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说到，拥兵东进的王敦铲除司马睿的羽翼之后班师回营，返回武昌，继而先后消灭了司马承和甘卓。司马睿恼羞成疾，没过多久就撒手人寰，临终任命王导为辅政大臣。
帝国的军权是王敦的禁脔，大政本来就操持在王导手里，如今再委任他为辅政大臣，如果他策应于内，王敦起兵于外，琅琊王家岂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颠覆东晋？表面上是这样，实际上没这么简单。
东晋的国体是门阀与皇帝共治，可以允许门阀内部出现一超多强，但是泥菩萨司马氏得供着，谁也不能把它推倒。如果王敦和王导里应外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得问问其他门阀能不能答应。司马睿担心琅琊王家篡位，其他门阀也有这样的顾虑；司马睿没有实力，可其他门阀有。所以，司马睿临终时任命王导为辅政大臣，表面上是给琅琊王家篡位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把琅琊王家推到了如履薄冰的敏感境地，变相地加强了监管。此外，以重要性而言，帝国的列位臣工自然以王敦的权焰最为炙人，按照常理，王敦也应该成为辅政大臣之一。司马睿任用王导而故意略过王敦，不排除也有孤立分化之意。
司马睿驾崩的第二天，二十四岁的司马绍登基，大赦天下，时为323年正月。
司马绍幼年时代以聪慧闻名，深受司马睿宠爱，长大成人之后，他却越来越不招司马睿待见，因为他的性格刚强果敢，雷厉风行，与其父低调隐忍的性格迥然相异。由于对司马绍的性格和做派的厌恶，司马睿一度产生过另立储君的念头，草拟了废太子的诏书，并征询了王导的意见。王导认为，司马绍是长子，也没有什么过失，是继承帝位的最佳人选，不应该无缘无故被废。司马睿说服不了王导，只好气狠狠地把诏书摔到地上，打消废太子的念头。然而，被王敦活活气死的司马睿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个他看不上的儿子，在未来将会消灭王敦，为他报仇雪恨。
司马绍与王敦的第一轮交手，是因为司马睿的谥号和庙号。
根据皇家礼制，驾崩的皇帝的谥号和庙号应该为祖或宗——有功称祖，有德称宗。王敦没有出席司马睿的葬礼，只是派来了一个吊唁使者，并委托使者转达了自己的意思，司马睿既没有功也没有德，配不上祖或宗的称号。
宫城当中有王敦的眼线和追随者，但是这只是少数人，对于飞扬跋扈的王敦，大多数人的态度是警惕和敌视。于是，百官集体出面，给远在武昌的王敦发送了一封书信，说司马睿建立了中兴基业，功德兼备，应该进入太庙享受祭祀，谥号元皇帝，庙号中宗；又说这是百官的集体决定，因为急于处理丧事，时间紧迫，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王敦的意见。
仅仅看信件本身，这是百官商议的结果，可是加封谥号和庙号这么重要的事不经由司马绍首肯是不可能的。王敦明白这一切背后的玄机，虽然心里很窝火，但他抓不住的司马绍的把柄，只好同意朝廷的安排。
第一轮交手，司马绍获胜，可他没有因此而掉以轻心，因为他很清楚，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政治上的胜利，王敦绝不会善罢甘休，而自己的任何疏失都有可能成为王敦举兵向阙的借口。登基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收起了从前锋芒外露的棱角，变得低调沉默、谨言慎行，推行以稳健为主的政策，对琅琊王家和其他门阀大族一视同仁，既没有刻意拉拢哪一方，也没有故意打压哪一方。
司马绍越是不动声色，王敦就越焦虑，他知道司马绍不甘心当傀儡，可他不知道沉默的司马绍正在寂静的宫廷里策划什么，就连内应也无法提供准确的情报。建康与武昌相隔千里，如果建康突然有变，武昌方面难免会因为消息滞后而陷入被动。为了加强对建康的控制和防范，司马绍登基两个多月之后，王敦授意内应递交奏折，请朝廷征召他入朝。
拆开信函，看完奏折，年轻的司马绍把它放在案头上，久久不语，脑海中默默计算着批准或者否决这份奏折将会引发的种种可能。奏折的内容其实就是王敦本人的意思，这一点毋庸置疑，以王敦的实力和饕餮无度的权欲，如果征召他入朝，他必定会乾纲独断，自己则必然会沦为形同虚设的虚君；可是，如果否决奏折，不肯善罢甘休的王敦必然会死缠烂打......到底该怎么做呢？司马绍几次提笔，又几次放下，思考很久，他终于以一个坚定沉稳的姿态拿起毛笔，亲自拟定了一份诏书。
