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分别论

这个议题，在我可以说是注目有年了，但却因为惰性而迟迟没有动笔。但不断有事情刺激着我，又令我觉得不能不说，不能任由一种错误流行漫延，所以就此勉强成文，浅论一番。

先说刺激我的两件事。

第一件是在我主持的“现代禅诗探索”论坛上，有诗人发诗，主题是写佛教寺院的，但里面却反复出现“寺庙”一词。本来很有意境的一首现代禅诗作品，就因为“寺庙”一词的使用不当，而成遗憾。

第二件事是去年五月初，我在重庆参加完第十七届图书博览会，应朋友之邀顺道在成都逗留了几天，期间去参观了一座位于成都附近简阳的佛教寺院——弥陀寺。寺院依山而建，很有气势。但给我留下至深印象的，却是镶嵌在大雄宝殿正门一侧墙壁上的一块碑刻。这座寺院是新建的，碑文就是记述建造这座寺院的经过，记录表彰建寺有功的两位和尚。一位是现任的寺院住持，另一位是住持的师父。这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诧异的，很多寺院里面都有这样的碑刻。这些碑刻，许多年后，或者就成为后人对于寺院及当时文化历史的一种考证凭据。但此碑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碑文标题和内容的多处错谬。碑文的标题是《建庙僧人记》。为了论述的方便及史料备存的考虑，我将碑文原样抄录如下：

“简阳弥陀寺能建成今日之宏伟规模成为蜀中佛教名刹历史应该记下两代建庙僧人

释戒寿弥陀寺原方丈住持一九九0年他不顾九十高龄誓发宏愿迁建弥陀寺于此为大愿具体实施特将大弟子释了性召回简阳并排除一切干扰圆寂时将建庙重任全权托交历史公认没有戒寿法师的宏愿就没有弥陀寺的新生

释了性现弥陀寺住持内江市佛协副主席市政协委员师传针灸名医遵其师嘱从一九九0年破土建庙以来经过十年的日夜操劳从无到有建成了今日之规模此间释了性团结全庙僧众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争取各级各界支持在恢复本庙正规佛教活动的同时全身心赴在建庙上从征地规划筹资备料破土施工到佛像的塑造都尽心竭力历史同样公认没有释了性法师的辛劳就不可能有弥陀寺大刹今日之辉煌

弥陀寺还需完满还需代代僧人前赴后继

撰文傅正江（小字标注：简阳市文化馆）法书徐成皿（小字标注：简阳市老年书画研究会）

公元二000年三月四日”

这篇碑文大概是想沿袭古文规则，所以通篇虽分段却不用标点符号。一般古文碑刻多是此种情况，但此碑文用的是白话，而非文言。

从碑文的小字标注可以看出，这通碑文，是该寺请了当地最有文化的机构——文化馆的人士撰写的。但这位撰写者却对于佛教文化近乎无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此类所谓的文化机构，基本就是一些闲人吃闲饭的地方。至于文化，也不过是做点应景文章而已，不能指望他们对于佛家道家的典籍道理做什么深入研读。但我却不能不对该寺的住持和尚以及他的上级主管单位——佛教协会中人表示失望。他们是专业人员，是依此吃饭的。怎么能如此现眼的将错误百出的一通碑文刻石，并堂而皇之的镶嵌在大雄宝殿的门壁上呢。

追溯历史，佛家寺院应该是一个最有文化的地方，不想到了当下，竟然如此不伦不类起来，想来真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情。

