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很久以来,老师一直是最受尊重的职业，比之于父母，自然是地位极高的。57年掀开"双百方针"的面纱后，情况就不同了。坐了两千年"士农工商"头把交椅的"先生"，一举堕落为牛鬼蛇神，跌到最底层的"老九"，还要加上个"臭"字羞辱，受尽了各阶层的歧视。
一代代文化传承的河流，源远流长，而莫名其妙的极左思潮却犹如万吨巨闸，阻断了千年来的百川东流。整整二十年文化断层，就像是龟裂的土地，耽误了几代人的知识填补和耕耘。而我们，70一代，正是干涸农田中，刚刚恢复播种的第一批种子。
没有肥沃的土壤（学校），没有丰足的浇灌（知识），也没有适宜的环境（文化氛围），高素质的垦荒者（老师）更是少之又少，于是不得不东拼西借，勉强凑数。我无意质疑当时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操守，只是想说，时势所造，师资匮乏，城市里都需要乡村老师填缺，可见当年教育体系的糟糕。
八十年代的运城，充其量就是一座农村城市，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稍微好点的教师资源，都去了康杰和运中两所名校，轮到我就读的初级中学时，也就只剩下完校级别的老师了。
三年的光阴，我基本在浑浑噩噩中度过。90年离开运城后，没有再见过班里的同学，也没和人交流过那段岁月。时至今日，偶尔回头品味，既想不起任何老师的姓氏，也记不起同窗伙伴的容颜，即便一瞬间飘过的，曾经无比熟悉的名字，也因为分离太久而无法对号入座。初中生活，到处是空白，就像是时间轨迹上的平行空间，似乎根本就不曾拥有过……
（一）颓废的残疾青年
在南街上学时，因为学校很近，早上总爱睡懒觉，一定要扛到快敲上课预备铃才爬起来，脸都不洗，背起书包狂奔进校。中午、下午时间富裕，一般会和同学结伴，打打闹闹的，比较悠闲。下了晚自习，又开始紧张，学生们一个比一个跑得快，为的是赶回去看地方电视台播放的《射雕英雄》、《警花出更》。
父母交代的上学路线是南街的大马路。那时候，正值改革初期的混乱年月，大批的待业青年（其实就是无业游民）四处游荡，"狼帮"、"小刀会"等流氓组织盛行，成天约架斗殴，人心惶惶。大路上人来人往，光天化日下，不担心歹人使坏，比较安全。南街两边没有商铺，住的全是独门独院的良民，每到饭点的时候，就会端着饭碗，蹲在门口一边吃，一边观察柏油路上移动的物件，好像生怕人不知道他家有饭吃一样，对街道治安，多少有些好处。
只要天公作美，在上下学的节点上，总能看到一位双腿残疾的青年人坐在家门口的石头上，或是发呆，或是看着我们，满脸充斥着无奈和不屑。有时候，他会拄着双拐来回地快走，有意识的做些练习，但长年累月的，始终没见有什么进步。大概是觉得衣食住行拖累父母，不能自立的缘故吧，经常会见他莫名奇妙的砸东西，冲家人发脾气，有时拿拐杖吓唬邻家起哄的小不点。许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自尊和渴望，对于从身边跑过的学生，"拐杖男"总是很冷漠，一副颇为不屑的样子。平日里最多见的，是他两眼扫来扫去，拄着拐来回挪动，毫无目的地绕着圈。
上学时要靠右走，会路过"拐杖男"的家门。南街路边，就那么点人，来来回回的，他肯定也认得我们，只是从不打招呼，相互不搭理罢了。有一年冬天，地面结了冰，我和同伴恰好遇见他挥舞着拐杖撵一只无辜的母鸡，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身。双腿吃不上力，要挪到手能撑到的石头边才好起身。那年头，还没人会玩碰瓷的游戏，我们很想过去帮他一把，又怕伤他自尊，一时间杵在那里，不知所措。短促的犹豫显然是一种伤害，召来的是凶狠愤怒的目光，好在我的同伴机灵，跑去捡起地上的拐杖算是讨好。其实这样做根本没用，他手边就有一根，七尺长的家伙什对于坐在地上的他，帮不了什么忙。我和同伴的迟疑已经被他认定为敌意，再过去搀扶风险太大，保不齐会被冲动的轮上一棍子。正在尴尬，恰好他父母听到动静，从院子里往外走，于是我们就像是干了坏事一样，一溜烟的跑了。
