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夜雨落临川
（1）
从古自今，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细想起来，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军队在前方打仗，而后方的供给却跟不上，那肯定是要打败仗的。说明白一点，就是无需敌人来攻，自己就先被“饥饿”击倒了。
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实实在在的体验。如果军队在行进中连粮草都无着落，这个“军队”肯定是不堪一击的，还没有遇见敌人，可能就四散奔逃了。南昌暴动的军队，最开始南下那几天，许多士兵买不到吃的，就形成了这种情况，所以逃亡的甚多，这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把筹集粮食看得很重要，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先遣队的第九军副军长朱德。
当然，朱德的任务还不光是筹粮，更其重要的是探路，因为在他们要到达的抚州，有一支朱培德的云南籍驻军有可能会堵截南下部队，这就需要朱德去“周旋”，看能不能“化干戈为玉帛”。
原来，驻守抚州的国民党军队，是朱培德手下第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叫杨如轩。说到杨如轩，他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他虽然和朱德、朱培德都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但他后来成了滇军杨希闵的部下。但是杨希闵在广州叛乱遭到了广东革命政府的镇压，他只好去投北洋军阀吴佩孚。
北伐开始后，当朱培德的第三军和程潜的第六军作为中路军进攻江西时，杨如轩却在北洋军阀孙传芳那边，负责镇守赣南一带。也就是说，杨如轩现在镇守的抚州，在孙传芳时代，就是他的防区。那时，杨如轩是北洋军阀吴佩孚驻江西南部的第六师师长。
北伐军的浩浩荡荡让杨如轩感到北洋军根本不是对手，加上进攻江西的北伐军军长朱培德，又是昔日的同窗，于是就在“阵前倒戈”，投靠在了朱培德门下。这样，杨如轩就成了第三军第二十七师的师长。
后来，武汉政府把朱培德的第三军作为总预备队，与金汉鼎的第九军合编为第五方面军，由朱培德任总指挥，进驻南昌，以警戒苏皖一带。这样，杨如轩就成了镇守赣东南一带的大将，坐镇抚州。
朱德在接到任务后，临出发之前，就给杨如轩写了一封信，派人立即送抚州。他知道杨如轩的性格，属于那种表面上看起来很好说话，其实骨子里早就打定主意的人，所以对杨如轩的信，措辞就很讲究。信里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最近在南昌开会，共推宋庆龄领导，揭起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去广州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贺龙、叶挺走一路，弟与兄走一路。兄穿须铠，弟掌大旗。望弟尽快加入暴动之序列，再创棉花坡战役之胜利。时间紧迫，盼即日答复。”
关于抚州，朱德算是熟悉的。今年初夏，他就被朱培德派去抚州附近剿过匪。那时，杨如轩和他经常见面，一有空闲，俩人就对昔日的同窗生活追忆流连，特别是他们共同在棉花坡战役中所结下的生死感情，更是嗟叹不已！
那时，他们在蔡锷的护国军中。为了从云南进攻四川，蔡锷选择了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点上，那里有一个地名，叫棉花坡。那个地方不是产棉花，而是其地势的形状酷似莲花，所以应该叫莲花坡。但是，“莲花”和“棉花”，听起来有些像，所以有人在开始时就以讹传讹，后来就都叫“棉花坡”。
在棉花坡，北洋军阀驻守四川的部队组织了有效抵抗。为了达到战略企图，对数倍于己的敌人采取硬拼，肯定是不行的，怎么办？朱德想了一个办法，他准备用“敢死队”的办法突然出现在敌人阵地，首先在精神上打垮他们。夜间，他们悄悄潜伏在敌人阵地之前的黑暗处，待黎明时分总部发出命令全线进攻时，他们却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使其措手不及，结果朱德赢了。
在一百多名敢死队员中，其中有一人就是杨如轩。那时，朱德是云南护国军第三梯队第六支队的支队长，而杨如轩则是第六支队第二营第七连连长。
朱德是八月三日上午出发的，他带着两个连走在最前面。随他行动的还有一个宣传队，当然也是征粮队。他们是从进贤门出城的，出城后不久，天突然下起雨来。
