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透窗叶而入。喧嚣愈盛，嘈杂刺耳那种，而不是沉闷浑浊。路灯亮了，灯泡泛着红光。
我们从公寓里出来。我还是戴着那顶有黒饰带的男帽，穿着那双镶金条带的鞋子，搽着暗红色的口红，套着那件真丝的连衣裙。我变老了。我突然察觉，我变老了。他也发觉了。他说：你累了。
人行道上，人群纷乱如潮，或急或缓，或来或往，推挤出条条通路，仿佛无家可归的野狗，像乞丐一样盲目。那就是中国的人群。即便今天，在展现当地繁荣的图像里，我仍会看到。中国的人群， 从容地行走在一起，又各不相关，仿佛没有幸福，也没有忧愁，没有好奇心。只是走着，不像要到哪里去，也不想要到哪里去，仿佛只是恰巧漫步于此，孤独也成群。说孤独也不孤独，他们便是人群；说不孤独也孤独，各自独行于人群中。
我们去了一家中国酒楼。这些餐厅每间都是整幢的大楼，大得像百货商场、像军营一样。层层的阳台、天台向城市敞开。从这些大楼里发出的声音，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堂倌报菜的吆喝声仿佛嚎叫，厨房也同样地呼应。没人能在这里谈话。天台上还有中国的乐队奏乐。我们走到最安静的一层，留给欧洲人的地方。菜单是一样的，但没那么吵闹。这里有排风扇，还有厚厚的隔音的帷幔。
我要他告诉我他父亲是怎么发迹的，用的什么手段。他说他厌烦谈钱的事。不过既然我一定要听，他也愿意跟我说说，他父亲的财产是怎么回事。就他所知，一切起于堤岸。他盖了三百间房，放租给当地人，几条街都是他的产业。他说的法语带一点生硬的巴黎口音，讲到钱的时候，那种潇洒不是装的。他父亲把盖的房都卖出去了，赚了钱在堤岸南边买了地，继续盖。还有水稻田，大概也卖出去了，他说，在沙沥。我问他关于瘟疫的事。我说我看到不少整个封住的街道，从入夜到第二天都禁止通行。门窗都钉死了，因为里面有鼠疫。他说这里这种事情比较少。这里灭鼠运动比乡下频繁得多。骤然间，他开始跟我说起这些平房的故事来。比起独栋的平房，这种排屋成本要低得多。比起独门独户的宅院，它们更能满足平民的需求。当地人，特别是穷人，喜欢住在一起。他们来自乡下，他们喜欢在户外，在街头生活。我们不应该破坏穷人的习惯。他父亲刚刚建了一片沿街带骑楼的房子。这样建成的街面敞亮，招人喜欢。人们白天在骑楼下生活，若是天太热，晚上也能睡在骑楼下面。我说我也喜欢住有骑楼的屋子，我小时候觉得，可以露天睡觉，就是理想的生活。说到这，我突然觉得难受，隐约、轻微的难受。我能感觉我的心跳，心跳仿佛移到了他弄出的新创口上，就是他，这个下午给了我欢愉，现在正和我谈话的男人。我没法听他说话，他在说什么，我也听不进了。他察觉了，停下话头。我说，别停。他就继续说。我重新听下去。他说他常想起巴黎。他觉得我和巴黎的女人很不一样，远不是那么温柔讨喜。我跟他说，这盖房的生意似乎不该这么赚钱。他没有再回答我。
我们交往的时间，前前後後有一年半。期间我们交谈起来就是这个样，从不谈我们自己。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法期待什么共同的将来，所以我们从不谈将来的事。我们谈话就像报导新闻一样，有时针锋相对，有时各谈各的。
我对他说，他在法国的日子造就了现在的他。他也认为如此。他说他什么都喜欢巴黎的，那里的女人、那里的见闻、那里的思想……他比我大十二岁，这让他觉得害怕。我就那么听他说着，听他说错，听他说他也爱我，用那种戏剧性的口吻，陈词滥调，却又真挚。
我说我准备把他介绍给我家人。他竟想逃走，我笑了。
他不擅长表达感情，只会借助模仿来嘲讽。我发现，他没那个魄力违抗他的父亲去爱我、娶我、带我走。他找不到克服恐惧去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哭。他的英雄气概，就是我，他的奴性，就是他父亲的钱。
我讲到我那俩哥哥时，他就害怕了，仿佛假面具被摘掉了。他以为我身边的人都等着他去求婚。他知道在我家人眼里他没有希望，也只会变得更没有希望，最後连我也失去。
他说他在巴黎念商科学校。不过後来他说了真话，说他根本没用功，他父亲断了他的生活费，给他寄去一张回程船票，他只能离开。对他来说，简直是灾难。商科学校他没有读完。他说他还是打算在这里读完，通过函授课程。
和我家人的会面，是从在堤岸请他们吃大餐开始的。我妈和我俩哥哥都到西贡来了，我和他说，应该在中国大饭店里请他们吃饭，他们还没见识过。