当时张海迪的事迹特别火爆，感动了很多人，也激励着无数残障人士自强不息。我想，他同样是不能行走，坚韧而不乏毅力，肯定会成为身残志坚的大人物。结果，冬去春来，我都开始骑洋车上高中了，还是每天见他在那儿练习走路，既不读书，也不和人交流。后来，大学假期时，又碰见他多次，依旧是或坐在门口的那块石头上发呆，或拄着拐来回绕圈，更显颓废了。
初中毕业前，我一直搞不明白，他为什么宁可耗在巴掌大的家门口，却不去拜师傅学点技能，或是上个技校、夜校什么的，长长见识。哪怕在门口改建个门面，开个小卖部也行啊，学校门口，横竖也有个事干。直到自己初中毕业后，没有任何学校愿意收留才意识到，他是无处可去。当时的小县城，在保守的市场氛围和人文观念下，练摊赚吆喝的，被人们称之为"贩子"，不仅要把尊严摔在地上，还得异常的辛苦。作为正常人，我都不愿意去干，更何况一个个性突出、自尊强烈，且双腿还不方便的"拐杖男"。
（二）"独臂老人"
西门外跨过一条马路，有一条曲里拐弯的小巷子，可以绕开南街的大路，拐进校园。因为怕"拐杖男"不友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走这条危房林立的小路。巷子里大部分路段很幽静，接近学校院墙时，常会遇到小孩子滚铁圈、跳皮筋，偶尔也有蹩脚的顺口溜讥笑路过的学生，什么"南街中学，烂烂中学"，"老师憨憨，学生怂，高中年年推光头"。
一开始的时候，听到屁大的小娃挖苦我们学校，很是不服气，倘若不是怕吃他家长的打，早就一脚踹过去了。在运城，"憨"就是老实，本来是个中性词，"憨憨"味道就变了。西街有一个和我同龄的痴呆，不太够数，每次癫痫发作，就会躺在街上口吐白沫，那才叫"憨憨"。不过，义愤填膺的恼怒，还不到一年，我就心平气和，无奈地接受了。
初一班级的任课老师，不到一个学期基本就换了个遍，走马灯似的。到了初二的下半学期，我已经记不清老师换了几茬，只记得最后一个教语文的是个老头，不会笑，右手臂伸不太直，手指萎缩僵硬，呈"勾拳"状，走路也不大利索。据说老先生肚子里的墨水不少，但是不善言谈，课堂表述也不太清晰，就是因为左手写得一笔好字，又上过老高中，便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还兼职了班主任。
老先生对于班里的学生，管束不多，检查课文熟悉程度的时候，会同时让四五个同学一起上讲台给他背诵，很容易蒙混过关。磕磕绊绊，或者跳过一大段不会的，要不站得近一些看着书念，都没有问题。因为年龄的原因，这个时候他基本在睡觉，学生背完了他也没反应，还得告诉他"老师，我背完了"，然后就认真地批上一个漂亮的"背"字，算是通过。
课堂上，对于学生们过分的捣乱，他的处理方式只有两种，一是严厉呵斥，搞点罚站、威胁叫家长啥的，二是一气儿不吭，在黑板上写几句类似“人要脸树活皮”、“好自为之”的句子，然后绷着脸，拂袖而去，一天也不见人。气走老师，肯定是不对的，一般在第二天，大家会委派班长和语文课代表去请，僵持一半天也就消气了。有一次课间休息，受到电视《霍元甲》剧情的感染，一群捣怂给老师起了"独臂老人"的外号，还模仿着鸡爪勾手的姿势，开玩笑地评判他适合拍武打片，却没注意"独臂老人"此时恰站在身后，正准备上课。那一次闯了大祸，班主任好多天都没露面，请了几次，全给撵回来了，最后还是校长亲自出马，又让几个罪魁祸首写了一大摞"检讨书"，才算过关。
作为老师，他没什么不好。讲课是他的工作，你学不学，用什么态度学就是你自己的事了。但是作为班主任，他肯定是不合适的，一把年纪，精力上难免会跟不上。南街和西门外的孩子，大多是农民出身，父母没什么文化，校里校外打架闹事，课堂上调皮捣蛋，确实不好调教。有些憨货，怀里常揣着两把没开刃的菜刀上学，动不动就拿出来显摆他是道上的，好像觉得做流氓地痞很高尚似的。班里风气不好，谁都不愿意管教，老先生辞过几次班主任，但因为没有接替的人选，都被学校拒绝了。如是，老头欲走还留，一直坚持到我们初三毕业。
