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拱虹霓下的年轻生命
几十年了，那如同虹霓般的由七个硕大半圆形钢筋水泥拱架高高托举起的过水渡槽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我这里说的是青山水轮泵站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家坡渡槽。
青山水轮泵站是我下放的那个当时不足二十万人口的湘西北小县——湖南省临澧县的重点水利建设工程。时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县委县政府决定在流经县域北部的澧水河上修建一座水轮泵站，先将澧水拦腰截断，清除拦河坝下游河床上的卵石泥沙，然后在坚硬的红砂岩上用钢筋混凝土筑起大坝，使得河水形成落差，利用河水自身压力，用水轮泵将澧水提升到将近百米高度的山上，再经过总长度一百三十多公里的干渠、支渠、斗渠、毛渠等密如蛛网的渠道，输送到澧水南部十多个公社丘陵地区的三十多万亩农田，以解多年来“山下河水白白流，山上用水贵如油”的尴尬。
公元一九六九年，这一年注定在我国历史上是个值得记住的年份，那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十三年之后，在党内党外一致的企盼下，终于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从四月一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一共开了二十四天，据后来的报道说，那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且不管以后形势如何，有些东西被否定了，被选定的接班人也折戟沉沙了，但在当时确实是鼓舞人心的。于是，那年秋收过后，县委县政府一声号令，全县各公社立马响应，农民们刚将稻谷收割完毕，还没来得及全部进仓，便自带行李粮食，推着小车，扛着锄头铁锹，汇聚到澧水河畔“安营扎寨”，一时间，澧水两岸红旗招展，劳动号子响彻长空，真个是“千军万马齐上阵，定叫流水随我行”。一个冬天的时间，堵口完成，基坑挖出，大坝的基础就已建起。
那时候，我也在工地上，身份是“上堤民工”，或者用那时候官方时髦的说法，叫“民兵”，其实也就是现在的“农民工”，但说农民工又并不是那么贴切，因为而今的农民工干活是有工钱的，那时我们没有工钱，只有“工分”，且这工分是所在生产队根据你出去的天数记的，每天十分工，至于值不值钱，那就得看那年的收成了，一般来说，十分工能值个两三毛钱就相当不错了，因为有些地方才值几分钱。当然，我还有一重身份，那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说实在话，那时的我和我的一同下放的知青们都争相去到工地，其原因，一是生产队的安排，必须得听，加之是县委县政府的号令，积极响应是必须的；二是到工地上出工，有许多“好处”，首先是不用在生产队里或“寄人篱下”（即在安排的农户家里吃饭睡觉），或自己开火做饭（又要出工又要做饭，“两头忙”），三是在工地上可以拿“正劳力”的满工分，还有就是按上级指示，生产队要发一笔虽然不多但可以用来买烟抽的生活补助（即发的所谓“草鞋钱”），等等。当然，在那里又可以碰到好多一年多时间没有见到的老乡、同学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那时候，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口号的鼓舞下，人们的劳动热情的确是很高的，干劲也是很足的，涌现出了不少诸如推迟婚期、“夫妻上阵”、“父子打擂”等可歌可泣的事迹。我们也不例外，当然其中也不免掺合着“杂念”——好好表现，力争早点被“抽上去”（即被推荐招工招干或当兵）以脱离农村。
从那时起的将近三年时间里，我就一直留在青山工地，先是在“营”里（那时都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搞军事化管理，一个公社的民工组成一个营，全县组成一个师），一面参加劳动，一面带领十几个男孩女孩组成的“文宣队”搞搞文艺宣传以活跃工地气氛，鼓舞民工士气。后来又被抽调到指挥部（师部）的“文宣队”，而在“江家坡”渡槽驻扎，则是第三个年头的事情了。
枢纽工程完工后，指挥部搬迁到江家坡，修建的将是一座规模空前的过水渡槽，她全长一千二百多米，高度四十多米，横跨在两座山间，这里位处武陵山脉末梢太浮山尾端，望西北方向，巍巍武陵山隐约可见，有时云蒸霞蔚，有时则如披着薄纱的美女，煞是迷人；东南方向则是“县坪”——几公里外就是一马平川的县城，县城里不缺水，但南边十来个公社三十多万亩农田的秧苗还苦巴巴地等着这渡槽送水抗旱呢！
工程指挥部就设在流经此地的道水河河滩上，道水是澧水的支流，但水流很小，无法满足两岸农田之需，枯水时节不过是一条窄窄的溪沟，很多地方只需脱下鞋袜卷起裤脚就可涉水而过，只有在发山洪时，她才漫上河滩的沙地，而很快便急速地退去。指挥部就在这里搭了几溜草棚，一办公，二住人，商店医务室仓库食堂之类一应俱全，当然还有广播站（那是缺不了的宣传机器），俨然一个“小社会”。
