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治祥 图：网络
蔡应律家里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譬如那张床。
那张床建造于公元1970年初，是生产队一位大手大脚的年轻木匠的作品。是谁的作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蔡先生本人也参与了创作。那张床用料大，尤其是两块床帮，是用两块六寸宽、一寸厚而被叫做“大方”的松木做的，一经做成便显示出千古万年牢的大床气概。看人家这床——“千古万年牢”！啧啧，何等扎实，何等经久耐用！那二年，经饿，经穿，经用，经整，经使唤——人们讲究的就是这个。那是一张多人床。尚未婚配的蔡先生未雨绸缪，已经做好了“生他一床”的思想准备。而一床的娃儿，又该是何等繁荣的景象！
想起了上次在蔡先生家吃松露炖鸡。尚未品尝，蔡先生已经香得遭不住了，用筷子指点着刚刚端上来的汤盆直是劝：吃唦，吃唦，香得很了嘛！香得很了嘛！也不晓得是在夸松露还是在夸女主人。经他一渲染，满桌的人都香得不行了，一齐流口水，一齐埋头苦吃。
眼下这张由蔡先生亲自参与设计、建造于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年的床，不消说已经“安逸”到了不行的地步。他老兄还没有展开来吹嘘，譬如此床一入夜便会散发着松树的清香，那清香又如何醒脑，怎样安神，就算是长期失眠的人，一旦上得床来也会呵欠连天，尚未把人摆放平顺便会酣然入梦——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蔡先生的床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但后来的事实却充分说明了那张床的不合时宜。
说来寒酸，很能做的蔡先生在乡下起早摸黑做了七八年，全部财产无非一口木箱子两把小椅子。请注意，他自己说的，那张床的产权是生产队的，生产队的官员用公物做了人情。
抱着九个月大的女儿，跟乡下的床以及千千万万的知青一起，蔡先生就这样回城了。
当是时，突然多出来这么多人，要匀出饭碗，腾出住房，要这要那，“城里”着实头痛。
就像那张床，放在哪里都不合适。
在天宽地阔的农村，安置十张八张乃至更多张这样的床都不成问题。当然，那种安置是极不讲究的。笔者也当过知青，三个人加三张床被塞在一间黑咕隆冬屋子里。柏木打造的床，扎实，可以睡一辈子。当时不到16岁，没蔡先生懂事，还没想到生娃，也没想过要找娃他妈。那张床没进城，也不知道后来谁在那张床上生娃。
改革开放前，城里按理说没有蔡应律们的生存空间，知青们是硬塞回去的，“在农村嫌短嫌小的脚脚手手一进到城里，就嫌大嫌长了。”（按：湛蓝眼尖，还指出了一句“透彻”和“有张力”的话：“城市是一只匣子，它不允许谁大叉叉地进来。”）
一双双在田埂上叉来叉去的大脚，就这样大叉叉地叉进城了。
然而蔡先生没写人，写的是床。
“人圪蹴于西昌南街岳父家的老屋，这张床却安放不下。左比右比，只能锯短两寸。这是削乡下的粗放来将就城里的狭窄。”
“后来，内弟成婚，家内调整，再搬一次，还是嫌长，左比右左，放不下，再锯短两寸。”
“这样一来，这张床就成了短宽短宽的、看上去接近于正方形的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但它仍是一张床。随着小女儿出生，一家四口，栖身其上，因为短，反而显得更“宽展”了。这一发现，看着它，竟有了一种悲喜交集的感觉”。
毕竟已经“农民”了多年，须从头适应城里的生活。城里居，大不易啊。
你在文章里读到的床就是人，人就是床。在蔡氏轻描淡写的叙述中，所有的困顿，所有的焦虑，所有的吃过的苦，所有该当人来承受的种种，都一笔带过了。屡屡被他“放大”的，是那张来自广阔天地、数番被人致残的、一肚子委屈的床。
不知当初创作者是怎么想的，“整张床直如一个长方形的盘子。坐在床帮上等于是坐在盘子的口沿上。若往床里边坐呢，臀部一旦落入“盘”底，双膝就被抬到了胸前，两条腿丝瓜般垂在半空中”。就是这样的床，同时还得是沙发。想想看，客人来了，一齐把臀部落入盘底，一齐把双膝抬到胸前，两条腿一齐晃荡，要下床，还得双臂用力，把臀部支撑起来才行。一“盘子”人在那儿聊天，是不是很好玩?
