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三岁看八十。但凡天才，自小就会露出一些端倪。苏轼七岁开始读书，十岁已能拿笔做文章。往往语出惊人，令长辈名宿们刮目相看。小小年纪，已然气度不凡。
苏轼性格与是非观念的养成，与其母程夫人有密切的关系。苏轼师从道士张易简读书三年后，其父苏洵离家应试，改由母亲程夫人亲自教他读书。程夫人重视历史教育，常以古往今来人事成败的关键问题考问儿子。苏轼反应敏锐，也都能回答得非常清楚扼要。
程夫人教儿子读《后汉书•范滂传》时，慨然叹息。
范滂，东汉名士，“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举孝廉，受封清诏使。自入州境，一力纠弹吏治，铁面无私，甚至使贪官污吏，望风解印而逃。
范滂生活于东汉中后期宦官专权的时代。像他这种刚正不阿、忠贞耿直的官员，注定难逃厄运。范滂卷入“党锢之祸”，几度下狱。当时奉命缉捕他的官员，不忍去抓这样一位正人君子，在传舍里抱着诏书痛哭。范滂听说此事，便亲往县府投案。县令大惊，有意弃官与他一同亡命，而范滂不从。
范母赶来诀别，得知儿子已存死志，说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话：“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而下场如此。”
——我想让你做个恶人，但恶人不能做；想让你做个好人，我一生从不作恶，却落得如此下场。
这是浑浊世道中，有志之士共同的悲哀。
苏轼读完《范滂传》，陡然问母亲道：“儿若要做范滂，你许我吗？”
“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程夫人凛然答他。
苏轼所处的时代，还不能说是“浊世”。但是遇上了王安石变法，既有利国利民的开创之举，又因急于求成造成了实际效果的偏差。以苏轼率真的性格，变法时斥其弊端，为新党所忌讳；后来又看不惯旧党尽废新法，为旧党所不容。乌台诗案，差点赔上性命。以至于像他这样的天下名士、全才，半生都在被排斥贬谪。
李一冰先生这样评价苏轼：
令人慨叹不尽的，是苏轼少年读《范滂传》时，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正直而勇敢的天才，立志要做一个为真理而不惜以死相争的巨人；到了历尽坎坷，才发现生命里仍是空无一物。当初，他用一片如火的热情来拥抱人生，不料四十年漫长的历程，却尽是错落的噩梦。
苏轼十三岁时，祖父苏序逝世，苏洵奔丧回到眉县。两个儿子正式就学于苏洵。苏洵为他们取名为“苏轼”、“苏辙”，并作有《名二子说》，说明取名缘由。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车轮、车辐条、车顶盖、车厢四周横木，都对车上有其职责，唯独作为扶手的横木，却好像是没有用处的。即使这样，如果去掉横木，那么我看不出那是一辆完整的车了。轼儿啊，我担心的是你不会隐藏自己的锋芒。
天下的车没有不顺着辙走的，但谈到车的功劳，车轮印从来都不参与其中。即使这样，车毁马亡，也不会责难到车轮印上。这车轮印，是能够处在祸福之间的。辙儿啊，我知道你是能让我放心的。
苏洵言下之意，“轼”过于张扬显露，虽然少它不可，但要注意“外饰”，切忌自以为是，锋芒毕露。苏轼后来的种种不顺，大部分原因，可能要归咎于性格。而苏辙的性格则相对内敛敦厚，仕途远比兄长顺利。
不过，苏轼若能收敛锋芒，改掉那“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便不是苏轼了。“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我儿余且鲁，无灾无病到公卿。”晚年这首《洗儿诗》，多少有点自嘲自省的味道。
所谓“人如其名”，苏洵为两个儿子取的名字，实际上暗合了他们各自的人生际遇。
网友评论