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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氏本非秦人。蒙骜自齐入秦事昭王，为上卿，与其子蒙武在秦扫灭六国的征程中转战南北，扬名沙场，劳苦功高。到第三代蒙恬为秦将时，他帅军攻齐，大破之，完成了秦并天下的最后一击。
但蒙氏的军功并不止于此。后来，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暴师于外十余年，威震匈奴，功名犹在父祖之上。
而蒙氏显贵于秦，不仅因世代为将，其于“文”之一途，亦有杰出人才。蒙恬之弟蒙毅，为始皇帝腹心，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史记·蒙恬列传》虽以蒙恬名之，但蒙毅所占篇幅实不在乃兄之下。此兄弟二人，一文一武。一任外事，一为内谋。内外相维，权倾朝野，诸将相莫敢与之争，贵盛之极。他日，若扶苏为帝，恐怕果如赵高所言，蒙恬出将入相指日可待。
殊不料，始皇帝崩于沙丘，二世得赵高、李斯之谋篡有天下。蒙氏兄弟随即遭到构陷，相继死于狱中。蒙氏三代功业一朝湮灭，其衰之骤，其亡之惨，让人唏嘘不已。
太史公谋篇布局，每每匠心独运。始皇帝一统六合，论军功之多，王翦、王贲父子尚在蒙氏之上，而翦父子不得列传，蒙氏由盛及衰的过程却经《史记》源源本本地传诸后世，此事亦费人思量。也许，在太史公眼里，蒙氏之诛更可见秦朝国运的升降。
秦二世本无意杀蒙氏兄弟。但赵高与蒙毅有私怨，又恐蒙氏复贵而用事，于是日夜毁恶，必陷之于死。子婴劝二世勿杀，他以赵王迁杀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用荆轲之谋而背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等三件事为前车之鉴进谏。举例欠佳，但意思明白。是说为君者若改变常度，会失其国而殃及其身，诛杀大臣谋士，系轻虑浅谋之举，很可能会造成内外离心的恶果。二世不听，终杀之。
蒙恬、蒙毅死前，各有一番辩解，都引经据典，长篇大论。读史至此，尝惑其真伪。按当时情境，二世成命不改，执法吏催迫于前，蒙氏兄弟安得款款道其心曲？这些话，又是如何流布于世的？鉴于太史公作《史记》，素有“优游于虚实，从容于有无”的艺术特点，我们对恬、毅临死之言的真实性不必深究，而应追索其寓意。
蒙氏兄弟的言论中，大量用典都与“罪诛大臣”有关。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秦穆公以“三良”殉葬、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等著名史事被一一列举，同时以成王错罪周公、改悔后成为明君之事作为榜样，与子婴谏秦二世之言前后呼应，反复申说了为君者切忌枉杀大臣的道理。
至此，不妨深思一番“世卿”与秦之兴亡的关系。
商鞅变法，除世卿世禄之制，秦君因之集权而戮力向东。但秦于消灭六国的战争中，得蒙、王等世卿之力甚巨。统一后，始皇帝立郡县而不众建诸侯，皇权因此缺少同姓宗室的藩屏。秦二世继位后又大肆杀戮，使宗室的力量更形削弱。另一方面，鉴于昭王时宣太后、魏冉秉政致王权旁落以及庄襄王后引发的“嫪毐之乱”等前事，秦对外戚干政也特别警惕。秦朝两代君主的皇后，其人其事都史无所载。当宗室、外戚的势力都无法支撑皇权，以三代忠信的蒙氏为代表的世卿们，实为国家柱石。二世不倚其翊戴之力，却无罪而诛，这无异于自毁长城。
人君所当为者，是巧妙地摆布各种政治力量，使其保持平衡，而不是一一翦除之，让自己沦为真正的孤家寡人。于此，秦可谓失其道矣！太史公明察事机，通过蒙氏之诛，借蒙恬、蒙毅与子婴之口，指出了危机降临时，秦失助之由。
不知，当山东群盗蜂起、兵叩函谷之时，恨无良将御敌的秦二世，是否想起过那曾经将三十万众北击戎狄、威震匈奴，后来又死于其手的蒙恬将军？
临终，蒙恬说自己死得不冤，因为筑长城纵横万里，难免掘断地脉。太史公于本传文末，论蒙恬之死也觉其不冤。他说：“我到北方，从直道返回，一路上看见蒙恬为秦修筑的长城亭障，堑山堙谷，连通直道，这一切都建立在百姓的辛苦付出之上。当秦刚刚完成统一时，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痊愈，而蒙恬为名将，不在此时强谏，拯救百姓的危难，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所以其兄弟遇诛，不应该么！又为何要归因于地脉呢？”是为曲笔。第一眼，看似骂蒙恬。第二眼，又觉得是骂秦始皇。第三眼，才知道骂的其实是那穷兵黩武、不惜民力的汉武帝和逢迎他的谀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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