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每天的写作时间。
从去年七月下旬到现在,我一直在简书里写作,具体时间,基本是在下午。
几乎每天下午的这段时间,我都会坐在书桌前,关掉手机的网络链接,傻傻地发一会呆,目的是让自己躁动着的一颗心安静下来,接着,放飞头脑,思绪飞扬,然后就有了这次要写作的主题和内容。
有的时候,我会突然中断思绪,想一想我这样坚持写作的意义何在,用俗话说就是,我图得是什么。
那么,我图得是什么呢?要想给个结论,似乎很难。然而仔细地想一会,得出答案也就不那么难了。
原来,我是想活得有意义一些的。这,大概就是我坚持写作的动机和目的吧。
尽管我已处夕阳西下时段,但是我还是想挣扎挣扎一番的。不挣扎又何妨?挣扎又何妨?似乎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突兀在面前。
退休后,我有三个稍微成点规模的朋友圈:一是不同任职单位的朋友圈,绝大多数都已退休;二是五十年前在一起当过几年兵的所谓“战友”朋友圈;三是居住在本县的一部分文学爱好者朋友圈。
第一个朋友圈的人,偶尔相聚,他们如火如茶地打牌,我一人,或戴上耳机听音乐,或不戴耳机看图文,有的时候,我会突然笑出声来,弄得打牌的人莫名其妙,高度怀疑我的神经或精神系统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面对疑惑的眼神,有时候我会说,你们玩你们的,我没事。有的时候,我只是冲那眼神笑一笑,算是彰显一下我的正常。
第二个朋友圈的人,相聚的次数越来越少,人数也越来越少,估计与年龄越来越大有着直接关系。这部分人偶然相聚,与上一次相聚的程序也大差不差,或是扯闲篇,或是没话找话,无外乎身体还可以之类的,接下来,他们打牌,我看手机。饭局开吃以后,话题再次回到上次饭局的话题,说来说去,都是五十年前的内容,不是谁谁谁怎么怎么好,就是谁谁谁怎么怎么不好,唯一不变的是,自己一直好、很好、非常好。至于离开部队到现在的五十年,似乎大家都不愿意触及,就当五十年里,大家都失忆好了。其实在我看来,恰恰是离开部队的这五十年,才是最应该触碰的话题。既然大家都不愿意说,我也就逐渐地失去了兴趣。
第三个朋友圈的人,除了我以外,他们都是作家协会会员,至少也是县或市的作家协会会员。最近这些年,我跟那些作家们,来往的次数,越来越少,几乎绝交。跟他们相聚的时候,套路都跟前两个朋友圈大同小异。饭前打牌,是必须的。饭中喝酒,也是点到为止,意思到了就行。二三十年之前的豪爽和酣畅,早已灰飞烟灭。饭后约酒,下次约谁谁谁,再一起搞几杯,亲戚不走长了就生了,何况文友呢?对此,大家照例又是哈哈一笑——因为都心知肚明,没人会拿酒话当真的。
对三个朋友圈的梳理结果,您会发现,问题不是出自别人,而是出自我自己。最大的障碍是,我不打牌,并且还讨厌别人打牌。大家见一次面不容易,见一次少一次,下一次见面,不知道又要到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一次的见面,会不会是最后一次。
鉴于此,大家相聚在一起的时候,聊聊天,扯扯闲篇,说点彼此感兴趣的话题,沟通沟通一下思想,交流交流一下信息,联络联络一下感情,或者,就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几个臭皮匠,就凑成一个诸葛亮了,远比一个人焦头烂额要好得多。
我想,这个应该才是大家见面的目的所在。然而,可是,每一次的相聚,都远远偏离了这个主题,遇到一起,打一通牌,谁输谁赢,吵吵闹闹,乌烟瘴气,有的时候,竟然还会不欢而散,好不无聊。
至于文友们的相聚,最应该聊的,是讨论和交流有关写作的话题。自从我意识到,这个朋友圈里的作家,最关心的不是写作,而是极力靠近体制内,而是热衷于讨好体制内之后,我对他们产生的排斥感,越来越强。我有时会为他们感到遗憾和可怜——他们对体制内一往情深的时候,他们可曾知道,体制内的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吗?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也许,他们即使知道了,也会假装不知道,继续渴求着那一羹居高临下的施舍,并且为得到那一羹而欢腾雀跃、而感恩涕零。
既然跟大家都玩不到一块儿,那我就另辟蹊径,离群索居,自己一个人玩好了。反正,自己一个人玩,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于是,就有了对写作的坚持。过去是铺开稿纸,拧开钢笔。后来是启动电脑,点开文件夹。现在是打开手机,进入备忘录,根据想好的话题,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内容,写着写着,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就忘了时间的流逝,全部身心都沉浸在一处幻觉之中。唯有在写作的时候,我的内心里,才是喧嚣的,自己也才是最真实的存在着。也唯有如此,我才感觉到,原来自己可以活得这么有意义。
每一次我写到差不多的时候,方才醒悟到,自己应该重新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情境里。于是,停下按字的手,抬起头,转过脸,看看天,看看地,看看天地之间如蚁的人群——他们或忙忙碌碌,他们或游哉悠哉。鉴于此,我又一次踏踏实实地体会到了——写作过程的充实、坚持写作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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