顿时，眼前灰蒙蒙的一片，简直看不清远处的路伸向何方。但凭着朱德多年来的野外经验，这点小事却难不住他。他叫战士们披上早已预备好的雨伞、斗笠甚至蓑衣、斗笠，然后继续赶路。
一路上，朱德边走边打听，看沿途的老百姓知不知道南昌发生的事情，随便再采购一些粮食囤积在路边老百姓家里，然后派兵守着，以供源源而来的部队之用。同时，也了解了解驻守抚州的杨如轩部队有什么反应。之后，他惊讶地发现，离南昌越远，消息越不准确。
城边上的老百姓说，南昌发生了“兵变”，有一股士兵在第三军中哗变，是为闹军饷，居然把指挥部给“端”了。距南昌远一点的，有人说，南昌发生的事，是北军孙传芳打回来了。当然，更远一点的地方，就不知道南昌发生什么事了。
看来，这“革命”呀，宣传工作也很重要，不然老百姓还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又怎么能得到理解和支持呢？这革命的第一步，就这么麻烦，要在全国取得胜利，还早着呢！
（2）
八月六日，朱德率领的两个先遣连首先到达抚州。此时，他发现，抚州守敌杨如轩部已经不见了，先遣连不费一枪一弹，就进了城。看来还是他那封信起了作用，和杨如轩毕竟是同学嘛，“借路”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不然两个曾经结下生死之交的人，又来干一仗，那真的是不划算，所以杨如轩“溜”了。
孙子兵法上说：“不战以屈人之兵，上之上策也”，看来此话不假。朱德一封信就可以免了一场恶战，这该是多么大的能量。这也反映了“统一战线”的厉害！
但是朱德很清醒，要做成此事不是他有多神奇，而是所处的几个条件做了后盾。这些条件是，第一，与杨如轩有过那么一段经历，如果真打起来的确难为情。第二，我们只是“借路”，又不占他的地盘。第三，真正打起来，他未必能占便宜。
事情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本来朱德还给杨如轩准备送第二封信的，但是送信的人还没有派出，这第一次送信的就已经回来了，并说，他们亲眼看见杨如轩的兵撤了。
为了确保万一，朱德又派人去侦察，在接近抚州的温圳，侦察员遇见了两个抚州来的地下党同志，终于证实了送信人的汇报，杨如轩的军队真的撤了，城内只有维持治安的警察。于是，朱德率领先遣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开进了抚州。
抚州又名临川，距南昌一百九十里，是南昌东南方向的一个重要市镇。这里曾经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故乡，所以后人把王安石称为“王临川”，其典故就在这里。那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了，与现在发生的事根本不搭界。现在提到它，那是因为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在确定行走路线时，在标示要通过的重点市镇中，它是第一站。
先遣队开进抚州后，马上去攻占警察局，因为那里已经是整个抚州武装力量的集中地。朱德叫来参谋长陈奇涵，要他派人马上去包围警察局，并安排整个城镇各个路口的关隘设置，而自己则要去查看城外地形，占领制高点，为卫戍整个城区做战略预备。
陈奇涵要一个姓万的营长带两个连去先包围警察局。警察们见有军队来包围他们，马上拿着枪占领了有利地势，准备拼死一战。双方相持了一个小时，万营长怎么喊话对方就是不听。看来，一场巷战不可避免。正在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时，朱德突然出现在现场。
警察局长见领队的是曾经来过这里的南昌市公安局长朱德，马上把队伍集合起来做出了迎接的准备。此时，参谋长陈奇涵马上命令出击。这样，警察们就在糊里糊涂中被缴了枪。
待朱德控制了警察局后，宣传队就开始在街头巷尾展开了宣传。而随朱德行动的彭湃，也立即去与当地地方党联系。
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还未到，宣传委员会主席恽代英暂时带领他的职务。他戴着一副缺了腿的眼镜在街头演讲。他手拿一把破旧的雨伞，穿着短卦、短裤，脖子上套着一条白色夏布做的汗巾，很像一个车夫，而讲话的姿势却是一副教授的派头。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同时还不停地做着各种手势，这种效果马上吸引了很多人来围观。
几个宣传员开始在墙上刷起标语来。不久，抚州街头出现了“打倒新旧军阀”、“打倒出卖人民利益的蒋介石”、“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国民革命成功万岁”等标语。
