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评论家嗓塔耶纳认为只有一二部文学作品，只能从上千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而这样的一二部作品就属于真正的文学作品。而其它的大众文化作品都属于陪衬。即那种在幽默中贯穿恐怖，贯穿爆破力，是在文学创作的慢镜头氛围中发生并改变世界，改变人类灵魂的爆破力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而且一个真正作家应当是逆着流逝时间进行文学创作的人，而且还要置身于流逝时间沉浮变迁中介入过去，而不改变自己的创作立场与风格。当然这样的介入过去而又采取自己立场的写作，毫无疑问是危险的，实际上是每一个作家身临其境社会环境感受到的，也是众所周知的危险写作游戏。而且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首先使现实灵魂化，甚至虚无化，进入黑暗的本源才具备文学解释意义。然后由黑暗的心灵出发，重新构造现实生活，形成文学艺术世界，最后又强调新世界的灵魂化，虚无化，使作品成为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指示灵魂之过的解释与存在。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相撞，在形形色色困境中跳跃，并在更高层次上把握客观本质，并将这样的本质纳入自身创作的内在环节，使作品进一步成为一个有待进一步挖掘与征服的对象。因此这样的文学创作有些像德国十九世纪音乐家瓦格那的创作歌剧风格。他认为将社会中的那些物性的，七拼八凑的，干巴巴的非音乐的东西吸进作品整体。于是作品中的强劲风格，在琐碎平庸的现实，在已经大众文化世界之上扩展与漫延，如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全新的文学与音乐形象从中结晶出来。而这种全新的音乐与文学形象就是暧昧中的意味，表达了人类不圆满的痛苦，又透落出紧张状态的喜悦。而且音乐语言与文学因素的变化，即是现实的结果，也是现实之一种。这就是说如果历史不能提供这种强劲的作品风格，那么音乐与文学可以由人类的乌托邦与人类神话提供。可以说音乐与文学的高超技巧，从来不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而只是淹没矛盾存在的。最高的技巧，就像巴金说的无技巧。最高的技巧以同一动机的变化仅仅是重复惯用的技巧而已。作品把一个简单的旋律变成一个仪式般的静止因素，把作品风格制成一个赏心悦目的奇迹，意味着对于自己创作的顶礼膜拜。而如果像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那种号召让厂长走向改革的文学作品，那种提供一个标本的让工人下岗的模式，没有不走向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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