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is not a bed of roses, but please treasure it and enjoy it.
文 | Sixty-one encounter
“爸”
“我想去打工!”
父亲一脸凝重,沧桑的岁月刻划出沟沟壑壑,如黄土高原上的纵横,让人觉的讽刺。
几天后,带着高中生的稚气,以及对大城市的些许期待和逃逆,我和父亲踏上了打工之路。
1
六月份的天,不骄不躁,像花园里急待盛艳的花簇含羞带怯,无春的压抑、无夏的火烈,却是刚刚好的娴静舒适。
记忆中的西安,是回忆里高耸沧健的城墙,阻挡了我前望的视野,不知所措,我牵着母亲的手,抬头仰望,记下了它的雄伟。
记忆中的西安,是我和两个哥哥、还有小妹小弟,怯生生的跟着生怕走错一步,在狭小的巷道、嘈杂的民社,不安分的想着隔壁发生的事,或许会跟我们有关。以及,钟楼边上回族人买的如铁硬的糕点,两手托起竟口诛了我们四十大洋。
西安,是梦的回忆,也是诞生梦的地方。
我和父亲拖着行李,大包小包的塞满了公共汽车的一隅,漠视了车里众人的怪异和好奇,父亲一脸安静和慈祥,和我一起安静的坐下,透过玻璃看着车的前方。
阳光透过玻璃,明晃晃的,营造出孙少平刚上井时的喜悦与满足。
我眯着眼睛,佯装要睡得的样子。
下午临近晚饭的时候,几经倒车,我们终于赶到了小姑和小姑夫的住处,也是他们上班的地方。
简朴的二层小楼、有些年岁的外墙、以及毫无装饰的设计显示着工厂的朴实与历史。我和父亲听着“嗒嗒”的震的楼晃的声音进了小姑和小姑夫的宿舍。
宿舍很简单,一张床,一个桌子和临靠的柜子,都是枣色衬着斑驳的痕迹,局促的有些拥挤和不安。
那日,小姑夫带我们在临工厂附近的街市吃了西安有名的葫芦头,父亲狼吞虎咽的囫囵的一口气吃到了碗底,而我,却迟迟望着碗里的猪内脏发呆,想着里面的故事。
小姑夫将我们送到他朋友的工地,简单交代后便带我们住进了临厂边上的宿舍。
一道铁门,隔着马路和两层宿舍的院子。
一眼便可览尽的院落,被水泥涂抹的没有一处植物生长的地方,光着背的工友一条毛巾搭在肩上、一手端着盆,肮脏的脸上透露着疲惫和不屑。
楼下靠近墙角的地方,拥挤着杂乱不堪的简易房和生活用品,四川的打工夫妻和几个老乡吵杂的在房间里喝着啤酒,妻子在一处捣鼓着没有停歇,黝黑的皮肤、叮当的水盆声衬着生活的简单和责任。
一天二十五,按天算,按月结。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更是脱离学生身份的第一次挣钱,我心中充满未知的期待。
2
第二天一大早,天色稍微麻亮,我和父亲随几个工友草草的扒拉完饭就上工了。
上工的地方是要出门穿过一道铁门,有个上了年纪穿着深蓝色土布上衣的门卫守候着,示意我们像是在说“早上好”。
我们顺着铁轨一路穿行,两旁长满了野草和灌木,生锈的铁轨、掉屑的枕木以及散落的石子安静的想着夜的未尽,一切疯野的近乎荒凉。
等到尽头时,挺拔而起的苏式厂房就占据了整个视野,这是我们上工的地方。
我们的工友大致分为三种,工头、技术工和苦力,当然,老板除外。
分工不同,工资必然有所差异。比如,苦力满工的话,一个月也就是七百五,而技术工却可以拿到九百甚至一千二左右,而工头则可以拿到三千。
当时,三千对我来说就是梦想的极限,而我和父亲,却只能拼死活挣的拿到七百五的顶额。
那时,父亲脾性还好,一副宽厚的背影经常给我依靠和安心。父亲话很少,也很少教我有关上工的技巧,任由我发挥和拼命。
我们工队当中,也有一对“父子兵”,跟我同岁又同是刚参加高考,出于同样的目的和背景,自是不言而喻的领会,因此,也是格外的亲。
来这里,因为我们,多了不为生计打工的新奇,给这里平添的不少话题,也少了枯燥上工之后的单调和乏味。
我们所在的工厂是一家军工企业,主产航空器铝制配件的研发,据说神五的尖端隔热层就是出自黄河集团的设计,而悬挂于正门亮眼的厂标像是一对背靠背的“H”字母孪生兄弟总能引起我的好奇,因此,出于两者,我在这里快乐的探秘和忙碌着,希望能够得到更为深入的解答。
我们每日的工作主要是翻修厂房,包括修砌墙面、打路基、铺设电缆、配电和及其他一些零碎的活。
工头负责安排一日的进程和统揽安全工作,三十近四十的身板,坚毅不容置疑的眼神镶嵌在帅气俊朗的面容上,干练利索的穿梭于工地各个点位。
起初,我们只是日复一日的搭脚手架,在宽敞的厂房里围着墙一层一层的加码,从两米、十米到二十米,直至抵达屋顶,因为恐高、因为生疏,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只能做些简单的打杂,比如在砖墙上打眼、用水管润墙,或者给刷墙的工友提沙灰、递工具等。