在宣传队搞得热火朝天时，征粮队也开始了行动。他们奔走于各个市场，把收购的粮食屯放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然后派兵把守。征来的粮食，由财经委员会主席林伯渠统一计划分配，他派秘书安琳拿着账本到各屯粮点去登记，然后付款。
林伯渠本来是和徐特立、姜济寰等几个老人走在一起的，但是为了征粮大事，他也就随朱德先遣队行动了。林伯渠的官名叫林祖涵，规范的叫法应该是，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他是湖南安福人，早年就加入过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共产党刚成立，他就加入了进来，是一个对共产主义学说不持丝毫怀疑的国民党人。或者说，他本来是国民党人，由于自己信仰共产主义，所以老早就加入了共产党。
这在共产党人中，林伯渠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国民党人，也就是国民党所敏感的“跨党分子”。在国共合作时期，他和谭平山、毛泽东，都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担任过要职，林伯渠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长。但是，从个性来说，林伯渠是一个严谨细心的人，更适合搞经济工作。所以，让他担任财政委员会主席，是最合适的人选。
财政委员会的各委员们带着人在采购粮食，正在张罗着到处找粮库。林伯渠把秘书安琳叫到身边，要她去给各粮库编上号，然后通知警卫营派兵把守。
安琳奔走于各个征粮队之间，忙着记账、数钱、编号。为了预防有人“抢钱”，林伯渠还专门从警卫营调来两个可靠的战士，专门保护她和她背包里的大洋。
安琳的本名叫彭漪兰，“安琳”只是工作的需要临时取的化名。她原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在学校参加了共产党，后来随蔡和森的妹妹蔡畅一起到了武汉，在自己的老师郭沫若的政治部工作，是妇女股的干事。郭沫若曾在中山大学上过课，所以安琳和他有师生关系。
林伯渠身体消瘦，头发已经花白，戴着眼镜。他此时已四十一岁了，年龄不算大，但由于头发白了许多，看起来好像已五十出头。现在，他正在一个存粮点给部队分粮，为了确保大家都能不饿饭，他得严密计划。按前敌委员会部署，二十军驻城中，二十四师驻东城外，二十五师还未到，这些林伯渠心里都有数。
（3）
接着，大量部队进城，朱德的先遣队马上移交城防，然后往抚州以南的宜黄方向布防去了。
部队进城时，在城外已经有老百姓来迎接。这是彭湃联系的地方党组织动员的结果。原来，此地的共产党组织力量还算雄厚，光支部就有十四个，下面的党员至少也有一两百人分散在各区。
革命委员会进驻在一所学校里，时值学校正在暑假期间，空着的教室很多。后来查明，这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叫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为了工作方便，周恩来的前敌委员会也设在这里。
周恩来一到，谭平山就向他发了一通脾气。理由是条件简陋，怎么办公？周恩来的性格不是火爆型，而是海绵型，他没理会这位暂代革命委员会主席谭平山的粗鲁，而是在思考部队将如何“整肃”的问题，但谭平山的问题他也要重视。这不光是办公的问题，还有住宿，生火做饭，问题还多着呢。
周恩来叫来李鸣珂，让他去处理这些问题，别让这位谭主席再发火了。然后，他开始和刘伯承在一间教室里摊开了地图，对各部队如何驻扎进行了研究。
几小时后，一个像样的战时办公环境，已经被李鸣珂的警卫营布置好了。
目前周恩来所关心的，是叶挺的二十四师现在到达了哪个位置，周士第的二十五师跟进了没有。他要刘伯承给他们划定一个在抚州附近驻扎的位置，然后派通讯员骑快马去送信，并通知这些部队的首长到总部来开会。
安排完这些事后，周恩来才来看望革命委员会的各组成员。
革命委员会成员们正在一间大教室里聚集，有一个人正在教大家唱《国际歌》。保卫局长李立三看见周恩来过来，马上迎了上去，问道：“恩来，有事吗？”
“没什么大事，就是来看看大家。”周恩来说，“但是，你的保卫局也不能掉以轻心，听说赣东一带AB团分子很多。”
“你放心，这里的外围我已经布置了警戒，并派出许多人到城中去活动。”
