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英雄悲歌
从1938年三月四支队渡江北上开始，高敬亭将军率部依托大别山根据地，驰骋皖中大地。1938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制定新四军向东发展的战略方针，指挥部命令高敬亭执行中央‘’东进‘’战略，率部向合肥，全椒，定远东进，建立根据地。但高敬亭对中央的‘东进’战略怀疑、犹豫。对上级命令有抵触情绪，不听指挥，按兵不动，徘徊不前。1939年3月，经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说服劝导，高敬亭率部勉强由舒城推进至合肥，但不久又以生病为由返回。五月份，在叶挺的严令下，四支队继续东进，但在部队进军途中，高敬亭又背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命令四支队下辖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而就在这个时候，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叛逃，公开登报投靠桂系军队。杨克志，曹玉福是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在部队改编时得到高敬亭重用，被任命为主力团第七团的团长和副团长。
杨，曹叛逃后，项英立即来电，要叶挺在部队中开展‘’反杨，曹斗争‘’。在‘肃反天才’戴季英的鼓捣下，反扬，曹斗争很快转变了风向，变成了反高敬亭斗争，高敬亭被逮捕关押，严刑拷打，安上了‘反革命、反党、破坏抗日’的罪名。这个时侯，他的战友，他的领导，包括邓子恢，罗炳辉等人，没有一个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高敬亭将军的内心无限悲凉，百感交集。他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那些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他也曾用残酷手段进行‘’肃反‘’，无情的子弹也射向过自己同志；他居功自傲，不听指挥，家长作风，有拥兵自重的嫌疑；他一次次违背中央的战略方针，怀疑抵制上级命令。
而这时，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收到项英，叶挺发来的要枪决高敬亭的电报。蒋介石喜出望外，当年卫立煌要花十万大洋买高的人头而不得，今天竟然送上门来。蒋介石心里乐开了花，但还是装模作样地在电报上批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照准’。而此时，项英，叶挺发往延安的同样内容的电报还没有回音。
1939年6月24日，叶挺根据蒋介石的回电，对高敬亭执行枪决。早八点，在肥东县青龙场，高敬亭将军在十几名荷枪实弹卫士班战士的护送下，走向被杂草掩盖的一块巨石上，他眼望东方，朝阳火红，昔日的战友们，捐躯的先烈们扛着红旗，举着刀枪，在弥漫的硝烟中正大步向他走来。突然，身后响起一排枪声，高敬亭将军伟岸的身躯慢慢倒下。此时，太阳隐进了云层，惊起的鸟儿发出阵阵凄厉的叫声，硝烟渐渐散去，青龙场又复归平静。
高敬亭将军，这位党的优秀儿女，没有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下，没有死在九死一生的抗日战场上，敌人花十万大洋也买不到的人头，却被自己的同志夺去了年仅三十二岁的生命。
高敬亭将军的悲剧既有复杂的历史政治原因，同时，也有他自身的性格原因。首先在政治上，高敬亭属四方面军旧部，当时，张国焘已叛逃武汉，并到处发信联络旧部反水，而此时高敬亭对中央派到四支队的政治干部郑位三，肖望东又进行排斥。多方面原因导致上级领导和延安对这位手握重兵的四方面军领导人不太信任，有所警惕和怀疑。其次，高敬亭自身问题多多，他排斥延安派来的政工干部，有搞独立王国之嫌；违抗军令，抵制东进，藐视上级，拥兵自重，这在战时是为任何军纪军法所不容；驭下不严，东进途中，发生‘杨、曹叛逃’事件。这一事件，直接成了高敬亭被杀的导火索；性格强势，与上级，同级关系紧张，导致在被批判时无一人为他说话。在当时复杂多变而又残酷的斗争形势下，杀高似乎成了多方共同的选择。
197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毛主席生前指示宣布对高敬亭将军给予平反，1980年四月，高敬亭将军遗骨在合肥烈士陵园举行隆重的安放仪式。
英雄虽已逝，后人常缅怀。
曾忆当年红旗飞，
立马横刀映朝晖。
双手斩落旧世界，
孤胆照亮新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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