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年，我们结伴光腚去偷瓜

        10岁那年，正是狗都讨厌的年龄。许多恶作剧就是我那时候煽动着搞起来的。

        1976年秋天，我住在洪泽湖畔一个叫做东圩大队的农村。这个村的南面，是烟波浩渺的洪泽湖，点点白帆不时从湖里荡过；岸边，是一眼望不到边洁白的芦苇；再往后，是大片大片的田野，金黄色的水稻在秋风里翻腾，如同金色的海洋；玉米已经成熟，硕大的玉米棒子在杆上招摇，很像熟妇丰满的乳房；棉花咧着嘴儿在秋风里欢笑；田埂边的野草已经泛黄，蒲公英打着灯笼在秋风里飘荡；天上，洁白的云朵在蓝天下飞奔，秋雁变幻着队形在长空下翱翔。这样美丽的景色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却难以阻挡我们的饥饿，幼小的我们作为祖国的花朵和未来的栋梁，绝不可能一边欣赏美丽的秋色，一边饿着肚皮。

        那个时候，土地还没有分到户，人均两分多地的农民在人多劳少的状态下，无不为一天三顿饭犯愁，大家一边唱着人民公社就是好，一边绞尽脑汁想着如何才能搞到充饥的食物。

        我父亲是个异常忠厚的老实人，直白点就是个典型的书呆子。他从小就没在农村生活，根本不知道庄稼是如何播种，如何生长，又是如何收割的。举个简单的例子，1969年刚从城里下放到生产队。成产队长安排我父亲去锄玉米。我父亲扛着锄头下地，到了玉米地就开始认真地干了起来。过了不久，生产队长老婆发现了情况，忍不住大呼小叫起来：“大爷你怎么把玉米苗儿都锄掉了？”父亲回头望了望身后被锄掉了的玉米苗，迷茫地问：“不对吗？你们不是让我锄玉米么？不锄玉米锄什么？”生产队长老婆又好气又好笑：“锄玉米不是让你锄玉米苗儿，是让你把多余的玉米苗儿和野草锄掉，你却把玉米苗儿锄掉，而把野草留下了，难道以后我们吃野草不成？”成产队长老婆屁股一扭就去打小报告去了。生产队长很快便赶了过来，对我父亲说：“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就当个记工员吧。”从此，我父亲就因祸得福，干起了既轻松又清闲的记工员。

        面对即将收获的庄稼，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秋收过后，收获的庄稼都要统一上交到粮管所，然后再按人头下拨少得可怜的粮食下来，这些粮食根本填不饱肚皮。每个人因为营养不良，个个脸色都是灰暗枯黄。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我发现生产队长有问题，这还是由流传的一首民谣引起的。民谣其中的一句是：“队长队长队队长，身上票子哗哗响”。我发现全生产队没有一家做饭能闻到油腥味，但生产队长家却能三天两头吃香喝辣的。有几回我看见好几个邻居端着饭碗在他家的下风口大口吞咽，那风里正飘荡着红烧肉的味道。

        我决定采取行动。经过一个阶段观察，我发现生产队长家有一块瓜地，上面种着西瓜和香瓜。那西瓜个大瓤红，那香瓜甜脆诱人，既可充饥又能解馋。如果组织一帮兄弟姐妹，在不花钱、又不让别人知道的情况下，弄到自己的肚子里，岂不快哉？经过几番地形环境观察之后，我便发起成立了“偷瓜游击队”，并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进行突然袭击。

        按照计划，我们一女四男五个小孩，女孩负责望风，并为我们看着脱下来的衣服；四个男孩脱光衣服后泅水过河，然后爬进瓜地，逮着啥瓜偷啥瓜，能偷多少偷多少。在实施过程中，一个比我大两岁的男孩不小心放了个响屁，被看瓜的生产队长的老妈发现，我们只好带着少量的瓜迅速撤退。四个男孩光着腚跳进河里，奋力游向看衣服的女孩。那河水并不深，但里面满是莲藕，莲藕茎上的针刺毫不留情地在我们细嫩的皮肤上划过，我们在老奶奶的厉声吆喝中狼狈逃窜，根本感觉不到疼痛。更为可恶的是，就在我们快要上岸的时候，胆小的女孩怕被老奶奶抓住，竟然抱着我们的衣服跑得不见踪影。

        我们四个男孩带着累累伤痕躲在月亮地里品尝偷来的瓜时，被随后赶来的老奶奶和我们的家长捉了个现行，结果我们自然又被家长揍了个半死。

        这是我长这么大唯一一次偷人家的东西。尽管后果不太严重，但偷瓜的阴影始终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时刻提醒着我，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一定不能有糊涂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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