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市岳麓区橘洲路橘子洲大桥南，有个景点叫“朱张渡”，以前是相当繁忙的渡口，当然现在客运都不走水路了，长沙人要渡江，有好几座湘江大桥。
几年前偶然看到重修了“朱张渡”，还恢复了湘江两岸的两座牌坊，东岸的上书是“文津”，西岸的是“道岸”。
从旅游者的角度来看，“朱张渡”与“岳麓书院”是一个序列，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遥想一下当年两大学术明星在此渡口乘船往来，众多粉丝“同道”于此，盛况比今天的追星可能还高级一些。
我总是想象那样的画面：朱熹这个福建人，少不得是要随身携带一套茶具的，从城南书院过河——城南书院是张栻的家宅改成的学校，大约也用来接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学者——到好朋友张栻上班的岳麓书院，少不得要取白鹤泉的水，先泡上一壶茶，再开始“会讲”罢。
张栻的生活习惯应该是相当“湖南”的，这个四川娃娃，5岁来湖南，基本就住在永州和长沙两地，只有在奶奶（就是前一篇中说到的课子甚严的计夫人）过世时才回过一次老家。
但是作为长沙人，我之前也只是从岳麓书院的介绍中知道“张栻”这个名字，知道他在此主教8年，因为“主张会讲”而名震一时，似乎是，张栻蹭了朱熹的流量，蹭了岳麓书院的流量。
到宁乡南轩书院参观后，方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张栻的名字，与“湖湘学派”是关联在一起的。但是，什么是湖湘学派？其思想和学术主张是什么？倒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
年初我写《万年湖南》宣传片的时候，领导就让我不要碰这个概念，说专家还在争论不休呢。
好吧。我更无学力来解释这些学术问题，只能说说自己的理解。
湖湘学派，是宋室南渡后的第一个理学派别，以体用合一、经世致用为其鲜明的学术特色。
它也不是破空而来，昨天说，它一边阐扬周敦颐、二程之道，一边师承眉山苏氏学统，首先体现出海纳百川的姿态——这也是南轩书院门口那一泓“纳湖”名字的深意。
湖湘学派的学术特色包括：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这些其实是一个体系内的概念，与我们现在对孩子的要求：“好好学习，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也是一脉相承的。它人生态度的反面就是不作为的“隐士”。学一辈子道德文章，如果不能为朝廷所用，不能为百姓造福，那是不能接受的。
正是在张栻的倡领下，“湖湘学派”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学术派别，成为“显学”。黄宗羲称：“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然大端发露，无从容不迫气象。自南轩出，而与考亭相讲究，去短集长，其言语之过者，裁之归于平正。”
“考亭”，就是朱熹。我们知道张栻，的确要感谢朱熹，不仅因为著名的“朱张会讲”，还因为朱熹编了张栻的文集。但是，据专家考证，朱熹在编张栻文集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实事求是”地表现这位小他3岁的朋友的内容，而是补充了很多自己的思想，某种意义上，掩盖了张栻的锋芒与光辉。回到当时，朱张二人的名声至少是不分轩轾的。只是天不假年，张栻47岁就去世了，而朱熹在这之后还活了20年。
所以，并不是张栻在蹭朱熹的流量。
也正是在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期间，明确提出“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以“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作为为学旨归，使岳麓书院名震天下，成为“四大书院”之首。坚守孔孟道统，阐扬儒家伦理，高标民族大义，湖湘学派在当时具有无与伦比的学术影响，时人学子“以不得卒业湖湘为恨”。
所以，也不是张栻在蹭岳麓书院的流量。
梁启超说：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
梁启超说的是学术上的消沉，但元朝攻打湖南的时候，湖南人身先士卒，基本死绝，开启湖南人第一次不要命的先河，应该还是湖湘学派思想的影响罢。
也正是在在“湖湘学派”的影响下，近现代百年来，湖南涌现出三个人才群：
第一个：魏源、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经邦济世之才。
第二个：谭嗣同，蔡锷等维新变法干将。
第三个：毛泽东、彭德怀、何叔衡等革命领袖。
南轩书院碑亭，碑文即：“大小文武官员，至此止步下车”。
承平日久，朗朗乾坤，当今时代，或许无需喋血沙场的慷慨，但仍需实事求是的躬行。
硝烟遥远，浩浩山河，我们只是贡献了一处小小青山得埋忠骨，精神财富的传承，却历历可辨，经由这山，经由这水，得以血脉相连，成为彼此指认的文化基因。
湖湘学派是什么？
是心忧天下的高远情怀，是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是不尚空言的实干品格，是不甘人后的自强毅力。
是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加现实主义的务实精神。
这一切，早已内化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访岳麓书院，不为湖南，更为中国；谒南轩书院，不为往世，更为今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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