看见大家的热情很高，周恩来很高兴，也跟着唱，还给大家打起了拍子。待大家把歌唱完了，周恩来走到人群中，跟大家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他首先走到三个年龄大一些的人身边，向他们行了一个军礼，然后笑着亲切握手，问长问短。这三个人是张曙时、彭泽民和姜济寰。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是典型的国民党左派人物。
张曙时个子高鼻梁也高，长着一双浓眉大眼，看人的时候一直把眼睛盯着对方，好像要把对方心里的话通过眼睛看出来似的。他是党务委员会主席，在武汉时专门负责南方十六省国民党党部驻汉代表联合办事处的工作，对党务工作很有经验，与组织部长谭平山属于“一根线”，由于他一直追求进步，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所以就跟着谭平山来了南昌。
彭泽民的年龄更大一些，此时已经五十岁，他是典型的南方人，个子不高，浓眉大眼，深眼窝，尤其特别的是，嘴唇上有两撇浓浓的胡子，蓄得很长，看起来很像一个“八”字。原来他是一个懂得医道的华侨，和张曙时、吴玉章、林伯渠他们都曾参加过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
彭泽民比身边的吴玉章大一岁，曾经是孙中山在海外的联络部部长。据说，他就参加了汪精卫在七月十五日举行的“分共会议”，对汪精卫的决定提出了质疑，然后及时把消息传给了中共临时中央，也及时保护了吴玉章、林伯渠这些在国民政府中还在办公的中共老同盟会员。
最后一位就是长得肥胖的姜济寰。他长着一对弯弯的月亮眉，丹凤眼，很像一尊慈祥的佛爷。他是湖南长沙人，虽是个富态模样，但内心十分善良，追求进步且热心公益事业。早年他就任过长沙首任知事，与徐特立共同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
在“五•四”运动期间，姜济寰曾参与发起过俄罗斯研究会，并任总干事。之后，还资助过毛泽东在长沙创建文化书社。南昌暴动时，由于朱培德不在南昌，由他代理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暴动后，经过林伯渠、徐特立等老同乡的劝说，他也就干脆投身到共产党的阵营来。
（4）
第二天黎明，宣传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一行终于赶到了抚州，然后来总部报到。原来他们是八月三日从九江出发，四日晚才赶到南昌的。此时，总部也随二十军早已启程，他们也就不辞辛苦，第二天一早就开始追。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郭沫若本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但在政治态度上却是鲜明的，那就是倾向共产主义。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暴动，使张发奎的兵力减少了一半，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张发奎在一气之下就解散了政治部。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拉走他那么多人马，就是因为有这个政治部的鼓动才造成的。就这样，郭沫若在张发奎那儿就只有“逃”的份了。
其实，郭沫若等人在方面军里的工作，张发奎是看在眼里的。汪精卫“清共”，张发奎却迟迟没有反应，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轻重，而是在犹豫，在权衡得失。他觉得共产主义不是不好，而恰恰相反，他从第十二师能发展到第二方面军并赢得“铁军”称号，那完全是因为共产党员在他军队中的牺牲精神所致，所以他对共产主义在个人得失上是没什么反感的，而且还要继续留用郭沫若的政治部，为他摇旗呐喊。
但是，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暴动后，张发奎就改变了态度，他要解散政治部。对于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他也不能挽留了，但也不能杀掉，怎么办呢？只有采取“放任自流”。他对郭沫若说：“中共已在南昌发动兵变，带走了我一半多的人马，这完全是你们政治部鼓动的结果，现在我要解散政治部，先生有何打算呢？”
郭沫若虽是文人，但在关键时候却是不怕死的。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时，他还在安庆李宗仁的第七军中。他鼓动李宗仁反蒋，但没有成功。他知道，李宗仁不愿意，这就说明他们俩是一码事，接下来就会杀他了。于是，他马上化名“高浩然”从安庆悄悄离去，然后到了南昌。在南昌，他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公开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号召广大民众起来“反蒋“。有一段话至今还鼓舞人心：
