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吗？”
“死了。”
房间里顿时响起一阵高低起伏的哭喊声。年幼的孩童并不知道死意味着什么，但来自母亲那压抑着的哭泣声却隐约在提醒他，自此以后，生活或许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了。
“阿母，不哭。”幼童乖巧地安慰着母亲，但换来的反而是更多地泪水。
死者是一个年轻男子，名叫刘弘，是大汉帝国州郡之内的一名下层官吏。不过，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正是这个身份让他得以留名后世——他是蜀汉帝国开国皇帝刘备的父亲。
幼童正是刘备。此时的刘备正面临着人生的巨变——父亲早逝。只是年幼的他还无法完全理解当前事情的意义。不过，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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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姓是国姓，涿州涿县的这一支刘氏，据说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胜其人，酒色兼具，妻妾成群，儿子有一百二十余人——数量之多不免让今人汗颜。
刘备的先祖刘贞便是这一百二十分之一。公元前127年，刘贞被封为陆城侯，但十五年后，他便在汉武帝大规模的削藩行动中躺枪，被免去侯爵成了平民百姓。
家道自此中落。直到刘备的祖父刘雄被举为孝廉入仕做官，涿县刘氏才恢复了几分荣光。
举孝廉是汉代最主要也最具特色的选拔官员的方式。
先秦时期，中国实行的是贵族政治。官员的任用通常是子承父业，天子、诸侯、卿大夫，大抵是生来便有其位，这种制度后来被称为世卿世禄制。
但自战国以降，随着人口的增长与文明的发展，宗法血缘关系对政治生活的支配逐渐被动摇，贵族政治日益衰微。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要求有更高级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效率，相应地，对官员的才能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为了富国强兵，开明的贵族们纷纷招揽各式各样的人才，客卿制、养士制一跃成为当时的风尚，以养士著称的战国四公子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知识分子经由贵族们向国君推荐为官，成为新式官僚来源的主要方式。
就这样，子承父业式的世官制度逐渐被废黜，而录用具有特定知识技能的专业人才，则成为日益普遍的选拨官员的方式。由此，便形成了那种专业化的、规范化的科层式官僚行政组织。
不过，战国以来的荐举制度，推举人看重的主要是实用性的知识技能。特别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采用法家思想治国，选拔官员看重的是他处理事务性的才能。
这样的官员后世一般称之为文吏或文法吏，这是中性的称呼。对此鄙视的，则称之为刀笔吏。
汉代统治者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认为不重道德教化是其速亡的重要原因，于是大力提倡以德治国。表现在官员选拔上，便是除了沿用秦以来的文法吏外，也开始重视起个人品行。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上书请皇帝下令，要求郡国推荐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贤人到中央，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元光元年，武帝颁布诏书，命令郡国每年举荐孝子与廉吏各一人。由此，举孝廉成为汉代选拔官员的正式制度，随后更是成为最主要的方式。
刘备的祖父刘雄被州里推举为孝廉后，按例，会进入皇宫之中充当郎官——汉代的郎官就是储备官员，在皇帝周围服侍若干年，以观察和学习如何处理行政事务。期满后，再根据表现安排不同的职务——有的在中央任职，有的则下放到地方。
刘雄属于后一种，他后来担任了东郡范县的县令。
东汉是郡县两级制，东汉的县便是现在的市。根据秦汉的法律规定，人口万户以上的县，一把手称之为令。不足一万户的，则称之为长。所以，刘雄的县令职务，大抵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市的市委书记，属于帝国的中层官员，地位并不低。
刘备的父亲刘弘后来也入仕做了官，不过应该官职不大，这可以从其职位没有被记录在案推知。无论如何，刘家勉强算是一个官宦家庭，生活纵然不算大富大贵，但起码是小康以上的水准。
只是这一切随着刘弘的早逝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刘弘的去世，使得刘家丧失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家里的储蓄很快就消耗一空，刘家骤然陷入贫困的边缘。无奈之下，刘母只得学着编织一些草鞋和草席拿去售卖，以勉强维持生计。
直到这一刻，幼小的刘备才开始明白父亲的死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每天只能吃粗茶淡饭，它意味着衣服只能穿粗衣麻布，它更意味着要忍受别人异样的甚至带些嘲讽的目光。
“这不是我要的生活！”随着年岁的增长，刘备多了一颗充满渴望和改变的心。对于这样的心，你我都不陌生。鄙视它的人，称之为欲望或者野心；赞美它的人，则称之为梦想或追求。
抛开世俗的褒贬不论，这样的心是一切成功者的必备品。其后，正是这样一颗永不安分的心，支撑着刘备渡过他波澜壮阔而又不断遭受挫败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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