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2年到1949年，这个女人应该一直是住在西贡。我的小哥哥是1942年12月死的。那段时间，她哪儿也不能去了。她就留在那里，这样离坟墓近，她说。後来，她终于又回到法国来。我们再见的时候，我的儿子都两岁了。这重聚来得太迟了。我们一见面就知道了。已经没什么可聚的。除了她的大儿子，一切都已经完结。她住进了卢瓦尔-歇尔省一处仿路易十四时期的城堡，最後死在那里。杜娘和她住在一起。夜里她还是害怕，给自己买了把步枪。杜娘住在顶层阁楼里警戒。她还为她的大儿子在昂布瓦斯附近买了一处产业，里面有一片树林。他叫人把树砍了。他到巴黎一个巴卡拉牌[1]俱乐部里赌钱，一夜间就把那些林木输掉了。回忆到这里，有一处场景让我心头一紧，甚至让我不禁流泪了。那是输掉了林木之後，他在蒙帕纳斯的圆顶咖啡厅[1]门口被人发现，瘫倒在自己的汽车里，只求一死。再往後，我就不知道了。为了赚钱，她在她的城堡里做的事情简直不可想象，当然，都是为了她的大儿子，五十岁的大孩子。她买了几台电热孵化器，架设在最低层的大宴客厅里。她一次就孵了六百只小鸡，四十平方米的地儿全是鸡仔。她没把红外线装置调好，结果小鸡没法吃到饲料。嗷嗷待哺的鸡仔嘴巴永远合不上，就这么全饿死了。自此她再也没尝试过。我去她的城堡的时候，正好是小鸡破壳的日子，那场面和过节一样。接下来，死鸡雏的臭味，混着鸡饲料的臭味，让我在城堡里一吃饭就要呕吐出来。
在她死前最後几个冬天，她把绵羊弄到她二楼的大卧室里过夜。天气冷的结冰了，让四到六头绵羊围在床边，把它们叫做她的孩子。她就在杜娘和这些孩子中间死去。
就在那里，在她最後的房子里，卢瓦尔的房子里，在她不停的来回折腾中，这个家的一切也到了终点。就在那里，我第一次看清了疯狂的模样。我看得出，我妈显然疯了。我知道，杜娘和我的哥哥一直要面对这疯狂。我呢，我没有。我以前从未见过。我从未见我妈疯的样子。但她确实早就疯了。与生俱来，存于血中的疯狂。她并不因疯狂而病倒，而是疯狂地活着，仿佛常人健康地活着一样，和杜娘、和她大儿子一起。只有他们自己相互能理解，没有别人知晓。她有很多朋友，她和其中不少人常年保持联系，也一直会交新朋友，很多还是年轻人。有些是在那化外之地遇到的，有些是後来在都兰的时候遇到的，其中有从殖民地退休回国的，什么年龄的都有。她能把这些人吸引在身边，据他们说，是因为她机智敏锐，活泼欢快，这出众的秉性她从未失去。
那张绝望的照片，在河内住处的庭院里拍的那张，是谁拍的，我不知道。也许是我爸爸拍的，说不定是他最後一次拍照。几个月後，他就因健康的问题回国了。在那之前，他还换了工作岗位，被派到金边去，在那边待了几周。不到一年，他就死了。我妈拒绝跟他回国。她就留在那里，不走了，在金边。那是一所很好的宅子，临着湄公河，是柬埔寨王曾经的行宫。她就留在那儿，那周围的园林有几公顷，看着吓人，让她害怕。那里的夜晚，是挺教我们害怕的。我们四个晚上睡在一张床上。她说，她害怕夜晚。我妈是在那所大宅子里得知她父亲的死讯的。接到电报之前，她就已经知道了。那是之前一晚，一个征兆，只有她看到，只有她听得出来。那是一只鸟，在夜色里发狂地叫，消失在行宫北面的书房里，我爸爸的书房里。她丈夫过世几天前，也是在那里，在夜里，她又当面看到了她父亲的身影。她把灯点亮，他就在那儿。他挨着桌子站着，在行宫的八角大客厅里，看着她。我记得一声尖叫，一声呼救。她把我们都弄醒了，给我们讲她看到的事情。讲他穿着礼拜日的礼服，灰色的；讲她站着的样子；还有他的眼神，直直望向她的眼神。她说：我叫他了，像小时候那样叫他。她说：我没害怕。她追着那身影，直到消失。那飞鸟、那身影出现的日子，出现的时辰，就是两人死去的时点。母亲这种先知力，对各种事情，包括死亡的先知力，自然让我们十分佩服。
风度翩翩的男子下了豪车，抽着一支英国卷烟。他看着那戴男式呢帽、穿镶金条带鞋子的少女。他慢慢地朝她走来。看得出来，他心里发怯。一开始，他脸上连笑容也没有。他先递给她一支烟。他的手在颤抖。这之间有种族的差别，他不是白人，他得克服这一点，所以他的手在颤抖。她对他说她不吸烟，不用了，谢谢。其他再无一句。她没说走开，别烦我。于是，他没那么怕了。于是他又说，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她没回答。不需要回答什么，有什么可回答呢？她就那么等着。于是他问她：那么你是从哪儿来？她说她是沙沥女子小学校长的女儿。他想了想说，他听人谈起过那位夫人，她的母亲，听说她在柬埔寨购置租让地，交了背运，是不是这样？是的，是这样。
他反反复复地说，在这渡轮上见到她实在不寻常。一大早的，一位像她这样美丽的年轻姑娘。您大概没意识到，这是多么教人意想不到，在本地人的长途汽车里，有一个年轻的白人姑娘。