现在就让我切入正题，来说一点关于“寺”和“庙”缘何不能混为一谈的理由。

先说“寺”。

《说文》有云：“寺，廷也。”《汉书》注也说：“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

寺，在佛教传入我国之前，寺是古代中国的行政单位，如大理寺、鸿胪寺等，都是朝廷设置的官署衙门。虽然历代职能有所不同，但却一直沿用。起码在宋代时还存在着。但后来“寺”怎么和佛教联系在一起了呢？这要从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说起。据说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号之为佛。于是派人前往西方寻求佛像佛经。使者历经艰辛，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一带）开始搜集佛像和抄写佛经，同时认识了天竺（今印度）高僧法兰和摄摩腾，便邀他们到东土传法。永平九年（公元65年），他们一行回到洛阳。汉明帝大喜，亲自接见这两位异域高僧，安排他们在鸿胪寺住下。但鸿胪寺毕竟是官衙，两位异域高僧活动不便，于是第二年就在洛阳雍门外按古天竺建筑模式兴工建造了一座僧院。完工后，明帝给予了很高的待遇——寺，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单位，是王朝中央的直属机构。又因二高僧来时经书由白马驮来，故取名白马寺。因此白马寺就成了中国的第一座佛教寺院，标志着中国佛教的起始。此后，“寺”便成为僧人译经、藏经、演讲佛法和居住生活的场所。从功能上来说，佛寺更接近于现代的大学或研究院之类的机构。大点的佛寺里面都有藏经楼，作用相当于现代的公共图书馆。唐宋以后藏经楼里面还不单单收藏佛教经典，儒家道家的经典也都有收藏。很多读书人，比如像王阳明、朱熹、范仲淹等这些历史上的名家，大都长时间在寺院里挂单读书，一方面是利用那里的图书资源，再就是喜欢佛寺的环境，远世安静。寺院定期还有佛法讲座，高僧说法，当地民众士绅都可以去听，可以现场提出问题寻求解答，这就起到了普及佛法以及相关社会知识的作用。这种情况，直到民国年间还很常见。很多影响当时及后世的大师级人物，如太虚、虚云等开创一代风气的佛禅大师，就都是这种佛学讲堂的主讲人，相当于我们当下的职业教授。

而从佛家的根本思想来看，是反对鬼神偶像崇拜的，迷信和它基本沾不上边。至于如今我们看到的所谓寺院，也真的是和鬼神庙没有多少区别了。这是后话，要说清这个变化的来龙去脉，只怕需要一本专论，也不见得能讲明白。

到了北魏时期，朝廷曾以“伽蓝”为僧寺命名。隋代则改称“道场”，而到了唐代又拨乱反正，给改了回来还称寺，此后就一直沿用至今。

与“寺”一样表示佛徒所在之地的，还有“院”、“庵”、“堂”、“精舍”等。一般来说，这几种称谓的佛教建筑，在规模上都是比“寺”要小的。但在现实中也不尽然，有的“庵”可能比“寺”还要宏大。

再说“庙”。

“庙”本是奉祀祖先的所在，所以有祖庙、宗庙之称谓；《尔雅．释名》中说：“庙，貌也，先祖形貌在也。”可见“庙”是供奉祖先画像牌位的地方。后来，人们把那些有特殊影响和有特殊贡献的人物也立庙奉祀，于是就有了孔庙、关庙、岳庙等等；再后来，人们又把一些想象中的神话人物或很可怕须敬畏的形象掺杂进去，于是就又有了女娲庙、麻姑庙、龙王庙、城隍庙、火神庙、山神庙、大王庙等等等等。所以说，“庙”主要是供奉祖先、亡人、鬼神甚至魔怪的地方。

“庙”和道教发生联系，大概是与道教敬奉的多是神仙有关。而所谓神仙，大多是人死后被活着的帝王敕封的。至于传说中的活人得道成仙，白日升天，反正没有人亲眼看见，就不过是在玩失踪游戏而已。道教的修行场所，也有很多称之为“观”的。“观”在古代是皇家观察星象天文的所在。史载，先有汉武帝造“延寿观”，而后就建“观”成风了。又相传最早住进皇家“观”中的道士是汉代的汪仲都。他因为治好了汉元帝的疑难杂症，被请进皇宫内的“昆明观”居住。于是，此后道教徒孙以此为荣，便开始把道教建筑称之为什么什么“观”了。

综上可见，在中国寺和庙无论在含义和用途上，都是完全不同的。寺是一个文化思想的传播及指导机构，而庙则是供奉人的偶像或想象中鬼神化身的地方。人们在寺里所求，是一种精神上的慰籍追求，是一种想要超越现实苦难的愿望。而在庙中所祀，则往往是对有功之人的缅怀或对畏惧之物的祷告乞求。今人将寺与庙混为一谈，怎么说也算是一种很没文化的表现吧。

再回到开篇说的那两件事上，也就是我举的两个小例子。那位诗人不知寺庙分别，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只是一般对于诗歌有些兴趣或研究，而对于佛寺道观的来历，自是不必懂得。但佛寺里面的那通碑文，却是不该出现也不能原谅的一个错误。无论僧人或是道士，在当今都算是职业人士。既要靠此吃饭，却对于基本的常识都弄错，是说不过去的。

和尚者，师也。禅宗里面有段极有名的公案叫做“野狐禅”。说是一位法师因为讲法时被人提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他不小心答错了一句话。不，是答错了一个字，将“不昧因果”答成了“不堕因果”，就被罚当了五百年的狐狸。最后明白了错在何处，才有机会脱离畜生身而转生为人。就是说，为人师者，是不能乱说乱讲乱犯错误的。而碑刻则是要流传千古的东西，这误导了众生的罪，只怕在因果惩罚面前，也是不能逃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