我们的工作与在大坝时一样，有时候参加一点劳动，更多的时候则是排练与演出，当然，几个“主创人员”还要采访与撰写节目，我当时也忝列“主创人员”，虽说终究没有写出什么作品流传，但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还是很敬业的。有一次刚刚外出采访没走多远，回头看到一股浓烟似乎从我们的驻地升起，“起火啦！”我心头一紧，但我和同行的贵午还是没有跑回去“抢火”，而是继续朝前走，待第二天回来时，房子早成了一堆灰烬，自己仅有的一点私人物品也燃烧殆尽，只剩下随身穿着的短裤与汗背心，哦，忘了说，还有拖鞋，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换一种说法就是“难民”或“灾民”。当然，后来，很快，上级就给我们发了救济物资，蓝布裤子，“白官布”（一种没有经过漂染的原色白布）衬衫，等等，穿上去，整个就是那时仅有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里“高二林”的形象。
我也曾登上渡槽那高高的脚手架体验生活与采访在那里工作的民工，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啊！一根根杉树条从地面往上一层层地接起，横的竖的，用铁丝绞着，铺的是步步登高的阶梯形“跳板”，用的是杉木板或杉木“呵皮”（即杉树条解开后最外面那一层，一面是平的，一面是拱形的木板）；不像现在，建筑工地上四面都有绿色的防护网，脚手架用钢管组成，相当牢固。登上脚手架，放眼四望，周遭美景一览无余，起伏的山峦，茂密的树林，碧绿的田野，涓涓的溪流，视野煞是开阔，真个是叫人心旷神怡，但有一条，若患心脏病或有恐高症，那是万万不可上去的。
虽说风景不错，但每天在这里劳作的人却根本无心欣赏，因为劳动任务是很繁重的，没有升降机之类的机械，要将几十乃至上百斤重的水泥砂浆一步步地踏着简陋的阶梯挑上脚手架，用来浇灌支撑渡槽的那七个大拱以及她下面的支架，每天上工刚开始时还好，到后来累了，每走一步，几乎都是颤颤巍巍，一心只注意着自己的脚下，稳住步子，生怕出点纰漏，哪还有心思欣赏风景？就是这样的劳动环境，我们的民工每天都在忘我的劳作着，这其中甚至还有年轻的女孩子，他（她）们或搭架子，一层层地往上升；或挑水泥，一步步地往上挪……因为是这样的境况，所以，哪怕再小心，也时有工伤事故发生。而现在看来，那时民工的生命是比较不那么“金贵”的。何以见得？举个例子吧：一天，我们正在工地参加劳动，我们干的一般都是比较轻松且危险性很小的事情，比如回收模板与码钉之类，那天正干着，忽然听到一声闷响，就在离我们不远处，我们赶快跑过去，原来是脚手架上的一块跳板松动，有人没注意，从跳板上摔了下来，而摔下来的还是一个女孩子，看样子也就二十出头年纪，黑黝黝的皮肤，头发散乱着，旁边有一顶柳藤安全帽，想必是她戴的，此时的她已经昏迷过去。我们赶快找来一块木头模板，轻手轻脚地将她抬到阴凉处，等待医务人员的来到。医务人员迅速跑步赶来，一阵忙活之后，那女孩子醒了过来，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可我们谁也没想到的是，她醒过来之后的第一个动作是扭头四处观望，似乎很焦急地寻找着什么，片刻之后，她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我的套鞋呢？”而此时我们看到她的眼神是一片茫然……
直到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回想起这一情景，我的泪水都怎么也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也许有很多人不理解，特别是如今的年轻人，“一双套鞋有什么了不得的？”是的，就是一双鞋嘛！可是，他们不知道，在那个金钱缺乏且物资贫乏的年代，很多人都买不起也买不到一双套鞋啊，那套鞋是橡胶制品，当时很紧俏，商店里少有供应，而工地上是作为“劳保”物资分发使用的，不属于任何私人，民工们哪天需要，上工时领，下了工要及时还，若还不上，是要赔偿的。那女孩子从昏迷中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套鞋，说明她的潜意识里，装的就是这些，非常自然，当然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那时人的生命意识的淡薄，生命竟然不如一双套鞋，确实可叹可悲哟！
要说，这女孩子还是比较幸运的，她跌下来时两次被架子上的横木阻挡，没有直接摔到地面，只是刮伤了几处皮肤，臀部着地，上身重量急速压迫引起腰疼，过不多久就好了，没有落下残疾。而另一个我认识的小伙子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也是在一次挑“水泥船”（一种用铁皮做成的如同船型的容器，专门用来装盛与运输建设中所需水泥砂浆的类似于土筐的工具）登脚手架时不小心摔下来的，由于高度比那女孩子摔倒时要高，所以，摔折了一条腿，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待到我离开青山再一次见到他时，已经是三年之后了，那次，我在县里一个小镇上出差，忽听有人在后面叫我，转过头一瞧，原来是他，只见他拄着拐杖，一只腿弯曲着，悬在离地大约十来公分处，他身旁有个女孩，痴痴地望着他，他憨憨地对我说，那女孩是个聋哑人，家就在这个镇上，那天他是经别人介绍来“相亲”的，我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就和他分手了。但后来听说那那桩婚事并没有成功，原因大约也是女方家嫌弃他是个残疾人吧……