几天之后，诏书被送到了武昌——司马绍同意征召王敦入朝，并授予他黄钺（以黄金为饰的斧头）、班剑（雕饰精美的一种木剑），允许他奏事不名（奏事不用通名）、入朝不趋（上朝不必小跑）、剑履上殿（可以佩剑着履上殿）。凡此种种，都是为臣者所能享有的最高待遇。
司马绍展示了“盼望”王敦入朝辅政的“诚意”，王敦来不来，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王敦曾经是个不惜命的豪迈男儿，也有过血管里流淌着烈火的热血时代，可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那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王敦已经死了。如今的王敦，只是一个贪权、恋栈、惜命的权臣。其实，他根本没有入朝辅政的打算，甚至连建康城都不愿踏入一步，因为他认为建康太危险，很容易遭到敌人的暗算，只有留在铠甲如雪、枪戟如林的军营里，他的身心才是舒展的，每一个毛孔才是放松的。几个月前，当他离开石头城，启程返回武昌的时候，一个高参就曾经因为建议他临行前到建康朝见一次司马睿，而触动了他的雷霆之怒，痛斥这个高参缺乏安全意识，不知道为统帅的安全着想。
即使面对的是首鼠两端的司马睿，王敦尚且有所顾忌，不敢贸然入京，何况这一次的对手是城府比司马睿更深、勇气更是司马睿不可同日而语的司马绍！他嗾使内应奏请朝廷征召他入朝，真正的用意，是打算把军营迁移到建康附近，以便于近距离地威慑司马绍。
三月，王敦再一次扬帆入江，自武昌启程，迎着东太平洋的季风，率领浩浩荡荡的舰队顺江而下。随着王敦的日益临近，司马绍的心弦一天天地绷紧了，他批准王敦入朝是因为猜测对手不敢真的入京，可这仅仅是一种猜测，如果事态的发展与预料的相反，那一切就麻烦了。
姑孰（今安徽当涂），位于建康西侧，离建康不到二百里。走到这里，王敦的舰队停下了，他把军府设置在姑孰，命令军队驻扎在姑孰附近的于湖，然后通报朝廷，声称自己病体不适，需要休养，暂时不能入京。为了探听虚实，司马绍派人以犒军为名来到了姑孰，但王敦没有接见使者，理由依然是身体有恙。
王敦不敢来建康，这对于司马绍而言就是一个好消息，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拖延时间、稳住王敦，设法尽快筹备兵力，以防备王敦突然发难。可是，他能利用的军事力量有哪些呢？
首先是门阀大族的私兵。如果能把门阀大族的私兵全部调动起来，未尝不能组建一支强盛的兵力，可是门阀大族目前对王敦只是警惕，而非敌视，除非王敦真有僭越之举，或者侵害到他们的利益，否则他们就不会贸然出手。
其次是首都卫戍部队。王敦第一次叛乱期间，这支军队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击，王敦在事后也对朝廷的征兵权设定了严格的限制。此时距离王敦第一次叛乱才一年多，元气大伤的首都卫戍部队显然很难派上用场。
面前是凶猛狡诈的敌人，背后是袖手旁观的队友，手里是破铜烂铁一般的武器。司马绍苦闷、惶恐、煎熬、恐惧，但是内心的波澜没有流溢到脸上，表面上他依然镇定、不动声色。幸而有温峤和庾亮，他才不至于太孤单。
关于温峤的来历，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介绍一下庾亮的来头。
庾亮，祖籍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县）。庾家祖上门庭寒微，默默无闻，直到东汉末年，随着一个虚心向学的奇才的出现，才改变了庾家无人才的局面。此人原先是个贫寒的守门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声名显赫的大儒的提点，自此苦读儒学，门庭才有起色，庾家以儒学传家也正是由此开始。曹魏时代，庾家先辈进入政坛，但是只是逗留于权力游戏的边缘。魏晋两朝易代之际，庾家抓住改朝换代的机会，依靠几次成功的政治投机，终于进入权力中心。从默默无闻到进入上流社会——如果从汉代开始算起，而不算之前的秦——庾家耗费了将近五百年的时间。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要想打破固定的社会阶层需要多少代人付出多么大的努力。
西晋时代的上层社会盛行玄学老庄，抱守传统儒学而不“与时俱进”就是落伍，以儒学传家的庾家混迹上层社会，自然不能免俗，不过他们并没有抛弃儒学，而是儒玄并重。准确地说，是外玄内儒。八王之乱期间，政治斗争不断，立场稍有失误就难免惨遭杀身灭门之祸，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庾家有意识地离开了权力风暴的漩涡，消极避世，自此宗族飘零，门庭势力大不如前，这一点与选择攀附权贵、趁乱经营家族势力的琅琊王家大为不同。