“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现在张发奎也“反共”了，郭沫若又要面临选择。张发奎的话，让郭沫若必须做出回答，于是郭沫若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很干脆地说：“我打算去南昌！”他想，追求进步，崇尚民主，是他在一九二一年创办《创造》杂志时就一直倡导的。为了自己的信仰，在张发奎面前他不想说假话，大不了就是一死，也要表明自己的心迹。
意外的是，张发奎并没有责难他，而是关切地说：“先生要到南昌去，至迟今晚就得动身。明天我们要下戒严令，要走就不方便了。”郭沫若一听，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此还在迟疑。这时，又听张发奎说：
“先生到南昌后，代我向叶、贺等人转告我的意思，人各有志，强求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向他们建议：第一，希望他们尽快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我不希望大家兵戎相见；第二，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也要回广东，得走赣南，不想和他们发生冲突；第三，我听说叶、贺二人还拥戴我当什么暴动总指挥，我不希望这样做，共产党那一套我并不欣赏，以后我们彼此就不相干，希望他们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傀儡我是不想做的；第四，你们在这里，我并没有为难你们，而是悉听尊便，所以我也希望他们不要伤害我的人。”
郭沫若听后，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张发奎是想把他当信使用，于是笑着说：“既然如此，张总指挥不妨以书面形式把这些内容写给我，我也好准确无误地传递过去！”
“那好吧。”张发奎说着，让副官拿来毛笔和纸张，挥毫就写。不一会儿，一张“阵前协约”马上就草拟成功了。
（5）
八月三日当晚，郭沫若和四川老乡阳翰笙、李一氓等离开了九江。
他们这几个人都是在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各军、师政治部担任要职的。阳翰笙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入伍生部政治部秘书和党总支书记，并兼任政治教官。他的本名叫欧阳本义，是四川高县人。李一氓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宣传科长，四川彭县人。
他们离开张发奎军营时，已经是晚上了。但是他们不敢停留，怕误了时间就走不了了。于是，就马不停蹄地跑起来。当跑到车站时，开往南昌的火车早已没有了。郭沫若灵机一动，他找到几个铁路工人，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要赶往南昌去的目的。工人们听说他们要去投共产党，心里很高兴，于是找来两辆铁路手摇车，摇着他们去南昌。
手摇车是在一张正方形的木板下安上四个轮子，然后靠手摇木板上两边的发动机启动的半自动铁轨车。上面有一条靠背椅。可坐两三个人，郭沫若、李一氓和勤务兵三人的车在前，阳翰笙、梅龚彬的车紧随其后。
几个人紧赶慢赶，终于在第二天早上到了南昌外围的涂家埠车站。
永修县的涂家埠是南浔线上的一个大站，周围有水环绕，其南北铁路上都有铁桥，在军事上属于冲要的地位。前不久，北伐军在江西境内和孙传芳作战，孙传芳便在涂家埠屯驻重兵，凭借铁路的优势以联络和策应南昌、九江的北洋军，致使北伐军为攻破南昌颇费了很多力气。
郭沫若等人一到涂家埠，便见车站上停着一列只有三节车厢的火车，火车头是向着九江方向。车上的蒸汽机还在冒烟，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
此时，车厢里、月台上到处都站着没有背枪的士兵，有的还慢慢地走动着。他们大都衣着不整，胸前也没有佩戴什么符号，看上去像是被缴了械的溃兵。
“这是怎么回事呢？”郭沫若有些诧异，心想，“难道从南昌到涂家埠还可以通车吗？”于是急忙下车去问站长。
站长就在月台上，他见郭沫若也穿着军服，而且还挎着枪，于是就告诉他，这列火车是从南昌城边的牛行车站开来的，在这里加煤加水，然后要开到九江去。