床，就是个道具，两口儿将将就就，用来睡了十几年的觉，做了十几年的梦，直“梦到”改革开放，直到“梦到”有能耐让它退出了历史舞台。
床没了。人还在。向来乐观旷达，顽童般的蔡老先生，总能从“不堪回首”的往事中提炼出“趣味”来。
附：《床》 作者：蔡应律
木结构，六尺长，三尺四寸宽。这是我要写的一张床。
这张床建造于公元1970年初，是生产队一位大手大脚的年轻木匠的作品。当然，我本人也参与了创作。
它的特点是用料大，尤其是两块床帮，是用两块六寸宽、一寸厚而被叫做“大方”的松木做的，一经做成便显示出千古万年牢的大床气概。
这张床的另一个特点是，五根横档几乎紧贴床帮的下侧，因而床框很深，差不多有四寸。这是我的主意。当时的考虑有两点，一是可以垫很厚的谷草，二是避免娃儿滚下床来。
其实，当时我还没有结婚，但结婚后要养儿育女，甚或生他一床，身为农民，这是现实又必须要有的准备。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些考虑全然无用，我的自以为得计的“农民眼光”和算计，很快就破产了。
大女儿在农村出生后，沐着安宁河谷浩荡的强风茁壮成长，气力惊人，才满两个月，已经能把被子踢掉。大人要忙活路，怕她凉着，先拿枕头压着，后用另一床迭被压着，竟完全压不住。并且那样高的床帮，她还是翻到地上来了……
和我的“农民眼光”一道破产的，是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
其直接结果是，我被招工入砖瓦厂当工人。
我们乃抱着9个月大的女儿返回了城里。
躬耕垄亩，土里刨食。在农村起早摸黑做了七八年，能和我们一起盘进城里而被称为“财产”的东西，一口木箱子和两把小椅子，是我们结婚时本大队几个知青送的手工礼物，除此之外，主要就是这张床了。而这张床呢，究其实它应当是生产队的——是生产队的木料，又是生产队记工分安排人做的。但生产队慷慨地叫我们搬走。现在想来，这要算天大一个人情了。
只可惜，这个“大”，只适合于农村那个“广阔天地”。城市是一只匣子，它不允许谁大叉叉地进来。在农村嫌短嫌小的脚脚手手一进到城里，就嫌大嫌长了。人圪蹴于西昌南街岳父家的老屋，这张床却安放不下。左比右比，只能锯短两寸。这是削乡下的粗放来将就城里的狭窄。
这样住了两年。
后来，内弟成婚，家内调整，再搬一次，还是嫌长，左比右左，放不下，再锯短两寸。
这样一来，这张床就成了短宽短宽的、看上去接近于正方形的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但它仍是一张床。随着小女儿出生，一家四口，栖身其上，因为短，反而显得更“宽展”了。这一发现，看着它，竟有了一种悲喜交集的感觉。
麻烦在于，狭小的空间里，睡是它，坐也是它。卧室和客厅之分，是后来才有的事。意思是，这张床并不是晚上才用，白天可以养尊处优，很多时候要拿它当椅凳或沙发的。然而城里找不到那么多的谷草来垫，搜罗了些纸板纸壳加烂棉絮来垫上，仍嫌床帮太高，整张床直如一个长方形的盘子。坐在床帮上等于是坐在盘子的口沿上。若往床里边坐呢，臀部一旦落入“盘”底，双膝就被抬到了胸前，两条腿丝瓜般垂在半空中，也不是味儿。好在，那个时候，每逢周末到家里来的，都是插队时的生死朋友，田埂子上滚过来的人，怎样圪蹴着，也能高兴一晚。
再后来，随着“顶替”厂里因自然减员空出来的职工名额而招工入厂，妻子离开“街工办”搬来厂里，这张床亦相跟着转移来厂。
床是用来睡觉的，同时也是用来做梦的。如一只方舟，虽宽窄不成比例，却又载我们做了十几年的梦。
直到又一个“再后来”，一家人搬入单元楼，才感觉这家伙的粗笨形象，实在是与新居不那么协调。但这个“不协调”其实是经济能力与现实需要之间的问题。以现在的观点看，将它扔了买张新床就是。搬新家，换一套新家俱，多简单的事。可那时不行，房改集资的一部分钱款也是筹借来的哩。当然这难不倒人。人的一大能耐，就是“将就”。将就着过日子，凑合着往前走。
我可以说，没有这能耐，人类有可能走不到今天。当然，你可能第一眼就看出来了，我这是在为自己的不能耐找借口和诡辩。
不过，且慢，所谓“穷则思变”，大女儿灵机一动，倏忽间竟然让这张床喜获新生——她的办法是，将床两头的护栏锯掉，将床的四脚锯短，再将床帮带横条整个儿翻一面，床就成了很新潮的平台式新式床。
床垫、床单往上面一铺，化腐朽为神奇，与新家竟如此地般配……
然而短，是它的致命伤。锯过两次三番，能不短吗？
因短造成的问题是，腿伸直了虽不至落到床外，但被子盖不严。
这显然是个问题，不能不正视。
而所谓正视，你既不能以“接骨逗榫”之法帮它增长一截，也无力让它恢复原貌。最终所为，只能是请它退出历史舞台，将之逐出屋去。
这做法颇有点绝情寡义。但没办法。这正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张身带残疾的过时老床，若其自身跟我一样平庸，外加资历又浅没被什么伟人名士睡过，而没有资格成为“文物”，时过境迁，“惨遭淘汰”，就是必然的了。
所遗憾者，是没有想到后来，会煌煌然设立一座“中国西昌知青博物馆”。要不，就凭它来自“广阔天地”的出身和因返城而数番被人为“致残”的特殊经历，那地方或许会为它留下一席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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