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柏拉图提出“理念”世界开始，西方中世纪的哲人一直认为世界之外，另存在着一个完美的原型。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这种原型的赝品，因此，他们认为的善同样存在着某种最完美，最理性的原型。他们判断善的方式是将这种原型做为一种标准来衡量事物，越是接近这一标准的则越善。
那么最高级的善，究竟是什么呢？由于最高级的善超出人的理解，西方人便创造了“上帝”这个尽善尽美的概念，而人作为较低级的存在，生来便带有自私欲望之类的罪恶，这些东西源自人的肉体，拥有肉体的动物同样如此，所以人的本能与感性皆是动物性的、低级的，它是阻碍人接近上帝，使人脱离理性的事物。
《上帝之城》
“人最高的完善决不在于和低于自身（动物）的事物相结合，而在于和高于自身（上帝）的某种事物相结合”。
也就是说，西方的善是“上帝”的善，其自身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人应当脱离世俗与本性，用灵魂的信仰与理性，自我克制，模仿上帝。这才是达到善的方式。
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则与之相反，孔子云“道不远人……”儒家对于善恶的理解，从人性开始。他们认为人性问题，“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世上的一切都是从最简易的事物开始的，并没有首先考虑最高级的存在。即便儒家提出过“至善”的概念，也只是作为一种虚幻的目标。两者的区别在于，西方的试题存在一个满分答案，我们只需要找到这个答案后模仿。而中国的试题，事先没有满分答案，是通过个人自我提升一步步达到一百分。特别是孟子，他认为善本身在开始非但不是理性和客观的，反倒是一种感性和主观，甚至善的感性源自于焦虑不适、恐惧不安之类人所难以忍受的情绪。孟子将会产生此类情绪的本能称为“不忍之心”。“人皆有不忍之心”当人存在不忍的情绪时，就会想办法消除不忍的情绪。孟子说：
“人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
这是“仁”产生的原因。譬如齐宣王见到有人牵着发抖的牛用来祭钟，齐宣王感到不忍，命人用羊替换牛。这种行为，在当时百姓看来是“以小换大”的假慈悲。因为从理性的角度，牛羊皆属于生命，齐宣王救牛杀羊，是双标的做法。而孟子对此却评价“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人会有“不忍”的事物，自然有“可欲”的事物，“可欲”的事物就是孟子认为的善。所谓可欲，孟子认为最主要的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分别源自不忍之心所产生的四种善端，即：
仁端，恻隐之心；
义端，羞恶之心；
礼端，辞让（恭敬）之心；
智端，是非之心。
孟子认为四端，可以通过修身，扩而充之，像身体一样成长。
将修身的方法称之为“道”；
共同认可的知识称之为“理”；
把道理传授给别人称之为“教”；
潜移默化地影响事物称之为“化”；
能教化天下的人，尊称为圣人；
如若有圣人的成果，却不知道是谁所为，孟子和荀子将其称之为神。
《孟子》
神与圣人相比于西方的上帝，并不具有完美的特征，且仍属于世俗之中。儒者还放言：“圣人，与我者同类”“人人皆可以为圣贤。”这表明儒家的善与西方的善最大的不同——西方的善属于上帝的善，儒家的善则是人性的善，前者讲公正，后者讲人情。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两者对“爱”的不同理解。
《圣经》上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基督教的博爱，即广泛地爱一切人与生命（比墨家“兼爱”范围更大），因为人能爱别人，是因为存在爱的“原型（理念或上帝）”，人最终所爱的，应该是爱本身，而不是爱的对象。
儒家的爱，则是仁爱，所谓仁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儒者对待亲人、陌生人、动物、尊敬的人和瞧不起的人明确排序出先后亲疏及长幼贵贱的区别，因为儒学是世俗的，其任务是“礼之用，和为贵。”处理人际关系，使生活和谐有序。道德上也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先爱自家，然后才推己及人的主张。
由于两者对“善”的理解不同，导致以下伦理方面的不同：
在对待欲望方面，与西方的禁欲主义不同，儒家的基本观念在于人性，因此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后来“灭人欲，存天理，”的朱熹也明确承认“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将人的基本欲望，纳入天理之中。
儒家知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们相信，人性和兽性虽然相似，但人有异于禽兽之处，孟子看到的是人心（其实是脑子），荀子看到的是人能组成社会群体的“义”，本质都是在说人性懂得与他人相处。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所谓忠恕，即是 儒家的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让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
在修行方面，与西方尊崇理性，贬低感性不同，儒家认为知识固然重要，但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感情和本能常占据上风，它们指导着那些自发性较弱的决定，即便我们认为自己是完全有意识和理性的，结果也是如此。在儒者看来，解决之道在于“知行合一”磨砺我们的本能，训练我们的情感，并持之以恒地投入“修身”的过程。这样，我们就能在面对每一个具体情境时——无论是紧急情况还是日常琐事，做出正确的、合乎道德的回应。通过这些回应，我们可以激发身边人也做出恰当的回应。例如，我晚餐该吃什么？我该在哪里生活？我该同谁结婚？
在适应范围方面，与西方哲人相信并追求普世的价值不同，儒家认为礼有“经”“权”之分，“经”是礼的典籍，“权，然后知轻重。”，孟子说“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道德典籍教给人们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暂时可行的，所以典籍只能作为参考，在不同情况仍需权衡变通。孟子说“男子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假使你嫂掉进水里，这时，就不应该固守小礼。儒家对适应于天下一切事物的道，极不信任。他们认为君子之道应当不偏不倚，符合“中庸”，中是靠一个人通过两极之间偏于一端的运动来创造的。有偏向并非是不中。一个人通过准备接受相反的立场来创造一个中心，因为随环境的不同,无论哪一方都可能是正确的,而单独地来看，它们谁也不是充分的。中庸必须是变动的，即使是固执于中道，也是不可行的。
“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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