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在公司书架上读到的，一直以来对王小波和李银河有一定的兴趣，于是便取下翻了翻。
据序里李银河说的，王小波自称是一只骆驼，颇有点表示自己沉默憨厚之意，他也的确是一个不会花言巧语之人，一些不熟的人甚至会觉得他木讷，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尤其在生人和熟人之间，会显得判若两人，他是典型的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人。看了这本书后我非常赞同李银河的说法。
王小波，一位有才的文人，却过早的凋谢了。
他妻子李银河对他的概括：浪漫骑士 行吟诗人 自由思想家。说他浪漫骑士是因为他们两人的恋爱和婚姻都那么美好，虽然当时他们并不被人看好，却义无反顾的相伴在一起并在之后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做了终身不要孩子的决定是因为他们觉得二人世界已经非常丰富美好了，实在不需要第三者来参与，虽然他们可能有其他更复杂的考虑，但我相信这是他们浪漫的决定。即使是在如今的社会，丁克也比较少见，至少我身旁并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更多的是即使夫妻双方自己生育不了孩子，也要千方百计的去想办法领养一个，为的是给自己老年生活多一份保障。
整本书读下来，你会发现作者就是非常真诚或者说真实的讲述他自己的经历以及他的一些感想，不想讲一点点虚的东西去迎合社会的需求，这让人相当的敬佩。
杂文中很多篇文章中有说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当作者小的时候，大家都说一亩地能打三十万斤粮食，而作者的姥姥，从农村来的老实老太太偏不信，跳着小脚说杀了她她也不信并细细的算了一笔账给当时的作者和家里人听，但是所有人都攻击她觉悟太低，不明事理，当时作者只有六岁，但是他也得出了结论：他姥姥是错误的。我在想，等他长大后，他明白了这种虚妄的谎言在当时竟然能把所有人都骗倒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吃惊，反正至少我是惊到了，一个农村老太太都明白且能算清楚的账，当时大家为什么都不相信呢？可能不是大家不信，而是大家太相信了，相信的不是科学，而是上面的意志，所以说，当时是一个多么不理智的社会啊！
私人自以为，王小波虽然经历过文革疯狂时期，也参加过上山下乡做知青，但是在大体上他还是处于比较明白的状态，他叫这些不堪经历叫极端体验，他并不喜欢，也相信其他大多数人也不喜欢，像当时那种早请示、晚汇报的穷折腾是最折磨人的。
王小波还是一位爱思考的作家，他的想法总是天马行空，特别的有趣，这些不难从他写的文章中看出，因为这本书中他表达的观点较多，我就拣选两篇我个人感触比较深的来记录下。
一篇是《肚子里的战争》，当作者年轻时，有一回生病住院看到了医院怪相，当时医院里已经没有纯正的大夫，而都是工农兵出生的卫生员——真正的大夫都下到各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给作者看病的医生，我们暂且叫他医生，因为穿着白大褂的不叫人医生又可以叫他什么呢，该医生查房-看化验单-拿听诊器一顿捣鼓，最后还是问了作者：你得了什么病，原来他也看不懂那张化验单，还好作者本身对自己的病情有一定的了解还不至于被瞎治一通，但是其他病情比较厉害需要开刀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时医院里比较无聊，唯一的消遣便是看“大夫”给病人开刀，这可不是开玩笑，当时那手术室是四面全玻璃窗的房子，下午两点阳光最好，就在那会动手术，而且一般手术都是割向阑尾，因为其他手术大夫们不敢也不会做。但即便是最简单的阑尾术，也是每次都搞的鸡飞狗跳，因为他们每次都要生手来操刀，为的是让大家都有机会学习“战争”，他们将开刀动手术喻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当时毛主席语录。但是每次生手操刀的时候，阑尾总是找不着，刀口开在什么部分，开多大也完全凭个人兴趣。当时医院里有个人犯了阑尾炎，大夫动员他开刀，但是作者劝他千万别，但他还是答应让大夫开了，也是他倒霉，开了肚皮三个小时楞是没找到阑尾，急得主刀大夫把他的肠子都拿了出来上下一通好找，眼看天色越来越暗，别人也动手来找，最后这哥们被人找的不耐烦把中间帘子一拉，自己也开始找起来，好在终于在太阳下山前找到并将它割了下来，要是再晚一步，天黑了看不见，就得开着肚皮晾一夜。
忽然的看到这么血腥的描述，我感到些许震惊，但是在作者笔下，当时的他们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反而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在当时那社会，还会有什么正常的吗？按作者的话讲：当时的人真是浑浑噩噩，简直是在发疯。
也许，我们真的该为生长在现在这样的和平年代而感到庆幸，试问我自己，如果我成长在那年岁，还会有现在这样的幸福吗？还能想看书的时候看书，想码字的时候码字吗？估计连自由的说话都是一种天方夜谭吧。作者提到那年代的很多文人都会选择自杀一途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在那样的年岁，在那样的一个不理智的时代，他们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会持续多久，他们看不到结束的时候，于是他们痛苦，他们彷徨，他们错乱，也有一些意志较坚定的文人没有自杀而选择坚强的活下去，那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日子终会有结束的那天，虽然他们也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时候，但是他们坚信着，正如作者的坚定，而他们也等到了。
另外一篇印象较深的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讲的是一只猪的故事。
这只猪是作者下乡做知青时候遇到的，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喜欢设置别人的社会，什么都要设置好，不仅包括人，还包括畜生，首当其冲的便是猪，但是偏偏就有这只不听话的猪来破坏规矩，它虽是猪，却像山羊一样敏捷，它不仅能跨栏，还能跳上房顶，它又像只猫，老是来来去去的闲逛，总不在圈里待着。但是知青们都很喜欢它，它也喜欢让知青靠近。作者因为该猪的特立独行而尊称它为猪兄。
但是猪兄的好日子并没有过的太长久，它闯祸了——学汽笛叫声，让地里干活的工人们误以为换班时间到了而提前离场，这可比正常换班时间早了一个半小时，这可怎么得了，领导们因此特意开了一个会议，将猪兄定义为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进行讨伐，于是对它的围追堵截就开始了，但是猪兄也是好样的，最终它成功突破重围扬长而去，而后作者还在甘蔗地里见过它一回，它已经长出了獠牙，虽还认识作者，却也不再让他靠近了。
作者说除了这位猪兄，他并未在生活中遇到敢于如此无视生活设置的人或物。
我们大都活在一种设定中，不温不火的过着彼此的生活，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但就是没什么大的激情，跳不出自己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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