郭沫若一看，这些兵大都操着湖南口音，有的说话和自己差不多，但带着云南味儿，也就是节奏很快。显然，这些兵是在南昌城被缴了械的程潜部队或朱培德部队的散兵。
郭沫若问站长：“不是说涂家埠铁桥被炸断了吗？”
站长回答说：“看样子大概没有炸断，否则火车怎么能开过来呢？”
情况总算弄清楚了。郭沫若想，这列火车是不能开往九江去的，否则，就会替九江方面增加一个火车头和三节车厢。再说，九江方面假如知道铁桥没有断，不是可以直接往南昌运兵吗？这可是对暴动部队大大的不利。于是他要求站长不让这列火车开出，但站长把两只手向外摆了摆，表示无能为力。
（6）
突然，月台上的散兵们向郭沫若奔来。因为他们见郭沫若身着军服，还带着枪，就以为这是一个当官的，于是就叫道：“长官，究竟这列火车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郭沫若见问，并没有理睬他们，而是拉着站长径直朝站长室走去，他准备打电话给牛行车站，让南昌方面知道他们已到涂家埠。
此时正值盛夏，天气十分炎热，郭沫若把皮带和上衣解下，随手放在室内的一张床上，裤腰上依然佩着那支勃朗宁手枪。散兵们拥在窗外，像是在看西洋镜。其实，他们已被郭沫若的傲慢态度所激怒，随时都可能要发难。
电话没打通，郭沫若走出站长室，想叫李一氓来继续打。当他走出站长室，跑到月台上，就被一群散兵围住。这些人怒目圆瞪，一声不响地慢慢向他靠近。
顿时，郭沫若觉得情况十分危急，他本能地用手抓着手枪，然后向他们发出警告：“不要靠近我，我的枪是上了子弹的，谨防走火！”
士兵们根本不听他的话，有的大声喊打，有的却来争夺手枪。刹那间，郭沫若的眼镜被打掉了，手表和自来水笔也被抢去了。他拼命用手护着手枪，想开枪吓退这些人，但扣了扳机却没有响，原来他从来没用过枪，连保险盖都没打开。
郭沫若被士兵们从月台上打下了轨道。当他倾斜着身子快要倒下的时候，一个家伙随手捡起一块大煤渣朝他砸来。顿时，他感到胸口一阵疼痛，就瘫软无力了。
很快，郭沫若又被暴徒们从轨道上拉到了月台，原来这伙暴徒是在抢他的枪。为了他的枪，二十几个人扭打成一团。结果，皮带扭断了，手枪终于被抢走。而且，还用那支枪的枪口对准了他。
郭沫若心想，自己参加革命以来，多少次死里逃生，没想到今天却要死在这伙来路不明的暴徒手中，真是冤呀！
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只手来抓枪，接着一群人又展开了夺枪行动。郭沫若顿时醒悟，马上爬起身，飞快地穿过铁轨，跑到了车站后面。
车站后面是一排低矮的工棚，齐胸高的墙上有一排方格窗，都是开着的。
郭沫若抓住一个窗口，使劲一纵，便跳进了屋里。
屋里光线有些黯淡，墙根下都铺着床。靠北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位中年妇女，她正抱着一个小孩在午睡。
郭沫若的破窗而入，简直把那个妇女惊呆了。她刚要叫喊，郭沫若赶紧用手势制止她，然后轻声把来历告诉了她，请她不要害怕，更不要声张。
这时，外边响起了哨声。接着，火车“哐啷哐啷”开始启动了。
郭沫若知道散兵们已经坐上火车走了，他很遗憾没有制止住这列火车开往九江。但此时，被打的部位开始疼痛起来。他深呼吸了一下，慢慢从工棚里走出来。
（7）
散兵们真的走了，郭沫若在月台上找到了李一氓。原来李一氓也被打了。他是被追进了候车室，然后无处藏身才挨打的。幸喜他钻在一个角落里，虽然挨了打，但并没有多处受伤。这时，阳翰笙和梅龚彬走了过来，他们是从站长室里出来的。他们说，他们的车停在站外，刚有士兵上去盘问他们时，火车开动的哨声就响了，散兵们只好丢下他们去抢坐火车了，这样才使他们幸免于难。
接着，他们发现行李不见了。郭沫若记得，下车后是由勤务兵看着的，可勤务兵呢？这时他才想起勤务兵来。他马上去站台上询问，有个工人说，跟他来的勤务兵下车后就被散兵围攻，手里的皮箱也被夺去。勤务兵去抢皮箱，但皮箱却被散兵们传到了车上。显然，勤务兵和行李都被那群散兵掠走了。
天啦！那可是装有二十七枝驳壳枪的皮箱呀！这天杀的散兵们，也太可恶了！
经过这场洗劫，郭沫若的情绪受到了影响。但很快的，他就恢复了常态。这时，未受伤的阳翰笙出主意说与南昌方面联系一下，让他们派人来接应。受了伤的李一氓要实际一些，他说：“我们和那边并不很熟，又是几个被打的弱者，他们肯来接吗？”
站在一旁一直没有发话的梅龚彬说：“死马当着活马医，还是试试看吧！”郭沫若听他这么一说，马上去站长室给前方的牛行车站打电话，他要牛行车站转告南昌方面。
牛行车站那边问：“怎么告诉南昌？”
郭沫若索性摆开架子说：“你就说，郭主任大驾光临！”
打了电话回来，郭沫若对大家说：“不知管不管用，反正电话我是打了。”
阳翰笙说：“吉人自有天助，肯定管用。”
这时，李一氓却说：“现在怎么办？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等南昌的消息吧。万一再来一列火车……”
