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看《明史》的体例创新

   

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看《明史》的体例创新

  在《提要》中，四库馆臣对《明史》的体例尤为重视。对其编撰、体例之大端一系列举。《明史》为敕修所成之史。康熙十八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乾隆四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也是质量最高的一部。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史”条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荒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有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不仅如此，他还分别从修撰时间、参与纂修史臣、体例、史料选择、史笔等方面来论述《明史》超过他史之处。（1）《明史》共332卷，其中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纪、志、表、传四体，和历代正史相同，而其分目则各有异同。

      《明史》志体的稍变其例，创新之举有二。一是：“《历志》增以图，以历生於数，数生算，算法之句股面线，今密於古，非图则分刌不明。”明代的历法，中西兼用，除了用文字、表记述外，还有图画，这些图画附在《大统历法》中，这是历代之史所没有的，图表相互参考可谓是简便易懂。二是：“《艺文志》惟载明人著述，而前史著录者不载。其例始於宋孝王《关中风俗传》，刘知几《史通》又反覆申明，於义为允。唐以来弗能用，今用之也。”《明史》之著录明代“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是对刘知几“史学主张的采用。”这样即可以避免重复，又化繁为简，能尽可能的收录当代著述，也不失为一种革新之举。《史通》问世以后，在宋元两代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经明代学者的注释与评论，才在社会上逐渐流传起来。编修《明史》是清初的一次重大史学活动，《明史》馆臣不仅注意总结历代正史的修撰经验，也非常重视《史通》关于史书体例的主张。刘知几认为作史应除去《艺文志》一篇。但同时又说 : “必不能去，当变其体……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习兹楷则，庶免讥嫌。”

      《明史》中表体，“从旧例者四，创新例者一，曰《七卿》。” 孟森先生指出：“明之官制，为汉以后所未有，其设六部，略仿周之六官，魏以录尚书事总揽国政，六曹尚书只为尚书省或中书省之曹属，直至元代皆因之,，明始废中书省，六部尚书遂为最高行政长官。又设都御史，其先称御史大夫，承元代之御史台而设，谓之都察院。六部一院之长官，品秩最高，谓之七卿。此制由明创始,  故《七卿表》亦为《明史》创例。”《七卿表》不但反映了明初朱元璋罢丞相、权分六部的历史事实，还详细地记录了有明一代吏、户、兵、刑、工六部尚书及左右都御史的任免升迁。

        《明史》传体“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而增设此三传也是因时而宜，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至于具体的增设缘故，孟森先生已做过系统的论述（1），立《阉党》是因为明代的阉宦之祸给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了不可挽救的颓势，甚至直接导致了覆国的厄运。清代著史者为阉党立传，既是史家忠实记录明朝实际国情的需要，又为清朝统治者提供了借鉴和教训。而清的统治者也能以明亡为鉴，有清一代，没有出现宦官祸乱朝政的现象。与逆臣拥兵为乱不同，李自成、张献忠由民变而起，谓之流贼。《明史》馆臣认为流贼是明亡的重要原因，故立《流贼》。立《土司》，是因为“明既因元旧……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盖成经久之制，与前代羁縻之意有殊，但终与内地郡县有授任之期、有考绩之法者不同，故与郡县相别叙述。”（1）明代的土司制度因循前代，而有所变革与发展。同时，土司制度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清统治者对于民族区域的治理极为重视，立为专传，也是以史为鉴，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综上所述，《明史》馆臣能够根据明代社会与历史的特点，创立专篇加以叙述，《明史》体例创新是值得称道的。但讳言清兵入关前明廷与建州三卫的关系、清兵入关后南明诸朝的史事，则是明史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