几次晚宴经过都是一样的。我俩哥哥狼吞虎咽，从不和他说话，也根本不看他。他们没法正眼看他，做不到的。要是他们能做到正眼看他，就不会一辈子不学无术，连基本的为人处世的准则都遵循不了了。餐桌上只有我妈在说话，但讲得也很少，特别是前几次。她会对送上来的菜肴评论几句，说起昂贵的价格，此外就是沉默。他呢，起初两次还自告奋勇，跟他们讲述自己在巴黎的事迹，但没用。他们假装他没在说话一样，假装听不到。他的努力消散在沉默里。他们就这么狼吞虎咽着，那狼狈样真是前所未见。
帐是他结的。他数好钱，放在托盘上。大家都看着他。我还记得，第一次的时候，他摆了七十七银元。他妈差点就要狂笑了。我们起身就走，没有人说一声谢谢。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从不说谢谢，问安、告别、问好什么的，从来不说的，什么也不说。
我俩哥哥根本不对他说话。他们似乎看不到他，仿佛他是一层薄雾，觉察不了，看不见，听不到。这是因为他拜倒在我裙下。明面上的说法是：我不爱他，我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我不会爱他，这是不可能的；他会承担我的一切，即便这爱情绝不会有结果。这都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不是白人。我大哥在不说话和无视我的情人的存在这两点上如此坚定，简直可称为典范。我们也以他为榜样，无视这个情人。我也一样，不跟他说话。当着他们的面，我就不会和他说话。除非，对了，我要为我家人向他转达信息。比如说，饭後，我两个哥哥对我说，他们想去泉园喝酒跳舞。我就转告他：他们想去泉园喝酒跳舞。一开始他假装没听到。而在我大哥的逻辑里，我是不应该再重复一遍，再三请求的。我要是做了，就是我的错，是我因他的不满而俯就他了。他最终还是回答我了，声音低低的，意在表示亲密。他说他想单独和我在一起待一会儿。他这么说是想结束这活受罪一般的氛围。而我大概是没听懂他的意思，以为他还在闹别扭，以为他意在指摘我大哥对他的无礼。所以我认为我不应该答话。他呢，他继续说下去，大胆地说：你看，你母亲已经累了。的确，我妈在享用了这顿无与伦比的堤岸中国大餐後，开始发困了。我不再回答他。接着我听到我大哥的声音。他短短说了一句话，既尖刻又决断。我妈老说：我们三个里面，他最会讲话了。说出那句话後，我大哥严阵以待。一切都静了下来。我的情人吓坏了，就是我的小哥哥那种恐惧。他放弃了抵抗。于是我们动身去泉园。我妈也去了，在泉园那儿打盹 。
我大哥在的时候，他不再是我的情人了。他还存在，但对我来说，他什么也不是了。他成了烧毁的废墟。我的欲念屈从于我大哥。他排斥我的情人。我无法忍受他们在我眼前同时出现。我不想承认这具孱弱的身躯，不想承认这孱弱的身躯给我带来了欢愉。在我哥哥面前，他成了不可告人的、丢脸的事，令我羞耻得想把他藏起来。我无法反抗我大哥这种无声的命令。只有涉及我的小哥哥时，我才有法子去抗争。当牵涉到的是我的情人时，我什么都做不到。现在说起这些事来，我还能感觉到脸上的虚伪：左右旁顾，假装心不在焉，假装想着别的，但看得出牙关轻咬；被这种羞辱激怒，却强自撑着，忍受折磨。仅仅为了在高级餐厅吃一顿好的。这本来应该是件很自然、很正常的事啊。这记忆清晰苍白，和《猎手之夜》的记忆搅在一起。如同警钟、如同小儿鸣泣一般，尖厉刺耳。
在泉园也是一样，谁也不理他。
每个人都要了杯加了皮埃尔气泡水的马爹利干邑。我俩哥哥一口喝光，又叫第二杯。我妈和我把自己的酒给他们。他们很快就喝醉了。他们还是不理他，但开始怪这怪那。特别是小哥哥。他抱怨说这地方真扫兴，没有舞女。不是周末，泉园客人不多。我就和我的小哥哥跳舞。我也和我的情人跳了舞。我从不和我大哥跳舞，从没和他跳过。总有一种危险的感觉，让我惊惧不安，阻止我这么做。那种危险来自他对谁都散发出的一种凶险难测的气息。当我们靠近对方身体时，就能感觉到。
我们惊人地相似，特别是从脸上看。
来自堤岸的中国人向我倾诉，他已经快哭了。他说：我哪里对不起他们了？我对他说，不要担忧，他们向来就是这样的，我们之间也是这个气氛，时时刻刻都是这样。
我们回到公寓後，我向他解释说，我大哥冷酷的、辱人的暴力，已经陪伴了我们一生，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事。他首有的冲动就是杀戮，抹杀生命、支配生命，蔑视、追猎、折磨他人。我叫他别害怕。他没什么好怕的。因为，说起来也怪，大哥只怕一个人，他见到了就畏怯，那个人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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