他说，她戴的帽子和她挺配的，非常相宜，可以说……别出心裁……一顶男帽，为什么不可以呢？她是这样美，随她怎样，都是可以的。
她看了看他，问他，他是谁。他说他从巴黎读完书回来，他也住在沙沥，住在临河边上，那有青花瓷栏杆大天台的大宅里。她问他是什么人。他说他是中国人。他家原在中国北方的抚顺。不知我可否送您到西贡，送您回家？她同意了。他叫司机把姑娘的行李从长途汽车上拿下来，放到那部黑色轿车上去。
中国人。他是那来自中国的、 控制了殖民地所有平民的地产业的少数金融集团的一员。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那一天，渡过湄公河，去西贡。
她上了黑色轿车。车门关上。突然间，一种不安隐隐涌现，一阵倦怠无力，河面上光色也是微不可察地一暗。各种声音似乎也略微弱了下来， 仿佛有一层雾气在周围弥漫。
从那天起，我出门再也不乘本地人的大客车了。从那天起，我有了一部豪华轿车，载我去高中，载我回寄宿学校。我在城里最讲究的地方用餐。从那天起，我会永远怀念我所做的一切，我失掉的一切，我得到的一切，不论好坏。那长途汽车，那常和我说笑的司机，那些在後座嚼着槟榔的老妇，坐在行李架上的孩子，沙沥的家，那家里可怕的一切，那不可思议的默然……再见了。
他不停地讲着。他说他厌倦了巴黎，那些迷人的巴黎女子，那些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聚会，噢喇喇，圆顶咖啡厅，圆亭咖啡厅[3]，我么，我更喜欢圆亭，还有那些夜总会。他在那儿过了整整两年，这种“精彩至极”的生活。她听着，注意听他言谈间透出的种种阔绰手腕，揣测着他身家的豪富。他还在讲，讲他的生母已经过世，他是家中独子，只有一个父亲，掌管着家中钱财。但您也知道那是怎么个样子，他向来只待在河边大屋里，十年了，鸦片烟不离手，躺在床板上，经营他的产业。她说，她明白。
到後来，也是他父亲，不同意他和这个住在沙沥的白人小娼妓结婚。
那影像，早在他来到凭栏的白人女孩身边之前，就已开始了。从他走下黑色轿车开始，他启步走近她，而她也知道，知道他心里畏怯。
从那一刻起，她就知道有什么发生了。也就是说，他已经落到她的手心里了。所以，即便不是他，是别的什么人，适逢其会，也一样要落到她手心里的。她还知道，知道从那一刻起，她也是时候要履行她的某些义务了。而且她也懂得，她母亲绝不能知道这些，哥哥们也不能。都是在那一天，自她坐上那辆黑色轿车起，她懂了。这是她第一次避开家里做事，这一开了头，便再无法回去了。此後，他们再不会了解她身上发生的事。便是别人把她夺走，把她伤害，把她糟蹋了，他们也再不会知道了。不论是母亲，还是哥哥们，都不会了。这就是他们今後的命运。坐在黑色豪车里，却已经开始哀叹了。
现在，这孩子，要和这个男人相处了，她的第一个男人，在渡轮上来到她身前的男人。
事情来的很快，那是一个周四。他天天都到高中接她，送她回寄宿学校。然後，有一次，周四的下午，他直接到寄宿学校来了。他把她带上黑色轿车，离开了。
他们来到堤岸[4]。对面是连接中国人居住区和西贡中心地带的大道。这些美国式的大马路上，电车、黄包车、大客车川流不息。晌午刚过。寄宿学校例行的女学生下午散步，她翘掉了。
这里是城南，一个单间公寓。地方很时尚，室内陈设有点仓促而成的意思，家具都是当代的极简风格。他说：家具可不是我选的。房间里光线很暗，她也没让他打开百叶窗。她有些茫然，没什么明确的念头，既没有憎恶，也没有反感。自然，是欲念已生，早已有了，她没有意识到。前一晚，他邀她来，她就同意了。这是她必须的，到这么个地方来。她微微有些害怕。看起来，这一切不仅是对应着她所期待的，也是此情此境下必然会发生在她身上的。她很是注意房间外的环境，光线，城市的喧闹熙攘。房间有如浸没在其中。他呢，他颤抖着。他先是看着她，似乎在等她开口，但她没有。于是他便僵在那儿，也没去解她的衣服，只说他爱她爱得发疯，声音低沉。然後他不说话了。她没有回应。她本可以回答说她不爱他。但她什么也没说。突然间，她明白了，就在那一霎那，她明白了：他并不了解她，也永远不会了解她。他永远不会明白这之间有多少奸诈。为了引他上钩，拐弯抹角花了多少心机，他不会知道的。只有她明白。她突然懂了。正因为他对此一无所知，她才能突然间明白：在渡轮上，她就钟意他了。这个人，她喜欢，这全是她自己的心意。
注释：
- 巴卡拉牌（baccara），法国一种赌博牌戏，供三人玩。
- 圆顶咖啡厅（La Coupole），一间位于巴黎蒙帕纳斯的半露天咖啡厅。
- 圆亭咖啡厅（La Rotonde），一间位于巴黎蒙帕纳斯的半露天咖啡厅。
- 堤岸，位于西贡南部，是西贡华人聚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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