尽管老先生当时没有得到过大家的敬重，但相比南街那个坐在石凳上混日子的"拐杖男"，他是努力的。现在回想，人到中年后，主力手残疾，愣是用左手练得一手好字，用自身技艺养家糊口，也是值得尊敬的。他是没什么大文化，有时候课堂上还得查字典才能解答学生的疑惑，但起码人家是高中毕业，相对于大面积完小都算高学历的父母们，已经是大学问了。
（三）取暖的土炉
如果说，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敞亮的教室里读书，是共和国缔造者们的追求和夙愿，那么他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师资力量是差了一些，但是学校硬件却颇值得称道：教室是清一色的青砖绿瓦房，相比西街的小学，要漂亮许多；地板是平展展的水泥地，窗户是透亮的玻璃，还开着前后两扇碰锁的木门。这样的硬件设施比后来全省闻名的运城中学都气派。唯一的不足是角落里盘着的土炉，倘若换成铸造的铁炉，那就更完美了。
运城的冬天比太原短暂，但也非常冷，每年的坐冬雪会持续到三四月份，教室里不生炉子很难熬。都说山西是煤炭之乡，偏偏就运城不走运，整个地区连一个像样的煤矿都没有。钢炭金贵，普通人家不到三九天舍不得烧，因此将煤面和黄土和泥制成的“煤糕”被大量使用，人人都会打，即便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有丰富的和煤经验，除了被父母娇生惯养的女生。
每当深秋来临，班里稍微能算得上男人的大个子就中奖了，会被派到三四里外的地方拉煤铲土，然后就在教室前的空地上和泥打煤糕。也算我倒霉，虽说骨瘦如柴，扛不住三级风，但就知道憨长，体型跟挑旗的竹竿似的，所以每年入选最佳阵容。其实很多女生的体重也很夸张，农活干得擦擦的，远比我能胜任，关键是历任班主任都有性别歧视的倾向，啥粗活、累活、垃圾活都让小后生们干，连像我这种堪称"芦柴棒"的麻杆也不放过。
一群学习就头疼的家伙，聚在一起轮起铁锹，一边聊天，一边和泥、抹煤糕、切块、晾干、码垛，倒也热火朝天，没啥怨气。生气恼火的是值日分工，居然只安排女生扫地抹桌子，生炉子的苦差事总是扔给男生。
天寒地冻的时候，我们不仅天不亮就得起床，还得沿路捡引火的家伙什。沙土砌的破炉膛晚上根本就封不住火，都还是小小少年，班里最好的把式也不过是偶尔能保证第二天的炉膛温暖一些。于是，冬日的早读基本是在烟雾缭绕中进行的。
时间久了，怨气就多了，过剩的肾上腺素不断催生我们的叛逆情绪。可能是初三的冬天，户外飘着大雪，上课铃响了半天，就是不见班主任来。于是，三五个家伙脑洞大开，把讲台上唯一的一盒粉笔全部摊开，一支一支，小心翼翼的夹到火上烘烤，然后再轻轻的装回盒子里，码整齐……快下课的时候老师终于溜达进教室了，左手习惯性的拿起粉笔，企图给我们写些格言警句，或布置晚自习的作业，结果粉笔一触黑板就断了，而且是一节一节的断，换上一根，又断，于是再换一根……
孩子们毕竟年少，终究沉不住气，看到老先生满脸的不明所以，一个个憋得脸红脖子粗，终于有一个憋不住最先失了声，也或许是一个没忍住的闷屁打破了宁静，雷鸣般的笑闹便像溃坝一样，瞬间爆发了。
"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接下来，全班先是派代表请罪，揪出肇事者，然后是罚站叫家长，最后是逼迫当事人低头认罪，把值日的活"包年"，以示警戒！
（四）蜗牛运动会
南街初中，每年都会有一次冬季越野赛，全校学生以年级为单位，从钟楼出发，绕西街、南街，然后回到校门口。最先到达的前若干名男女选手，分别在终点登记名次，不仅会领到奖状，还会为班级带来无尚的荣誉。
为了集体的荣耀，比赛中各种作弊手段层出不穷，只要成绩大体得当，通常没人追究。前十名都是真正的健将，体育老师心中有数，因此一般没人敢在这个范围里造假。坐洋车、抄小路的家伙们，会在终点前的隐蔽处等上一会，以免成绩太好，弄巧成拙。
那一年，我们三年级一百多人从起点出发，冲到终点时，却超过了两百人。教务处的主任直接蒙圈了，气得破口大骂。作弊做到这个程度，欺人太甚！于是，奇葩的"B计划"来了。第二天，学校决定让每个班的最后三名学生到教务处报道，在操场的跑道上，再进行一次三千米长跑比赛，以决定班级的排名。