工友们都很照顾我,就像本应该如此一样。虽然有好几个与我年龄相仿、却已有五六年以上工龄的工友,他们从心理上已然接受了这个现在、未来乃至整个人生对于打工的认命,尽管如此,他们却并未对生活失去兴趣,特别在对于我的态度上,也从未有过将我視为异类的心理,那怕一星半点的存在。
他们各个身手灵活、动作熟练、肌肉健硕,踩上脚手架就如鱼儿进入水中一样,“蹭蹭蹭”没几下就已经窜到了十来米的地方,这时,工头经常气的跺脚,在下面叫嚷着“你们这帮龟儿子,给我慢点,慢点”
我经常喜欢跟着一个年若三十、满脸胡须、个子矮过我的技术工走,因为在那里,我心理上可以得到“苦中作乐”的满足,或者说我压根就不想领这七百五,而是更痴迷于技术工的工资与清闲,以及“活儿”。
技术工在众人的簇拥下,指指点点,手中的刀和铲在砖与灰的空隙里飞快抡转,使我看的眼花缭乱,谈笑风生间,一条漂亮的墙面或砖体迅速形成,如艺术一样让人瞻仰和欣喜。
从此,在我心理便深深埋下了一个“真理”——
生活常不会以付出身体本钱的多少而计算待遇,或者“物以稀少”的技术更会让人信赖和垂青。
3
这样日复一日不断的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疲惫与困乏。
每天归来,我都会瘫软在地,享受几秒无所谓其他的解脱,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土和灰的混合物沾染的分不清本色,父亲在一边催促着我赶紧换上干净衣服,而后手夹着脸盆蹒跚的走出房间,消失在不远处的水流中。
有时我们会加夜班,从早上一直干到第二天清晨七八点。老板说,“今晚赶进度,必须把这块混凝土地板打完,明天上午休息”。
我踉踉跄跄的推着独轮水泥车,拼劲浑身解数跟着整车的重量与路的平衡做斗争,汗刷刷的浸透了整个背,夜的安静与昏暗的灯光衬托的局促与滑稽,在失败与侥幸的次次磨砺中我体会着苦力的无奈与艰辛。
第二天,当太阳迎来第一缕曙光,我们脏兮兮的脸上泛着微笑和饥饿,看着整块混凝土水泥路臣服于我们脚下,欣喜满满。
每天,在我们回来之前,煮饭阿姨早已将做好的一锅饭放在地上,锅里热气腾腾的汤面上鲜有几块肉丝夹杂在里面,等待着哪位幸运者能中大奖。
而每次,下完工,我都会急匆匆的甩起碗筷,健步如飞的奔向锅里,此时已经没有了猪肉的清规戒律,一切都已被饥饿瓦解和吞噬,往往,两碗饭、两个馒头才勉强能够填充饥饿所带来的空虚,若再多,就要吐了。
饭后,工友们通常会去看影碟,在空荡的大厅里,一群人急慌慌簇拥着一个碟机,上面播放着少儿不宜的画面。一般,我不会去参与,因为,本已疲惫,对我,最好的放松,或许就是饭后的夜景、以及随风而散的思绪与情愫在风中凌乱和消匿。
踱步,畅想着风的轻松,与,夜的安逸。
父亲以及那对父子,和我一样,哗哗的冲刷完衣服,便寻着步子有意无意的走走看看,任凭灯光洒泻、时间流去。
而后来,技术工便开始和煮饭阿姨约会了。
这是听工友们言谈时说的。
我并无兴趣,因为在我的世界里,或许除了远方,就是脚下的现实,再无其他。
煮饭阿姨年近三十,住在西安周边,家中有两个男孩,丈夫在村子里守着“家”。
她皮肤黝黑,性格腼腆,身材高挑,细长的眼睛里映射着捉摸不透的心思。
她有自己独立的住处,每天做完饭后,她都会安静的离开,回到宿舍,第二天,又重复着第一天的重复。
而技术工,家住在离西安一百公里外的农村,早年有个妻子,后来不知何故,跑了,从此,孤身一身守着家,照顾着年迈的母亲。
我对技术工的印象,经常回荡在脑海中的便是尖嘴猴腮、一脸弱智的笑和精湛的技术,除此之外,再无多余。
开始的时候,技术工只是每日簇拥上去,把煮饭阿姨送回家,每天如此,偶尔,还会买点吃的,或者送点东西。
一个月后,就有人说,技术工有晚通宵没回来。
有一次,煮饭阿姨在厨房里做饭,技术工照例去献殷勤,男的只管说,陪笑脸,女的只管听,心思翻滚。
突然,宿舍里炸开了锅,有个工友说,技术工正把煮饭阿姨按在案板上,“哼哼唧唧”。与我相仿的两个工友,本来是看热闹,却按耐不住心中的躁火,几欲冲进去,行云雨之事,但被年长点的工友给拦住了。
后来,这事就跟没发生过一样,技术工还是一如往常的送煮饭阿姨,其他工友则聚在一起看影碟,而我,则继续享受着茶余饭后的安宁与独处。
几个月后,我回到学校,听父亲说,老板后来知道了技术工和煮饭阿姨的事,大动肝火,在技术工探家的时候,将煮饭阿姨给解雇了。
生活,一旦没了荣辱,就像失主的疯狗,佝偻前行,没有“忠”的虔诚和责任守护,流浪便是世人的唾弃,与世态炎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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