一块被来访者安置的水泥石板前，对他说：“您可以坐下了，先生。”

他先是身子前倾，然后就用信任的姿势坐下去，他的眉毛仿佛是两片被风干了的枯黄的柳叶。我也跟着坐在他的右边，模仿着他从嘴中呼着浓烈的白色热气，我们像是被这墓园拴住的两棵树，在死寂的空气中微微摇曳。

“他死了有段时间了，”他说，“我都忘了他什么样子了。”

“我还记得，先生。”我说，“我可以帮您想起来他可贵的样貌。”

“不用，忘了就忘了吧。”他说，“我已经记不得太多东西了，燕子、槐树、玫瑰，我都不记得了，甚至太阳在我印象里，只是一团模糊的黄雾了。”

“我倒希望可以记不住东西。”我说，“我的脑袋像是铁罐头，我真希望它是张滤网。”

“你会感谢我这样的年纪的。”他说。“我幸好还没倒霉到变成一个聋子，这么一说，我真的有货真价实的听力。

“是的先生，我们都有。”

他后来一直抬起头，朝向远处，在他黑暗的声音世界里，一切都是无形的存在，一切都像水一样不安地流动着。我站起身在墓地离来回走动着，观察着那些被墓碑上死去的名字们，仿佛是光临一场属于死者的盛大的游行。巴布先生继续用脖子支撑着脑袋，时不时将两只手贴合在一起搓动着。远处几只鸟像子弹一样窜向天空，然后又像醉汉似的沿着弯弯的曲线移动。巴布先生伸手去够那根我倚在座位上的拐杖，等他拿到后，他朝着前方迷惘地喊道：

“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