庾亮的少年时代在北方度过，永嘉初年，也就是他十六七岁的时候，他随同被派到扬州会稽郡为官的父亲渡江南下，来到了风土人情与故乡迥然相异的南方。其后，司马睿与王导南下经营江东，征召庾亮的父亲入职军事部门，有衰落之势的庾家也因此迎来了复兴门楣的机会，但是此时庾家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充其量只能算是二等门阀。
庾家的家风——外玄内儒——在庾亮的性格当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魏晋名士喜欢坐而论道，不拘礼节，放浪形骸。庾亮善于清谈，即使是与精于此道的高手相比也毫不逊色，但他也注重礼节，为人严肃庄重，一举手一投足都合乎圣人的教诲，因为这一点，相识之中有很多人不敢在他面前造次。此外， 庾亮还有一个特点——英俊，不是一般的英俊，是那种连男人都心折的英俊，司马睿与他初次见面的时候，就曾经为他的形象而目眩神迷。所以，综合起来看，庾亮就是一个气质高冷的美男子。
司马绍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与温峤、庾亮建立了很好的私人交情。温峤在江东并没有实力雄厚的门阀背景，庾亮充其量只是二等门阀，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两个人，王敦也不能放心。
为了彻底孤立司马绍，王敦把军府迁移到姑孰不久，就要求温峤到他麾下任职。温峤曾经当众驳斥过他，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到他手下恐怕是凶多吉少，司马绍颇为不满，但暂时只能忍气吞声。温峤当年跟随刘琨在北方抗击胡人的时候，在匈奴人、拓跋鲜卑和段氏鲜卑之间纵横捭阖，出生入死，龙潭虎穴也视若坦途，这么一点儿小风浪又算得了什么？所以，温峤倒是没有那么多的顾虑，郑重拜别司马绍，就启程前往姑孰。
温峤走后不久，司马绍派遣庾亮以商谈国事为由到姑孰拜见王敦。关于此次会面，历史记载很有戏剧色彩：一开始，王敦并没有把庾亮当一回事，可是随着会谈的深入，他居然被对方的形象和气质迷得心旌摇曳，当会谈结束，他忽然发现，不知不觉中，自己居然把席位移到了庾亮身边。庾亮回到建康之后，他紧跟着又上了一道奏文，请司马绍重用庾亮，掌管禁军。这件事看起来匪夷所思，然而以王敦的性格做出这样的事并不为奇，因为他不是老谋深算的阴谋家，而是一个予取予求的骄横狂徒，他做事依靠的往往不是滴水不漏的周密计划，而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王敦要求重用庾亮，有意扶持庾亮的司马绍正好顺水推舟，把禁军交给庾亮掌管。
六月六日（323年），司马绍册封庾亮的妹妹庾文君为皇后，并于当天任命庾亮为中书监——表面上是协助王导处理政务，实际上是分割王导的权力。
新皇要向王家动手了吗？发布人事任命的这一瞬，心照不宣的百官互相交换了狐疑的眼神，站在百官前列的王导和庾亮，也几乎同时敏锐地感受到了身后细微而清晰的骚动。王导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庾亮却有些不安，尤其是一想到王敦那双白多黑少、眼角线条锐利如刀的眼睛，他更是不寒而栗。
册封大典结束之后，百官按照官职高低排成长队，鱼贯出宫。走出宫门，面前就是南北向的七里长的御街，眼角的余光瞥见身边的王导，庾亮分外尴尬，感觉七里长的御街似乎一直走不到尽头。回到家里，他快步进入书房，挠神苦思，写了一封五六百字的奏折。在这封奏折当中，他用了百八十个字简单回顾了一下家世，感谢皇帝对他青睐有加，然后笔锋一转，围绕着受非分之福必有非分之祸的道理展开论述，并结合两汉和西晋的历史，指出了倚重外戚的危害，请司马绍收回成命，不然不但庾家宗族难保，对帝国也为害甚大。
庾亮说了这么多，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庾家不愿意卷入皇族与琅琊王家的权力纷争。司马绍不愉快，却也没有强人所难，但他没料到的是，庾亮的胆子比他想象得还小，没有过几天，庾亮又呈交了一封奏折，声称身体不适，请求暂时离职休养。
温峤走了，庾亮不愿意合作，司马绍这一下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其实，办法还是有的，只是风险太大。
庾亮辞官不久的某天，五十四岁的郗（xi）鉴忽然接到了入宫面圣的诏令。