若真要比较起来，他们俩人又还是算非常幸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经过“劫难”之后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而还有一些人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们的亲人。
有位伟人曾经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话不错，纵览古今中外，为了事业牺牲的生命何止万万千千？那些为了人们利益牺牲的人，有的留下了姓名，甚至还刻在了纪念碑上，而有的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他们是谁？干过什么？后人无从知晓，但有良心的人们永远都会记住他们！
我这里要说的就是这些！
在我的记忆中，驻扎江家坡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曾目睹或听说了好几位民工的离去，虽然不是亲眼看着他们摔下来的惨状，但我们所做的一件事却叫我将此牢牢地记在心中。事情就是那么巧，那渡槽有七个拱，一年左右的建设时间里，总共恰好有七个人出事故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死去。当第一次事故发生后，人们很是惋惜，还有些心悸，指挥部也很重视，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之前，指挥部安排我们文宣队扎花圈，我们很认真地扎了比较漂亮的花圈，为追悼会增色不少。谁也没有想到，过后不久，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故，那天我们正在外演出，原准备就住在那里的，但却被紧急召回，安排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急急忙忙赶回来，脸也来不及洗，就一头扎进去闷着做，做着做着，忽然其中一位说：“我们这回多做几个吧，免得以后再碰到这种事情搞不赢……”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大家都感到很气愤，纷纷指责他说话不当（你想多死几个人么？）。岂料这话竟一语成谶……
去年十月，我们当年文宣队的队友在阔别四十五年后搞了一次聚会，大家从四面八方回到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大坝），缅怀当年，重叙旧情，但天公不作美，我的关于到江家坡去的提议没能付诸实施，留下了一丝遗憾。今年国庆假日，一个机会路过临澧县，我向开车接我的姨妹夫提了个要求，绕道去一下江家坡。妹夫是县城人，小了我十多岁，他欣然应允，马上驱车前往。到得目的地，我们将车停到位于半坡的“渠道管理所”门前，登八十多级台阶即到了渡槽顶上，只见渠道和渡槽里还有涓涓的细流，站在渡槽上放眼望去，下面，原先我们居住的地方是一片嫩绿碧绿与翠绿，远处的道水河依稀可见，渡槽下面一条火车轨道与之成立体十字交叉，不一会儿，响起了汽笛声，原来是一组列车从远处奔来，很快便穿过渡槽而朝远处奔去……
很想到原先驻扎的地方去看看，但那儿已全是农田，没有公路，汽车去不了，于是，只得沿途寻找角度拍照留影，把那美丽的七个圆弧形拱尽收镜头，把我的思念之情也一并收纳其中。
归途上，我向妹夫说起当年的事，这个当兵出身的汉子感慨地说，政府应当为那些逝去的人建纪念碑才行。我不知道建了没有，也不知道能不能建，无言以对。
人们常曾说“心中的丰碑”一词，于伟人来说，是不错的，但于平常人物，我以为则似乎怎么也轮不上，也许他们的亲人还记得他们，但旁人呢？我之所以还记得这些，是因为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这里出过汗，流过血，献出过宝贵的青春时光，而我之后呢？……
还记得那时，省报曾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的最高规格发表过长篇通讯《青山着意化为桥》，写的就是青山工程，题头照片则是那七拱彩虹般的渡槽，是湖南日报资深摄影记者唐大柏先生的作品 。我想，这也许可以作为对他们以及我们这些所有在这里献出过青春与热血乃至生命的年轻人的些许慰藉吧！
七拱虹霓下的年轻生命
2018年10月15日草就
11月10日（下放五十周年纪念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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