这是我遇到的最古怪的一次运动会，班级的荣誉居然要靠最慢的蜗牛们还争取。名单，教务处早就列出来了，这下只能听天由命，碰运气了！从来不苟言笑的班主任，那一天突然展现出他的幽默和才华，一本正经地拿着校方提供的名单走进教室，冲着我旁边的"飞腿张"，认真地说"刘某某，去教导处报道吧，下午长跑……"惊得最前排的"小矬子"——真正的刘同学直挠头，不明白老师的哪根筋搭错了（其实，我根本不记得谁顶替的谁，只是为了方便表述，编了个姓氏，但事儿是真事）
老先生大搞狸猫换太子，耍了个冒名顶替的把戏，直接把能跑的几个打发到了教务处，除了一个瘦高女生。小女生在越野赛的发令枪打响后，一路散步，被断后的老师训斥了一顿，撵着跑完全程，而她辍学的双胞胎姐姐并不知情，却早在终点拿到了一个不该拿的名次，让校方结结实实抓了现形。因此，这个同学是万万不能换的。
比赛一开始，我们就发现，各班为了避免垫底，打发参加运动会的同学，都有顶替，只是没有我们班换得彻底。男生组前三名，我们班占了两个，这还是再三交待别跑得太快。女生组有些戏剧性，倒数第一的"瘦高女生"被隔壁班的健将套了圈。终点云集了一堆呐喊加油的的师生，为了不再让后面的选手当众羞辱，她咬牙拼了几步，却被误认为是最后的冲刺，鬼使神差地被扣上了第二名的头衔，非常意外。真正的亚军虽然紧跟其后，却没有投诉，想必也是个冒牌货，不敢伸张。
运动会尾声，校长做了简单的总结。首先对全校体质最弱的学生取得的优异成绩深感欣慰，对他们的拼搏意志表示钦佩，并借用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女排精神，勉励学习上的老末们，谨记跑道上奇迹的创造者，相信自己，超越自己。
一场冬季越野搞成这个样子，居然还能归纳到满满的正能量上，我想即便是一头猪也会躲在角落里笑出声来，如果它会笑的话。
窥斑知豹。当时的南街初中，组织管理上就这个水平，教书育人自然也好不到哪里。连续几年，全校几乎没有一个凭成绩考上重点高中的学生。后来，它被更名为南街小学，恐怕也算“实至名归”吧。从那以后，我在个人简历中就不知道该咋填写这丢失的三年了……
（五）单科教师
学校再不好，也会有敬业的师长，有几个教授单科的老师，认真且有进取心，对待学生耐心负责，应当受到敬重。在当时的文化基础普遍薄弱的大环境下，并没有更多的资源去充实和培养基层的师资队伍，因此，他们业务粗糙，水平不高，但总好过那些误人子弟，粉饰太平的家伙。糟糕的校风学风会耳濡目染校园里的每一个教师，谁都不完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想做得更好一些。
物理老师是师专毕业，专业高低，我评判不了，因为对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压根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学科，况且学得也不好。课堂上，他只是照本宣科地讲述课本上提到的内容和例子，从来没做过任何实验，也没有布置过课外的辅导题。我记不清他是怎么教我们学习的，只记得老师讲课特别细致耐心，好像大家都是白痴一样，一个简单易懂的原理能反复好几遍，而且不急不躁。我提问过一个关于物体摩擦的问题，问完了才发现非常简单，课堂上已经解答过好几遍了。本以为老师会训斥几句，但他嘴角只是泛起一丝清笑，略显蔑视，还是强压怒火，很客气地比划着，重新又讲了一遍。
生物老师年纪稍大些，一贯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对教学非常严谨，不仅经常训斥我们，连学校的教导处也敢一起骂。教得好不好，记不大清楚了，生物终究属于副课，学得再好，中考不算成绩，也没啥用，学得也不上心。他是农民出身，平时的着装就像是要随时耕地似的。我有理由怀疑他不大习惯刷牙，因为见他在课堂上封过信口，只是在牙齿上一抹就粘住了，而不是用舌头。作为全校唯一的大学生，他的确有些真本事，对动植物的学科知识了如指掌，但是封建，讲到生理卫生时就表示有些头疼，需要休息，安排大家自学。他还保守，看不惯改革开放的思潮和混乱的秩序，喜欢追忆文革往事。有一次，说到上大学的资本时，他突然张开布满老茧的大手，展示了一圈，自豪地说:当年上农大，我凭得就是这劳动人民的手茧（大约有一段时间上大学不考试，只推荐）。