显然，他有些怕在这里多呆一会儿了。
一向精细的梅龚彬马上说：“郭主任能走吗？如果能，我们还是走路到南昌吧，在这里傻等，肯定不是办法。”
郭沫若试着走了几步，不打紧，还能走，于是说：“那就走吧！”
一路上，大家沉默不语。走了很远之后，还是郭沫若打破了沉寂，他说：“今天真倒霉，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阳翰笙没有挨打，马上笑了。接着，大家也跟着笑了。
郭沫若忍着疼痛，却没笑。涂家埠的突然变故，简直把他搞懵了。他以为他是方面军政治部的主任，应该有很大能量的，哪知却根本不管用。看来遇到乱兵溃兵之类的，再大的官可能也无用。
（8）
过了涂家埠，距南昌已经不远了。郭沫若他们走走停停，停停望望，直到晚上才到赣江边。没船渡河，大家又犯难了。正在无计可施，只见一艘小船忽从对岸撑来。快靠岸时，船上有人叫道：“是郭主任吗？”
郭沫若一听，真是悲喜交集。没想到他在涂家埠车站打的电话还真管用了，于是回答道：“我就是郭主任，郭沫若！”
原来是驻在城中的二十五师周士第部知道他们的郭主任“大驾光临”，已经派人来接了。为了尽快赶上总部，军委书记聂荣臻要周士第专门派一个班的战士骑上快马送郭沫若他们先走，随后大部队才启程负责断后。
几天里，郭沫若他们紧赶慢赶，终于在临川城中赶上了总部。
原来，昨晚一直下雨，直到走进抚州也没有停。连夜的雨滴，把郭沫若他们的衣服全淋透了。但郭沫若却异常兴奋，丝毫不感到沮丧和疲倦，想到自己从此脱离了国民党阵营，开始了人生路上新的征程，突然诗兴大发，很想作诗一首。
和周恩来见面时，郭沫若先来个标准的军礼，然后是热情的拥抱。接着看见叶挺也在，还有四川老乡刘伯承，他心里一下就疯狂起来，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拥抱。
原来周恩来他们刚开了一宿的会，正准备离散。就蔡廷锴第十师逃亡一事，周恩来向会议做了检讨，并对以后加强党对军队的掌握做了一系列讲话。
叶挺是接到通知后连夜赶来的，他对蔡廷锴第十师的叛逃，先是吃惊，接着是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他感到胸口发闷，气流不畅，全身燥热，于是就把脖子上的风纪扣打开。但这仅仅还不够，他又解开一个纽扣，依然觉得热，最后干脆解开了所有纽扣。
周恩来的讲话完后，叶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腾地站起来，向在坐所有的人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开始检讨自己的过错。他说：“蔡廷锴这个哥佬我最清楚，在人格上绝对是顶尖的，这就让我给他打了包票，没想到他背信弃义，骨子里却是反对我们举义，这是我严重失察，让大家都上了当，还让恩来同志背黑锅，真是过意不去。看来革命不是私人感情，不是哥们义气所能解决的，这是教训呀，深刻的教训！”
张国焘作为中央特派员，也参加了会议。他说：“把革命当着私情交易来看，那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对待那些江湖上的哥们义气，只能敷衍，不能拿进革命队伍，更不能当成革命本钱进行交易。否则，我们的人头就要落地！革命是疾风暴雨，对待不纯分子，只有采取非常手段！”
关于蔡廷锴问题，就耽误了好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是讨论在抚州如何整肃部队的问题。周恩来要大家献计献策，恽代英提出，恢复总政治部，由政治部制定各项计划和政纲、条例等。
周恩来说，在郭沫若未到之前，这项工作由恽代英暂时挑起来。他们正说着，郭沫若却居然到了，这真令人惊喜！
“最近我们的郭大诗人有什么新作呀？”郭沫若走出总部所在的那间教室，恽代英跟在后面问道。郭沫若来了，他的宣传工作可以轻松一半。看来总政治部的牌子，马上得挂出来了。
郭沫若也毫不掩饰，实话实说。他说：“最近在忙于奔命，哪有心思写诗哟！不过，在刚进抚州城时却偶得了一首。”
恽代英忙说：“念来听听，让我们学习学习，佳品共赏嘛！”
郭沫若望着远方，念出了他刚酝酿好的诗句：
夜雨落临川；军书汗马还；
一声传令笛；铁甲满关山。
这首诗大有唐代边塞诗的风味，让恽代英感受到了一个还在党外，一心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毅然从军的坚定决心和壮志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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