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09年为一家杂志写的专栏，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对国内财经媒体产生了厌倦，因为 他们缺乏一种认真学习的态度。我这篇小专栏查了几本在国内没有翻译的书，发现谬种流传至此。8年了，还是没有什么长进。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牛市”或者“经济回暖”的说法开始甚嚣尘上。
迄今为止，各国政府普遍采取的是凯恩斯式的政府扩大支出的办法刺激经济，流动性正在全球泛滥，我们究竟会用多久的时间走出这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快地走出？像罗斯福新政（New Deal）那样，通过政府的大规模刺激政策，真是良药吗？
历史的类比让人心存希望。然而走入历史的深处，我们会有完全不同的答案。
大众很少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罗斯福第一任总统期间（1933年-1937年），经济产出在1937年一度达到了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出人意料的是1938年开始，美国经济又开始了新的、更深的衰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在我的研究中，这是唯一一例一次深度衰退紧接着一次。”
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的研究表明，1937年之前经济产出的增加是因为存货的大量增加：企业家们担心工资和物价上涨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加紧生产的速度，一旦这种担心消退，私人投资立刻衰退，人们才发现美国经济的复苏是“建立在幻觉之上”。
罗斯福疑惑说，商人们究竟担心什么，他不是发誓要给美国人民带来“安全感”吗？总统夫人说，因为商人们都怕你，不知道你们下一步会做出什么举动来。
“你们”指的是罗斯福和他的新政伙伴们。他们大多是来自哈佛大学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律师和经济学家，其余的来自耶鲁、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他们相信不受控制的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是1929年大萧条开始的主要原因，而由政府医治资本主义的弊病是出路。这是一群充满希望，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其中的Stuart Chase在他的《一种新政策》（A New Deal ）一书中说：在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中，“除了创造新天新地的激情之外，不需要更多的激励”。他发问说：“为什么让苏联独享重塑世界的快乐呢？”
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已经罗列了随后这些知识分子们采取的各样举措，然而教科书里没有说到的是，这些举措有可能延长了大萧条。Jim Powell在他的《罗斯福的过失：罗斯福和他的新政如何延长了大萧条》中数算了很多新政的错误。
对于罗斯福新政的遗产，依然有很多学术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激情的新政者改造社会的举措，破坏了市场价格信号，伤害了个体（包括企业）的经济自由，造成了更糟糕的后果。比如最低工资制度使得企业主成本上升，减少雇工人数，因此罗斯福始终没有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1931年美国失业率是15.9%(大萧条之前是3%左右)，到1939年仍停留在17.2%；罗斯福为了实施凯恩斯式的政府扩大支出政策，大量推出政府工程，政府开支增加的结果是大量征税，1929年美国最高税率是24%，1935年则提高到79%，结果是大量政府开支挤出了私人投资。
有意思的是，在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内，凯恩斯公开写信称赞罗斯福的新政，在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内，凯恩斯私下写信给他，提醒说，新政在政府大量举债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提高私人投资者的积极性。凯恩斯说，商人们和政治家不同，认为商人比政治家不道德是“错误的”，如果让商人们在一种恐慌的环境下生存，市场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罗斯福需要平衡政府投入和私人投资的平衡。
罗斯福新政的3728项法令中，也有一些存留至今。在David Kennedy的《免于恐惧的自由》一书中，作者认为罗斯福留下的最无争议的遗产就是设立美国证监会。证监会第一任主席约瑟夫·肯尼迪曾经是个贪婪的投资商人。他在1920年代曾经写信给他的合伙人说：“现在在市场上很好挣钱，我们得在他们通过法令（监管）市场之前干一票”。然而，这个道德不那么高尚的商人却在担任证监会主席之后，把美国证监会变成国会眼中“政府最强的委员会”。肯尼迪的主要工作是改变了华尔街和政府中某些人垄断市场信息的行为，让上市公司按照会计准则定期披露信息，使得原来为少部分人垄断牟利的市场信息，为全体投资者共享。这一成功也诠释了政府应当扮演的恰当角色。
罗斯福新政只是一段历史，而不是神话。这段历史还有很多不同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政府不是神，它绝不是全知全能的，市场经济的真正奥秘在于亿万个体的分散决策，这些未必有高尚情怀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他们的分散决策，结果远远胜过于某几个人的谋划；政府更不可能是全然公义的，它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是这种利益诉求往往是政治性的，与企业家和市场绝不一样，因此它的经济效率是无法保证的。
这段历史对于雄心勃勃的政府实在是件尴尬的事情。新政者们的错误在于用政府管理经济的理想状态和市场经济的最糟糕状态相比较，但事实是政府刺激对于大萧条未必是灵丹妙药，甚至曾经引来了第二次衰退；建设“新天新地”的努力带来的却可能是又一场灾难。
当中国面对这次经济衰退的时候，很多政策都是当年新政者们采纳过的：农产品价格保护；设定最低工资；大量基础建设工程；地方政府出钱配套中央项目……此外很少有什么新意。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没有改变，最近火热又充斥着庄家交易的股市中，我们的约瑟夫·肯尼迪依然缺失，甚至1940年《哈佛商业评论》“中小公司缺少信贷支持”的呼声也和今天相仿。
如果人们指望中国经济真的能以目前的状况走出危机，这无疑是对历史和市场背后“看不见的手”的无视。1955年的《财富》杂志把大萧条持续那么长时间归结为“那个时代对经济学的无知”。今天，面对危机如果我们再踏入同一条河流，那么我们缺少的并不是经济学知识，而是对真理的敬畏。30年前，我们找到了真理，开始了改革。30年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怎么又开始健忘和悖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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