数学老师三年大概换了有五六个，大部分脸都没混熟就调走了，最后一任干得最长，是从车盘乡抽调来的，几乎坚持了一年。因为他自称是炸油糕出身，所以每次见到路边有"车盘油糕"的招牌，就会联想到他。老师干瘦矮小，耳朵却出奇得大，看上去不那么协调，就像电影《哈利波特》中精灵"多比"的大耳。不知道是下意识还是故意卖弄，他在思考时经常会挑起一根眉毛，或耸动一侧的耳朵，并在保持另一侧眉毛耳朵平稳的情况下，有节奏地一上一下跳动，特别神奇。
他数学水平应该是比其他老师好，起码不记得有僵在讲台上，讲不下去课的事情发生。对于课堂上睡觉的学生比较包容，但对捣蛋的或影响别人学习的，就不那么客气了。一般会捻起粉笔头，夹在中指和拇指间，也不瞄准，假装不经意地奋力弹出，动作酷似金庸笔下的弹指神通，特别潇洒。至于准不准就不好说了，大致范围还算可以，误伤也时有发生，我就因为前排的俩话唠成天叨叨个没完被崩过好几次。
印象最深的是英语老师，倒不是她教得有多好，而是她一直在努力充实自己，做饭的时候还听磁带。她是一个培训了三个月的乡村女教师，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孩子才一岁不到就来我们学校任教了。一个人住在学校分配的小平房里，边学习，边授课，边带孩子，非常干练。对于从来没听过外语的孩子们来说，她的知识简直是太渊博了，讲什么，我们信什么。
英语课好像是初二才开的，第一个学期，她说太阳是独一无二的，因此sun前的冠词只能用the，我牢牢记住了。到了第二学期，她又说天空中没有第二个太阳，应该是a sun。好吧，马上再记住。初三模拟考试，冠词填空，我选择了a，结果挨了一顿狠批："早就讲了，独一无二的太阳要用the……"
Execuse me?简直晕菜啊！以致到现在我都没搞明白，"一个太阳"到底该咋写。
还有一件糗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不会发音，就用汉字谐音标注，比如one、two、three标注成万、土、丝瑞。但单词多了，就记不过来了，逐渐没了兴趣。记得有一篇课文是讲狐狸乌鸦的，前一天布置背的单词，我一个也没看，第二天抽查，恰好喊我上讲台听写。在全班众目睽睽之下，老师念一个，不会一个，根本不知道她在说啥，脑子一片空白。面对着黑板，尴尬得我恨不得钻到讲桌下藏起来，就盼着老师骂上几句赶快结束。感觉沉寂了好久，终于听见老师说"下去"，我飞快地扔掉粉笔就逃下讲台，顿时引起教室一阵哄堂大笑。当时我是又羞又怒，听写不会是常有的事，居然连垫底的差等生都嘲笑我，至于吗？直到高二时碰到原班的同学，无意中才搞明白，原来，英语老师的意思是让我写"go down"，而我迅速的反应太滑稽了。
事情过去好几年，同学居然还记得这事的细节，足见当时有多搞笑。
（六）茫然的路口
尽职尽责的老师不少，但他们改变不了教师群体的消极怠工，也转变不了学生们的堕落颓废。
初中三年，我在失败中结束，没有参加班里的毕业照留念。尽管最后一年里，我下了大功夫，被班主任高调树成众人的榜样，中考成绩也在全班排名第二，但离运城中学的提档线还是差了200多分（满分720）。全年级四个班，除了一个体育特招生，没一个被重点高中录取的，算是全军覆没。
复读补习吧，底子太差，毫无希望；练摊卖菜吧，生性腼腆，拉不下脸面，懊恼悔恨一时间涌上心头。流水的光阴，逝而不返，到处是人海茫茫，又该往哪里去呢......
那一年，我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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