郗鉴是高平金乡人（今山东金乡），祖上早在汉代就是儒学大师。郗鉴本人对此颇为自豪，即使身处玄学风靡的时代，他依然不改家风。永嘉之乱过后，他率领宗族乡人数千家，以邹山（今峄山）为根据地，与羯人石勒苦苦周旋十几年，直到祖逖去世之后，随着北方抗胡前线的垮塌，他才放弃邹山，率众南下。
江北的各路抗胡势力主要分布在黄河和长江之间，只是名义上属于东晋帝国，事实上都拥有很大的自主权。有赖于他们在江北的奋战，东晋帝国才得以在江南自成一体，可是朝廷并不信任他们，唯恐他们恃功反噬，对他们的防范很严格，流民军以及流民帅不得擅自过江，这是约定俗成的惯例，有一个流民帅就曾经因为不知深浅，贸然过江，以至于惨遭杀身之祸。
郗鉴虽然也是流民帅，但他出身名门，与一般的出身寒微的流民帅不同，有进入政治中心所需的门阀背景。为此，王敦发动第一次叛乱前夕，朝廷曾经有过征调他南下的意图，可是因为司马睿的犹豫不决，此议最终未能施行。当他率众南下的时候，帝国的第一次内战已经结束，站在权力顶峰的王敦正在呼风唤雨，羽翼被剪除的司马睿需要扩充实力以制衡王敦。所以，郗鉴南下途中，司马睿发来诏令，征召他入朝为官，掌管皇家警卫队，然而，司马睿对他并不是完全信任，只是命令他孤身入朝，他的军队则只能驻扎在江北的合肥。
皇家警卫队负责保护皇族的人身安全，一般情况下，掌管皇家警卫队的都是皇帝的亲信。郗鉴此前与司马睿没有太多的接触，知道自己并不具备掌管皇家警卫队的资格，也明白司马睿与王敦关系的复杂，所以抵达帝都之后，他委婉地主动请辞，拒绝接管皇家警卫队，又以身体不适为由，请求静养。
东晋时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转变期，传统的儒学价值体系土崩瓦解，玄学老庄大行其道，高层人士的忠君观念普遍比较淡薄，以儒学传家的郗鉴却始终恪守着古老而不合时宜的忠君观念。对于飞扬跋扈的王敦，他在内心深处是极为敌视的，但朝廷对他半信半疑的态度却让他不敢贸然表态。他是一把剑，一把朴拙而锋利的古剑，要想让他发挥摧毁王敦的威力，就需要一个合适的御剑人，被王敦三拳两脚就打得倒地不起的司马睿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司马绍具备御剑的胆量。司马睿在世期间，曾经派遣司马绍镇守江北的军事重镇，以防备流民军过江，所以司马绍与流民军是有过接触的，这段军旅生涯也为他提供了援引流民军入卫帝都的契机。
司马绍的老师曾经说过，郗鉴是个很有特点的人：对皇室忠诚耿直，却喜欢属下阿谀奉承；重视操守，廉洁奉公，却对钱财斤斤计较；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却讨厌别人做学问。召见郗鉴之前，司马绍做足了准备工作，详细了解了对方的背景、来历以及个人特点，接见郗鉴的过程中也很注意措辞和礼节，并坦承地表达了内心的期许——希望郗鉴回到江北，整合各路流民军，合力消灭欺君犯上的王敦。郗鉴没有犹豫，当场接受了司马绍的委托，随后离开建康，渡江北上，来到了部属所在的合肥，并暗中联络其他流民帅，共商讨逆大计。
夏季快结束的时候，郗鉴出镇合肥的消息传到了姑孰。流民军在江北与胡人奋战多年，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强悍的战斗力绝不是不堪一击的中央军所能比的，如果是和这样的敌人对战，作战难度恐怕一下子就要从容易上升到修罗了......王敦闻讯大惊，火速派人奔赴建康，向司马绍施压，迫使他征调郗鉴回朝，到行政部门担任虚职，并安排兄长王含代替郗鉴统一节制流民军。
江北的流民军鱼龙混杂，势力繁多，从语焉不详的记载来看，郗鉴外镇合肥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但他至少搞清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流民军当中有哪些势力可以为朝廷所用。返回帝都途中，他还做了一件奇怪的事——到姑孰拜访王敦。从人身安全的角度考虑，拜访王敦等于自投虎口，而且，经由姑孰而返回建康也不是最短路线。之所以如此安排，郗鉴的真实目的应该是以身犯险，实地窥探王敦的虚实。
“晋明帝末年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次斗争”，张国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庾亮专权与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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